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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张氏窥望陇上多年，他家虽然也是远国日久，早成割据，但总还是以晋臣自称。目下晋军西来，正与他部成于东西呼应，张氏必定穷攻陇上。况且陇上目下也有群贼纷争，我部离乡年久，乡情多有淡忘，贸然归乡，只怕还要承受那些乡仇穷攻，不能立足啊！”
部众们虽然有思乡之情，但这不足影响蒲洪的决定。他虽然早已经年过六旬，但雄心仍未因此熄灭，希望能够借着今次关中局势的剧变而有所作为。
“可若不攻姚贼，我们部众又该投往何方啊？晋军西来，京兆必受战乱，我部眼下连一二固守所在都无……”
众人听到这话，又不免皱眉疑惑，满是茫然。
“我们不攻陇上，转攻槐里！”
蒲洪讲到这里，语气变得笃定起来：“目下关中各方，所望多在京兆、冯翊，扶风所在反而被人忽略。奇袭攻克槐里之后，近可扫荡榆眉姚贼乡境，远可征讨北地屠各刘氏贼王！”
这就是蒲洪战略所在，目下晋军王师陈兵三辅之外，来年即便再战，首当其冲的也会是长安所在的京兆以及汾阴对面的冯翊，至于更西侧的扶风郡，还是属于战线后方的一个基地。
通过转攻槐里这一扶风郡治所在，既能沿途收取资用，又能避开明年晋军进攻的锋芒。从情感上而言，姚氏既然占住他们略阳乡土，那么他们就痛杀姚氏扶风族地，这对于军心士气的整合也有很大作用。
而从道义上来说，他们若能进入扶风郡的腹心，那么随时就可以竖起义旗，继续向北讨伐僭称王号的屠各贼王刘昌明。
当然，屠各在关中势力仍然强大，远非他们蒲氏一族能够匹敌。蒲洪也压根没想过要真的兴发义师，只是借此让本族立于进退从容之地罢了。
晋军明年攻略的重心无非两个，一是长安，二是盘踞于冯翊郡并北地郡之间妄想复国的旧赵余孽刘昌明。长安乃是各方瞩目的焦点，蒲洪这点部众家底若是投入进去，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浪花。
可是那个汉王刘昌明若是作战不利，在晋军主力正面吸引其军力的情况下，蒲洪倒是敢于从扶风插入其腹背之地，既能趁火打劫，又能取一个举义助战的名声。
“至于进攻槐里第一战，便由郭春所部担当。我族积攒这些谷粮资用也是辛苦，自然不养闲人。待到其军养足力气，便让他率众北上进攻此境刘氏坞壁。这段时间，就不要短缺了其军各种用度给养。若是不能打开刘氏坞，再来问罪不迟。”
刘氏乃是鄠县境中大族，其家坞壁坐据地险，蒲洪爱惜军力此前才没有强攻。早在决定派人招揽郭春残部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让郭春部众卖命为他攻取这一个北上的门户。
接着，他又吩咐蒲安道：“待到我部攻入槐里，你便往东求见沈维周，告其我部感于忠义，助战王师擒拿郭贼余孽，暂养部中只待王师遣使提捕，另告我部众子弟俱都久盼王师入关，随时待命举义攻杀屠各贼逆！”
一直听到了这里，众人才明白蒲洪通盘考量，再反思收容郭春残部的行为，也实在算不上什么触犯王命禁忌的恶行。
第1183章 关中均田
腊月中旬，沈哲子便离开潼关，返回了洛阳。随行的还有一部分关西时流、乡宗代表，虽然行台也并未强求他们跟随，但他们各自也总要有几分身为被征服者的自觉。
关于如何安排这些新复领土中的乡宗门户，对行台而言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往年淮南都督府时期，虽然也是拓疆诸多，但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不算太严重。
那个时期沈哲子作为淮南大都督，军事方面的职权要远远超过行政方面，所以在政令的颁行方面就难免因陋就简，一切为军事服务。加上当时中枢与淮南的矛盾，使得气氛颇为紧张，那些乡宗门户就算是有什么政治上的企图，也都不敢表现得过于急切。
可是现在，行台本身便是一个军政统管的霸府机构，江东台省已经被彻底架空。所以将这些新归附的乡宗门户快速纳入行台统序中来，也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
行台目下拥有着完整的人事构架并执行效率，甚至就连人才培养的梯队都已经形成。所以在实际的地方秩序重建方面，其实也无需仰仗这些乡宗太多。
就在沈哲子返回洛阳之前，行台已经选拔征发了近千名地方乡、屯的基层官员、吏目，眼下的弘农、上洛也都是残破之地，加上还有数万王师驻扎境中，年前年后这段时间里，自上而下的秩序差不多就能构架起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对这些乡宗门户完全忽略，不作处理。
暂且不论这些人手中所掌握的人丁、土地等资源，单单他们自身，便各自都不乏组织生产、战斗等能力，或许格局、眼界上面各有参差，但也绝对是当下这个世道比较稀缺的人才。
若将这些人完全排斥在统治秩序外，他们就会演变为世道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就算不考虑这些人能够做出的实际贡献，单单将他们笼络在统治秩序之内，本身就是稳定社会秩序、消除潜在威胁的重要手段。
行台在地方治理方面，有两条虽不明列典章、但却实际存在的红线，那就是土地和人丁。其实如果不是为了要恪守这两条红线而不逾越，以行台目下所拥有的力量，直接开入关中、地方豪强必然望风披靡，不会遭遇什么太顽强的反抗。
就像今次攻打弘农，虽然看起来那个弘农杨氏串结乡势而作固守，但其实只要沈哲子愿意跟他们谈条件，也根本无需刀兵加身便可以收复弘农。比如河东，当沈哲子愿意放低对那些乡宗的勒取，他们也都乐得归顺行台。
目下王师的征战策略，也不乏刻意增加难度，就是因为沈哲子固执于这两条红线，不愿意保留太多以往的乡土秩序。如此一来，才需要步步为营，随时警惕来自这些乡宗门户的反噬作乱。
就算是这样，对这些乡宗才力的消化与吸收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返回洛阳之后，沈哲子也没有得于闲暇，即刻召集杜赫等行台官员们，讨论该要如何安排这些新复郡县的乡宗人家。
其实在这一方面，行台也已经拥有了颇为成熟的各种手段，眼下再讨论，不过只是确定将这件事当作行台年前年后的一项明确目标。
乡宗难对付，一在各自门户所掌握的土地、部曲等实际乡资，二在于乡土之中所积累的誉望与号召力，三在于各自家门中比较优秀的族人。
其实关于这几个问题，往年的淮南都督府也都有各种政令实施，但是这些规令有的是时机不具备的临时权宜，有的则充满了军事色彩，比如早年都督府的甲功寄食、进入河洛之后的军功授田等等。
土地就是生民根本、统治基础，所以过往这些年，在土地分配方面，沈哲子也是推行过多项政令进行试验、改革。一直到了去年，行台才颁行了一项比较强硬的土地政策，名为归耕令。
归耕令所涉及的方面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封锢。
无论世家大族还是寒门豪强，对于土地的渴求都是渗入到骨子里的本能，封山为园、圈湖造田，南北俱是如此。
尤其在战乱地区，那些各自拥有着不菲战斗力的乡宗豪强们在这方面简直就没有竞争者，他们各自控制着大量的山林农田。寻常小民对此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还要求庇于这些豪强才能保证人身的安全，也全靠这些豪强的组织保护才能进行生产。
比如河东薛氏，便是汾阴地面上最大的地主，其名下土地简直较之有着江东豪首之称的吴兴沈氏所占据的耕地还要多。当然这与道德无关，乃是特殊背景下所形成的特殊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效的生产而存活。
归耕令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只要三年以内无有垦植记录的田亩俱都收归国有，这主要是针对淮水以南的治土，类似洛阳并黄河沿岸的土地，统共收复也不过数年出头。
这项规令等于是一刀切，将大量乡野之中开垦能力之外的土地俱都收集整理起来，各地官府有了这些土地在手，各项政令实施起来才有了立足的基石。
政令虽然态度强硬，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乱波澜，一方面是因为江南至今仍然存在开发不足的问题，除了一些特别发达的地域外，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土，另一方面则就是江北生产秩序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同样存在着大量的撂荒土地。
所以在土地问题上，除了一些特别的地区如广陵、襄阳这种大量流民聚集所在之外，并不存在一些大一统王朝中后期往往会出现的兼并严重的问题。
这一时期，最严峻的问题还是在于生产力的不足。土地是足够的，但是劳力却有限，那些乡宗门户最敏感的也是各自荫户部曲。
这个问题在短期内还并没有凸显的过于严重，且不说在淮南都督府时期便不遗余力的收复流民，单单中原大战打败石堪，便从河北邺城周边搜罗了百数万生民，一直到了如今才可以说是完全消化下来，俱都安排进了生产中，给河洛地区提供了旺盛的元气与活力。
可是自此之后，人口问题就渐渐凸显出来。无论关中还是河北，这些存活于乱世的乡宗门户们危机意识要更加强烈，想要通过和缓手段从他们手中将人力抠出来几乎不可能。
所以今次西征，沈哲子态度强硬其实也是一种借题发挥，既然常规手段不行，那么就暴力摧毁。对人口的掌握无关乎代价高低，是行台发展最重要的客观制约。
哪怕是这些强硬手段有可能将一部分乡宗逼到敌对面，沈哲子也不打算就此让步，要保证行台在籍人口的持续增长。只有人口持续不断的增长，行台各种建设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换言之未来这些乡宗门户无论是要求政治声望还是个人前途，都有商榷余地。但唯独人口方面，谁敢越境都是一个死！
哪怕会因此推迟整个北伐统一的进程，沈哲子也不允许在行台统治之下还存在那种荫庇、占有大量人口的乡野势力。
在行台会议上，沈哲子再次重申强调了这个问题，一众行台官员们也都感受到大将军在这方面的决心之坚定，表态奉行的同时，也都各自心内凛然，谨记告诫家人切勿逾越这一雷区。
说到底，他们各自能在行台为官，摆在面前最辉煌的道路还是远大的政治前途，与之相比，热衷于私营部曲、盘踞乡野才是一种没有志气的想法。
上洛、弘农等地的战后复建，基本不存在乡资问题。就连弘农杨氏这种旧望高门都被铁血铲除，那些乡宗势力纵然有什么不甘，也只能暂时忍耐下来。
至于河东这种没有经历过刀兵蹂躏的地方，也并不会因此成为法外之地。虽然暂时不会强令那些荫户归籍，但河东军府的创建本身就是一个开始，通过军府将一部分私荫乡曲转变为在役甲士，将分散在那些乡宗之间的生民战斗力整合起来。
在各项政令颁行方面，沈哲子有一项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充裕，凡事并不强求一步到位，争抢朝夕之功。
无论是原来的淮南、还是后来的徐州，包括眼下的河洛，其实在政令方面都不强求统一标准，而是各自都有着不小的差别。通过这种日积跬步的治理，渐渐达于一种政令统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