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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悠哉悠哉地说着话，康德认真听着，现在皇帝是打算把工部削弱，这几年最火热的业务，就是修桥铺路港口码头，可以说膨胀到不行。早年皇帝精力旺盛的时候，工部的顶头上司，是尚书右仆射、尚书右丞，调教工部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训狗一样的训。
只是现在精力不济，哪怕老婆出来办事，长孙皇后对于各部门的把控，不可能像李皇帝这样精细入微。很多时候，长孙皇后主要是靠“诱之以利”。
威权上，是很明显在削弱的，底下重臣固然也会惧怕，但更多时候，就是哄着捧着，念叨两声“女中尧舜”，估摸着能吹到李皇帝撒手人寰的那一天。
等哄得女圣陛下忘乎所以了，瞎糊弄就是正常操作。
裴寂也想这么干过，他凭得是跟李渊的关系，可惜被李世民一巴掌呼过去，直接呼死在羌人的地盘中。
“有弘文阁诸公在，想来朝中诸事也会顺当。”
“但愿吧。”
听了康德的话，李世民随口应了一声，改制之后，宰相名存实亡。好处显而易见，集权在手。
坏处也很头疼，因为六部更加直接地和君王沟通，随着君王的统治手腕松懈，六部权力自然而然地膨胀。
加上还有武汉这个奇葩在，中低层还有去处，也就让那些少了敬畏的官吏们，颇有点“肆无忌惮”的意思。
肢解工部，不过是各取所需，正好撞在了枪口上。
李世民也不是没有想过，是不是薛大鼎“投其所好”，这才选择这样干，带着河北道的老部下们，和内官们一起升官发财。
不过想也是白想，皇帝只看结果，过程如何，不重要；初心本心如何，也不重要。
论迹不论心嘛。
帝国的长治久安，注定是空中楼阁，这一点，李世民心知肚明，不论何种尝试，都不过是为了“减缓”帝国覆灭那一天的到来。
只不过，某条江南土狗却告诉他，你越是想着去“减缓”，最终的结果，都是加速那一天的到来。
想想都气，可气也没用。
“张德已经到了汝州？”
“在郏城县，郏城县令源宝乃是前长安令源坤罡之侄，也算是有旧。”
“他倒是走到哪里，哪里便要热闹。”
“皇唐祥瑞，散财童子嘛。”
“嗯？哈哈哈哈……”
李世民听了康德的揶揄，击掌笑道，“你这张嘴，倒是会说。”
康德只是跟着乐，却没有继续说。
对张德，李世民现在相当的淡然，怨恨可能还有一点，但并没有以前那么强烈。毕竟说到底，人性上的事情，跟张德本身是无关的。
武汉上下就算都是“反贼”，这些个“反贼”，难不成都是张德教出来的？要不是内心有点小九九小想法，又怎么可能“从贼”？
更何况，要是没有张德这个“怪物”“奇葩”又或者康德所说的“皇唐祥瑞”，李世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居然能把清河崔氏踩在脚下，然后清理了个干干净净。不但获得数十万人口，还有几百万亩地耕地。
北朝历朝历代没做到的事情，他短短十数年，居然就做到了。
想当初，李世民想要光明正大地搞一个崔氏女，居然还被“羞辱”……这个仇，原本想要报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少说也要三五十年的经营。
他和张德，至少这么十多年下来，都是合作愉快。
中原世家豪门，能跟“五姓七望”一起坐而论道的，还有七八十家。皇帝一个人杀起来，哪有那么容易轻松。
有了张德带着一帮“穷兄弟”，这就压力骤减。
武汉现在大搞基建大搞教育大搞经济，都是在加速灭亡“经学传世”又或者“耕读传家”的老大世族。
或许这些个老大世族，会以新的面貌出现，但至少现在，眼不见心不烦，死了活该。
“京中鼓噪汝州经济的，可是扬州人？”
“凉州儒林郎，江北李狂人。正是李奉诫带着弟子学生在鼓吹，如今汝州四面州县都有连夜奔赴郏城县的。只为参加那个甚么座谈会。”
“传召李奉诫，之前赏他个官当当，他都不情愿，这次‘征辟’，给个大官……这样，先让马周过来，让弘文阁先提出来。”
“是，奴婢这就去办。”
做官这个事情，李奉诫并不感兴趣，他年少时期，就已经督办过“宣纸”一事，资历上绝对没问题。
即便是在扬州厮混，身上也带着散官品阶，死了州刺史也得出面吊唁的“朝请郎”，更别说他老子李大亮还没死呢，假假的也是勋贵子弟。
东宫虽然残废，但李奉诫早先还挂过“太子亲卫”一职，只是东宫制度属于典型的名存实亡，连杜正伦、杜正仪都是外放，东宫官吏名义上的老大，还是弘文阁大学士马周……
所以论资历的话，别看李奉诫是个散人、狂人，实际上体制里的身份，半点没有少多少。
就算不是中旨“征辟”，李奉诫走流程也能“升官”。
只不过，李董显然另有打算，准备给李奉诫加点“荣宠”，特殊时期，自然是有特殊需要。
在李董看来，汝州如火如荼的“招商引资”，还可以更加火一把，火热到再浇上一盆热油，也就差不多可以把工部最肥美的部门烧熟，然后端出来细细品尝。
第二十九章 闯关
有人想要把路桥工程这一块肥肉从工部切割出去，实属正常，别说薛大鼎还在主持河北道的工作，就算他不主持，离开了河北道，原先的门生故吏，也不愿意这块肥肉落在外人手中。
虽说比不上武汉，但河北道的路桥工程，经费也是相当的惊人。
以高标畜力板轨为例，天津港码头至鲍丘水这一段，两个长亭的距离，总造价就高达五万贯。如果按照“汉安线”的标准，以河北道的技术积累，两个长亭的里程成本，最少也是四十万贯，而且超支是大概率事件。
整个河北道，围绕着各条运河、干渠、大河、港口、码头、煤矿……林林总总的畜力板轨总里程，也有三四百里。
前后总投入早就超过了一百万贯，这何止是一块肥肉，都够下一任皇帝把全国各大行宫都翻修一遍还有富余，说不定还能多修个卖相不错的坟头。
那么河北道又何止是畜力板轨这种类型的新式道路？
几个大城市、煤钢基地的生活道路，都是大量使用石材、水泥等等材料，造价同样不菲，再加上港口码头、城市建设本身的开支，以及船坞修建、设施保养等等支出，整个河北道，盯着营造这一块，就是几百万贯的利益。
面对如此之大的利益，就算薛大鼎高风亮节，说老夫不要，老夫要去中央上班。他的徒子徒孙们，也会眼巴巴地希望薛书记能够去中央继续照顾他们……
要是薛大鼎不这么干，很有可能跟自己的门生故吏成仇家，说不定跟自家的子侄也会成为仇家。
财帛动人心，更何况这已经不是财帛，这是金山银海。
在这几百万贯的现有利益之上，还有河北道出口、转口贸易带来的丰沛利润。其中既有从东北进行顶点屯垦带来的毛皮市场收益，还有出口朝鲜道、“扶桑地”的超高利差。
以兵部采买为例，一支飞凫箭，在洛阳的价钱和在“扶桑地”的价钱，按照将作监的正统标准，价格相差二十倍。
所以兵部也有就近原则，朝鲜道本身并没有能力生产飞凫箭，最近的地方，就是河北道，尤其是辽西，尤其是石城钢铁厂。
石城钢铁厂本身就有专用码头，石城钢铁厂的专用码头出发，走近海最成熟的路线，两天就能稳稳当当抵达朝鲜道最南端，也就是鲸海北岸。
然后再用半天时间，就可以抵达“扶桑地”。
兵贵神速，后勤补给同样如此，那么即便砍一半价钱，石城钢铁厂就算赚不到兵部的钱，但十倍利差，分个两三成加工费辛苦费，也依旧是暴利。
凭薛大鼎的关系，从兵部那里搞点订单，根本不算个事情。再说了，朝鲜道还有牛进达，根本不需要薛大鼎开口。
可以这么说，曾经作为边陲残破之地的河北道，因为种种原因，伴随着沧州、辽西的崛起，其丰厚的回报率，自然而然地增长了一部分官商集团。
别的都不看，只看河北道十年总田亩增长数量，灌溉渠总增长里程，总在籍户口增长数，就知道河北道正进入一种爆发期。
沧州一地，王中的为沧州刺史的一个重要筹码，就是他一个县增加的小麦、棉花种植面积，超过了二十万亩。
通常情况下，一个县增加两三万亩，就已经是相当的夸张。
增加二十万亩地，很多时候都是玄学，水分很大。但王中的治下绝非玄学，朝廷新增的棉赋，就是从王中的治下起始，是试点单位。民部、吏部、内府是组团过来验收的，并且还有都水监、工部去验收了王中的治下的灌溉渠分布。
横平竖直通河下海，可以说相当的科学，既能发挥农业灌溉的作用，也能承担一定的抗洪排涝的功效。
甚至王中的那极为夸张的业绩，还导致了沧州的两个盐场不得不往东推进，因为在盐场附近，王中的还开辟了六千多亩地的碱蒿子种植区。
沧州本地的面食，并不依赖进口碱面。
一个北地雄州的带动作用，加上大量基建投入，这种庞大的利益纠缠，自然会吸引大量巨头盯着。
想要染指河北道几个油水衙门的大佬并不在少数，原幽州都督府都督李客师就是其中之一，只是被薛大鼎顶了回去，使得薛大鼎这一系的人马，更加抱团。
于是乎，哪怕薛大鼎不情愿，也不得不在内部需要外部压力之下，寻找着盟友。
最好的盟友，当然是张德，可惜武汉的水救不了河北的火。
薛大鼎思来想去，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什么盟友都不如皇帝老子这个盟友来得硬！
当然薛书记是实诚人，河北的“困难”，不能直接跟领导抱怨，这样不但显得自己无能，还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于是乎，别人不敢勾引阴阳人死太监，他薛书记就敢。
为什么？
纯臣啊。
纯臣干啥都不会被误解，如果被误解，一定是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更何况当年薛大鼎还是陪李皇帝一起在鸭绿水看过潮起潮落的，就差一起在平壤宫睡，君臣情谊相当深厚，经得起考验。
阴阳人死太监们一开始上贼船的时候，其实是拒绝的，不能你薛书记说上贼船就上贼船，这样显得很假。阴阳人死太监们表示得先试一试，贼船上了之后感觉很舒服，那么这条贼船，就可以大家一起上……
杂家上贼船很愉悦，你们上贼船，跟杂家一样，都很愉悦！
内侍们寻找出路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皇帝老子明显精力衰退，什么时候改朝换代也不知道。
一朝天子一朝臣，内侍们如果不是新君的心腹，基本都要退居二线。这时候，就算再怎么忠心耿耿，那也得为将来全新的“忠心耿耿”作打算。
外放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因欧文、欧武兄弟的缘故，“太监”外放虽然没有成为常态，却成为了指路明灯。
尤其是各大矿区，比如丰州银矿，就专门设有矿监，早先是内侍充当的监丞。如今却是丰州银矿镇守太监。
太监不值钱，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相较矿区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