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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道:“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洪承畴道:“首先一点,在商家军所用的火器中,火铳的使用比火炮要多,几乎人手一杆,就是在短兵相接时,也是在火铳上插一把短剑,当作长枪来用。而且商家军使用的火铳,似乎要比其他的火铳打得更远,使用火铳的方式也更纯熟,射速也便快,因此自然也更厉害一些。这几点和其他明军都大不相同。或许原因就在这里。”
多尔衮也点了点头,道:“洪卿所说极是,但仅此几点,我大清也能做到,别的明军也能做到,并不能就能说明商家军就会如此厉害的原因。”
洪承畴道:“这些只是微臣仅从李章京的讲说中推断而出,但俱体如何,也不得而知,因为我们对商毅的了触还是太少了,还需要详细打听,另外还要请饶余贝勒来北京一起参详,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因此在暂时,我们不要在山东继续用兵了。”
多尔衮怔了一怔,有些愕然,道:“不对山东用兵了吗?”
洪承畴点头道:“不错,睿亲王明鉴,如今我们大清的兵力不足,而如今俯首要之敌仍是李闯,并非是商家军。”
多尔衮又想了想,道:“洪卿,为什么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李自成,而不是商毅呢?依我看这商毅可要比李自成厉害得多啊!”
洪承畴笑道:“睿亲王,敌之主次,并非原以强弱而定,商家军虽然悍勇,但依臣看来,兵力有限,前次杀死了王鳌永,攻占济南之后,便止步不前,和讬和李率泰领兵到了山东之后,就主动放弃了济南,而在青州打败了和讬、李率泰之后,也没有继续进攻济南,可见其只能固守青、莱、登三府之地,无力再扩张了。”
多尔衮点了点头,道:“有道理。”
洪承畴又道:“而商家军再悍勇,也是明朝的军队,就要受制于南京朝廷,若是不能力敌,亦可智取。而且巨己听说南京己派出北使团北上,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只要我们固守济南,不主动去攻青州,商家军也不会轻启战端。故此商家军虽强,但却并非我大清目前的首要之敌。”
多尓衮听了,也连连点头,道:“还是洪卿的见解,高人一筹。”
洪承畴接着道:“而李自成就不同了,此人流寇出身,向来无拘无束,也无人能管,而且善能四处流窜,行踪无定,虽然流寇不及商家军悍勇,但一打就散,散后而复聚,依然为乱,然而其行无定向、居无定所,所到之处,劫掠一番之后,更立刻离去,因此往往以十倍之兵相困,亦难捉拿,而且就算是被打得全军覆没,只要有一口气在,立刻又能立刻聚集一帮人马,与我大清作对。何况现在李自成手下,尚有数十万人马,一但分散做乱,必来防不胜防,因此必须趁着现在李自成新败,一鼓作气,将其彻底消灭干净,永绝后患。”
顿了一顿,洪承畴又道:“就算不能把李自成彻底消灭干净,也要把他赶过长江,让他在南明去闹,不要搅挠我大清的地方。而等李自成把南明搅了个天翻地覆之后,我大清正好可以出兵南下,收取江南之地。”
因为洪承畴在明朝就是剿平流寇起家的,和李自成打交道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对农民军的习惯特点也是了如指掌,因此说到李自成头上,也是头头是道。
多尔衮听完洪承畴的这一番说之后,也沉思了良久,终于点了点头,道:“还是洪卿说的是。”同时心里也不由对皇太极生出敬佩之意,因为当初皇太极为了招降洪承畴,可谓是使尽了手段,甚至不惜让最心爱的庄妃出面劝降,使了一把美人计,当时也让人大感不解。而皇太极的解释是,有了洪承畴之后,清军再攻明朝,就等于有了引路之人,可以事半功倍矣。
当时多尔衮还不明白,现在才算是懂了,皇太极所说的引路,并不是指道路,而是指洪承畴了解明朝内部的情况、特点、习惯等等。就像刚才那一番话,如果不是一个熟悉明朝的人,根本就说不出来的。同时多尔衮还想起来,在何巴泰回到盛京之后,皇太极好像还派遣专人,收集过商毅的资料,难到他早就预料到了今天的事情吗?想刦这里,多尔衮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这才发现,自己确实是比皇太极差得太多了。
第三卷 离乱篇 第六十六章 新法令(上)
清朝在为商毅头疼的时候,商毅确在浙江大张旗鼓的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法令。
首先一条,就是清丈土地,重新造鱼鳞册。
清丈土地一直都在商毅的计划之中,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开始进行了,只不过当时只是在杭州府进行,而现在商毅己经坐稳了浙江巡抚的位置,又挟持着大胜清军的战功,因此也在浙江省全省境内,开始全面的清丈土地。
这条法令一发布之后,立刻引起了一片怨声载道,由其是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宦富豪人家,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其实历来朝廷要清丈土地的时候,都会遭到许多人,由其是官僚集团的反对,原因到没有别的,因为官僚集团,往往都是倾占土地的主要成员。清丈土地损害的就是他们的现实利益。因此主张清丈土地的官员,往往都会成为众矢之的,甚致不得善终。
但商家军却没有这个负担,一来是商毅在全军的威信极高,只要是他做出的正式决定,基本上没有人敢反对。而在另一方面,商家军进驻浙江的时间并不长,军队里的骨干成员还来不及在浙江购田置地,因此清丈土地也不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相反核实土地的数目,作为收税的依据,也有利于増加商家军的收入,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当然谁都希望商家军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而唯一一个既属于商家军成员,又拥有大量土地的家族就是老林家,但林之洋心里十分清楚商毅的目地,亲身回家劝父亲,主动交付自己家里的土地实数。
这个时候林正朔也终于显示出一个老商人清醒的判断力,知道和商毅对抗是没有用的,因此也主动将家里所有的土地数量都上报了。并把倾占,投靠的土地也全都退还出来。何况林家的土地并不多,一共也只有一万多亩,只能算一个中上等地主,就算全交出来,损失也不大,相反还能借此修复和啇毅的关系。
林家这一带头,其他反对的人也都无计可施,现在浙江的一亩三分地都是商毅说了算,就是朝廷也要让商毅几分,因此也只能认命。
虽然也有几个死撑不放的官宦人家,还以为自己家里有点势力,因此拒绝配合清查土地的工作人员,还有人抠打工作人员。而这一次商毅可也不客气,不配合的立刻全家查封,打人的一率关押,扔到矿场去作苦力。杀了几只鸡之后,群猴们果然就都害怕了,都老老实实的配合起来。
其实商毅并不是要抢占土地,而是查清土地数量,做为收税依据,多产多收、少产少收,使收税分布尽量公平合理。对一些实在分不清产权归属的土地,就由商家军出钱购买。而查实的多余土地,也都分给无田的百姓,同时商家军还出资购买了一批土地,使每一个农户基本都能分到二十亩土地,能够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但分配到土地的农户将分期十年偿还。
当然清丈土地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也不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的,商毅也没有多的时间来管,而是由商家军刚成立的土地司来俱体付责,并且让李岩重点关注。同时又让监查司严密监查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是否有营私舞弊的行为。
不过商家军目前在浙江省还是实行三年免税的政策,因此虽然大户都反对清丈土地,但所有的农户却是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因此也都衷心的拥护这项法令。
第二条就是商业税。
其实明朝的实际商业税并不高,明初所定三十而取一的税率,一直沿用到明末都没有变。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各地都设有自己的税关,名目繁多、税卡林立,几乎达到雁过拔毛的地步。因此一般的商人,根本经不起这样重重征税,只能找官员依附,形成了官商结合的局面,但有了官员在背后撑腰之后,商人连正常的税收都敢于拒交,结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商毅首先禁止浙江省内各地私设税卡,进入浙江省的商品只用交纳一次入浙税,就可以在全省内通行无阻,但无论商人有什么背景,入浙税都必须要交,绝不能减免。而出浙的商品也是同样,同时也对商品进行了细分,使各种类型的商品,都有自己的收税标准,也减免了许多在俱体实施中的可超作的行为。
这一项自然也引起了浙江大部份商家的反对,因为他们都是在官府背景,根本不怕各地的税卡。但商毅的态度也十分坚定,要么接受,要么就别在浙江做生意,反正在浙江实实在在做生意的商人也有不少,没有他们还可以少许多麻烦。而在商毅的强硬态度下,绝大多数商人也只能选择屈服。
不过商业税的内容还不仅仅是如此,还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民间资本办厂,投资实业。
在中国古代,商人几乎都是和生产分离的。商品的生产基本都是由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来完成,而商人的作用就以低价从手工业者那里买来产品,然后转运到其他地方以高价出售。因此中国的绝大多数商人都属于流通型商人。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去想怎样提高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商人所做的就是拼命压低收购产品的价格,而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因为力单势薄,不可能和商人抗争,也只能甘受商人的压窄和剥削。结果就造成中国的社会生产始终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而无法将手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形大规模的社会化手工业生产,也就是资本主义荫芽发展。因此中国的商业行为始终都无法达到摧毁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一个新阶段的作用。
当然在另一方面,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化手工业生产就意味着大工厂大企业的出现,这也就是历代的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聚众”情况,因此聚集大批工匠一起工作的情景,一般都只能在官办,或者是有官府背景的生产作坊里出现。在另一时空里的清朝,甚至规定三十人以上的聚会都要通报官府,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完成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的革命。
同时由于流通型商人没有自己的产业,因此也缺少大局的是非观念,造成他们有奶就是娘的观念,不惜把中国的物资到买给敌对的势力,以赚取厚利,而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们最先投靠外敌,这个时代的所谓山西八大皇商,还有后世的一批买办商人都是典型的代表。
商毅当然希望能够尽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也做过不少偿试,他在杭州就开了不少大规模的手工工厂。但尽靠商毅一个人来做是不够的,而且他开的工厂也同样带有很重的官府背景色彩,对推动资本发展也有现,必须把民间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才行。
因此商毅在制定的商业税中,把对生产作坊或工厂实行减税,做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定。将生产作坊或工厂分为五个等级规模,做为减税的标准。生产作坊或工厂的等级规模越大,减税的比例也就越大,最大的生产作坊,允许达到两千人以上,而减税率也达到了四成。
主要的目地就在于希望利用税收的调整,来限制流通型的商人,而鼓励他们转型成为生产型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