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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锭也不多说，学汉人的样子拱了拱手，打马自去了。
他故意不提金莲的事，也是害怕张瀚会提起，那汉女长的白白胖胖，脸似银盘，银锭一见就惊为天人，犹其一双小脚，更是叫银锭把玩不已。
草原上当然也有些汉女，有自己跑来的，也有拐卖来的，当然当年和明国打仗时抢的最多，这些妇人几乎全是下层百姓家的，多是粗手大脚，似金莲这般情趣的那是绝无仅有。
银锭知道汉人互赠姬妾是常有的事，但现在和张瀚的合作才开始，交情不深，他不大好意思提起，况且银锭认为金莲这般绝色的，张瀚定然是爱如珍宝，这一次合作，张瀚居然将这般宠妾送给自己做人质，可想而知诚意也是十足。
……
银锭走后，各人再押车返回，这一阵子运粮，附近的几个店的车马都调了回来，加上主店这里留用的，临时又租了几十挂，这才勉强够用。
各人的兴头都很高，只有张瀚紧皱眉头……他在想以后搞粮食的事情。
后人一听说运粮几十石，几百石，都浑然不当回事，殊不知道，从陕西关中运粮到陕北，在明初到明朝中期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从某县有运粮五千石到延绥镇的任务，这五千石就是六十万斤，需要骡马和人力极多，路上还需有大量耗费，官道破烂，还有很多山道，小道，河流截断道路的情形，以后世几辆大货车就轻松做了的事，在这个时代却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现在的问题是粮价上涨，这个不怕，将来草原上需求量大，怎么涨也不害怕。
张瀚现在的生意立足点其实就是在运输上，帐局也是建立在银钱和货物的互相流通之上，如果运输上头更进一步，拥有逆天般强悍的运输物流业，那么在山西河北陕西各地的粮食如流水般运动起来，不仅和裕升不会有缺粮的危机，就算将来有那种人相食的大灾出现时，如果能及时调粮到各处，其实也不会有大股的流民演化为流寇，最终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
但张瀚不会这么做，前者是自己的事，后者是朝廷的事。
穿越到明朝越久，他就感觉这个王朝有病，不仅有病，而且还病的不轻。
赋税，户籍，商籍，市籍，贸易的管理，官员和地方管理，律法，一条鞭法，胥吏，卫所官兵，每一处都在生病，病因不明，病理却是十分明显。
再到上层，官员们只顾和皇帝扯皮，互相狗斗，皇帝赌气不理政，张瀚看过邸抄，万历四十五年到四十六年，首辅方从哲连续多次上疏，请赈灾，补充朝官等诸多紧要之事，万历皆不报，压根不理。
很多后人说万历不理政照样掌握国政，大明民间还在良性发展，那就是完全的胡扯。
南方北方情形不同，南方因贸易的发展带来的农工商的发展不能完全代表北方，万历的怠政给北方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小冰期的影响下北方更需要朝廷协调救灾，更需要官员们修水利，需要减免赋税，需要修路，需要调集粮食区的粮食补充灾区，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往恶性的一面发展，一切到崇祯年间终结。
下到胥吏贪污舞弊，官员对民间苦难的漠视，上到官员们只顾在道德层面和皇帝扯皮，而对国家的改革毫无思路和建树，最胆大的改革者是张居正，但他的条鞭法和各种措施仍然是在框架内的修修补补。
明朝的律法从立国到至今没有改变过，皇帝和官员们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式，而朱元璋规定的一切还是建立在二百多年前的基础上，这二百多年，“祖制”已经成了不思进取的代名词。相比而言，宋律就不停的完善和发展，并且和唐律一样，分为多种格式，对工商的管理和促进，利用工商外贸兴盛带来的财富，在这方面，宋朝甩了大明一百条街。
地方庶政交给那些把政治当生意的浙江师爷，无论皇帝怠政或是廷仗官员试图建立权威，整个社会机构已经完全的脱离了现实，理学已经彻底走入死胡同，心学渐渐走向玄而又玄，解决不了问题不说，反而成为官员没有道德品格的护身符，法律存在的意义是要调整社会关系，视社会的变化而调整自身，但大明的法统已经失去了这种作用甚至是意愿，在传统的农业部份，用苛政和重刑将农民继续绑在田亩上，士大夫们则趴在农民身上吮血，新的工商业，金融业，外贸业游离于体系之外，体系既没有管理这些新兴产业的意愿和能力，也并不试图将这些新兴业获得的好处纳入体系之中，然后贡献给帝国，这样就走向一个死结，一方面是北方的凋敝和困苦，一方面是南方民间的富饶和舒适，而商人们越来越富，对商人的限制和削弱都不是在体系内的法律层面上，也不会转化为大明朝廷的财富，好处都被权贵阶层和商人们瓜分了，最终朝廷越来越穷，和北方的残破相得益彰，最终朝廷财政破产，北方混乱，女真人摘了桃子，然后将南方的财富和商人权贵阶层加上士林一起铲平，大家玩完。
种种认识，多是张瀚彻底融入大明之后，以后人的视角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总结自己看到的一切归纳得出。
贪官污吏和腐败的边将只是表因，内里就是这个王朝的体系已经烂透了，根结在开国皇帝朱元璋身上，后辈的不思进取因循苟且使王朝逐渐走向末路，以前张瀚看书只是纸上谈兵，现在身处局中，思索得来的东西才大约触及到了这个王朝覆灭的真实。
但这和张瀚无关，思索虽然沉重，但并不沉痛，他又不是大明宗室，更不是皇帝，也不是勋贵和士绅，他不属于特权阶层，这个王朝的利益与他无关，相反的是，他是王朝打压和削弱的目标，只是现在大明对民间的控制削弱了，商人们才得以冒头，既然如此，大明覆亡于否，又与他有什么相关？甚至对张瀚来说，接触到的大明的文武官员都如同老虎一般贪婪凶恶，这样的王朝和这些官员，覆亡了又有何妨呢。
张瀚只有国家意识，肉烂了在锅里，怎么折腾还是中国。满族在后世也融入华夏之中，民族之争对他来说没有那么不可接受，从小到大国家都是这么教育他的，他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自己的想法，毕竟在大历史的角度中，他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小人物就操心小人物的事，张瀚现在头疼的还是粮食，最近这几个月，这才最要紧的头等大事。
第37章 银光
“这是五十两一锭，在北街西头那个陈家的倾销店换的，碎银散钱都换成了大锭银子，娘过目之后，存到咱们帐局的银库里头。”
常氏站在银库门前，周逢吉半侧着身子，指着屋中堆放的银锭，小声介绍着。
常氏今日难得出来，坐了顶两人抬的小轿，几个婆子和小厮跟着，没叫杨柳等丫鬟跟出来，北地比南方要保守的多，南方苏州南京这样的地方，大姑娘小媳妇随意出门，甚至当门纺织和男子说笑也无人管束，北地风俗还保守的多，年轻的妇女和快成年的小姑娘是不能随意出门，就算是大户人家的丫鬟也是一样。
常氏在老店转了一圈，这里和以前差不多，只是粮食堆积如山，周逢吉和几个管库的看着脚夫们将粮食搬运入库。
看了一会后，老周又亲自陪着常氏到帐局去，这里是新买的大院，和骡马行毗邻，有镖师护卫，房屋全部改建过，由原本的砖木混合结构推倒了重建，改为全部厚实的青砖砌成，也不留窗，只有一个门洞，挂的锁就有好几把，开库时要管库的和周逢吉加李玉景等人一起开，然后记下日常帐和出库入库帐，张瀚每晚都会看，这银库这般严谨，若不是常氏来了，等闲人来了根本不会打开。
郑副使和麻总兵均派了人在帐局，银库这里是不放他们过来，李玉景十分辛苦，每日均造了新帐本送给他们看，利润减了一半还多，就算这样两个官员那里也十分满意，按照减低了的利润，他们一年还是能拿好几千两银子，对张瀚这种生意和他们的投入来说，回报简直丰厚的有些不象话。
帐局为了取信于人，张瀚自己当然也是存银进去，新平堡和大同两头都是存钱最多的，从大头贩货过来也是条路子，不少人在新平堡存银，然后到大同取银办货，十分便利，当然还是从大同存银，到新平堡取银的更多一些。
这条商路也给和裕升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从三月到五月初这一段时间，平均每天接单从几千两已经涨到了三万到五万之间，就是说每日光是帐局的毛收入就过千两之多。
以前张耘太爷用三十年的时间赚了四万两身家，现在张瀚一个多月就能赚到这个数了。
车户和骡马行的综合店也发展的极好，四月中的时候，往张家口的最后一个分店兼并成功，往张家口的商道打通，每日转运的趟数有一千三百多次，连同往天成卫，镇虏卫，阳和卫，分店已经有十七家，骡马毛驴数过千，车辆六百多，雇佣的脚夫和骡夫过千人，护卫骡马店和帐局的镖师有近二百人，分驻在几个重要的点上，每个分店之间过银车时都会有几人到十几人不等的护卫，到目前为止，骡马行或是帐局的银车都没有被偷抢过，和裕升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响亮，这一部份人手的开销也是最大，马车不停的造，骡马也是不停的买，光是用在买骡马上就花了七千多两，还有造车买车的费用，也有四五千两，每月一千多人的月钱近两千，吃饭穿衣的开销是一千多石粮食和二百两的盐菜银子钱，加上骡马的豆料草束开销，每月则是几千石以上，把这些开销都去掉，每日的净利在三百到四百之间。
人员多，开销大，成本高，说起来骡马行这种物流生意果然利润很低，而且身居下流，怪不得这生意没有勋贵士绅之家愿意去做，他们开个钱庄当铺，铸成假钱发售或是放印子钱，银子涮涮就来了，何必赚这种下九流的钱。
这也是给了张瀚机会，现在每日三四百两，他有信心数年内一天三四千两，当然那得把整个运输网络铺满北方，到时候帐局生意更加不可想象，这么算来，十年内赚到范永斗那样的身家，甚至超过，这都不是梦想了。
周逢吉每日看在主店，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粮食和看着李玉景等人，管库也是这个老掌柜的工作，他每日都是兢兢业业，一点也不敢马虎，每日都有大捧的银子进账，周逢吉心中欢喜之余，也是压力山大。
各处都在赚钱，只有收粮已经快成赔本买卖。
现在和裕升用普通的市价已经快收不到粮，新平堡的小粮店的粮被张瀚等人搜刮一空，大粮店又不会多卖，李明达的事已经传遍堡中，成为笑谈。
春荒严重时，粮价普遍上涨，已经涨到一石均价六钱，比起丰年四钱和三钱多些的粮价已经接近涨了一倍。
就算价格上涨，张瀚仍然是不停的收粮，虽然银锭等人收粮的价格也是不低，但利润被严重削弱，周逢吉和梁宏已经建议张瀚放弃，毕竟走私是为了赚钱，这般大规模卖粮过去却是没有一点好处，还有被人拿捕的风险，实在是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
对这样的建议张瀚自然不会采纳，他要打通的是未来的走私商道，眼前这一点利润实在不算什么。
银锭等人买的粮，只有少部份是被运往别处，慢慢汇积起来，经由喀喇沁和科尔沁等处，送到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