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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之前，中国社会阶层分立严重，寒族与士族不通婚，平民想提高地位，只有高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起来造反当皇帝这一前途，东晋衣冠南渡之后，阶层融合之路才有可能打通，出身寒族之人，才能跻身百官之列，直至终于确定科举制度，人人有机会当官出头。
古语说：“五世其昌”，如果自秦朝统一中国算起、历汉、三国、西晋到东晋，中国所谓封建王朝正是五世，中华文明历经青春期的彷徨之后，终于国有定型，创造了中华一千多年国家体制，创造出几代文明盛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
所以，尽管东晋朝廷始终风雨飘游，但必须承认，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
这个时代是转型的时代：国土分裂，阶层分化，文化变型，体制变革……
每一段历史都是当代史，东晋的时代，与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有许多地方异曲同工。身处这样的大时代，每个人对于个人的、国家的前途变数，都无法掌握，前途多歧路，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
所以这样的时代，一定是英雄辈出时代；这样的时代，是值得长袖擅舞的时代；
杜甫诗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数风流人物，还是东晋最多：王导、王敦、桓温、谢安、王羲之……文采武略，灿若流星。
佛家禅语说：“从来处来，向去处去”，历史人物的归途，往往就是我们的前景。
“谁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尼采）
随着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家国前景也将隐约可见了。烟花落幕后，英雄散去时，每一个大时代的人，都将成为残迹，偶尔还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无非供人赏玩而已。
第一个人物谢安
一、一个偶然的机遇。
公元360年的夏天，东晋部队打了一个败战，虽然只损失了15000人，但总指挥谢万不仅被革职，而且被贬为庶人，永远不能再当官。虽然合情合理，但真是有点小题大做了。陈郡谢家面临灭顶之灾，这下满朝文武不干了，劝说的人络绎不绝跑到谢家，要谢家的老四出山。
为什么满朝文武这么紧张谢家？因为谢家如果沉下去，他们的地位也不保了。
在他们这个年代，最有权有势的人是当朝大司马桓温，在名义上，他是全国三军总司令，并且掌握全国近一半地方的实权，但是未能染指中央政府实权，除此之外，拱卫首都的周边大区豫州和徐州军政实权也不在手中，特别是豫州，它是谢家经营十多年的领地，桓温用了许多手段，始终不能拿下。在强势的桓温势力面前，中央政府和豫、徐两州互为依靠，取得与桓温的恐怖平衡，现在豫州谢家被拿下，大司马可以推荐人马代替，甚至直接“代管”，而实际上如果桓温开口，也真没有理由，也没有人敢拒绝他。所以目前的情况，对东晋皇室和各个名门大户来说，人人自危。
能挽救时局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谢家的老四谢安。
谢安这年40岁，按我们现在45岁还可以评“十佳青年”的惯例来说，他还年轻，可是放在1700年前，中国人的寿命普通只有五十多岁的情况下，他已经是中老年了，而且更糟的是，谢安还从来没有当过高官，只有年轻时候当过1个月的小官，按照现在“年轻化、专业化”用人标准，他当初级公务员都没资格。
但是他有资历。所谓乱世出英雄，在那个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后来严格的选官制度还没有成型，年龄根本不是问题，如果算上之前姜太公70岁才出来上班的经历，40岁真的还是风华正茂年纪，在那个年代，当官最重要的条件是候选人的名声响，在遥远的古代，传媒业非常不发达，口头传播是当时社会的主要传播形式，虽然据戈公振说，从汉代开始就有《邸报》，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物证据，但从唐人记录来看，邸报其实只是政府传单而已。所以一个人成名，非常不容易，基本上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写文章让人传抄，二是行为放达，出位，就跟现在网络红人芙蓉姐姐一样。但是成名之后还能当上官，还有一个很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个向皇帝推荐你。尽管当时选拔人才，从汉代起就规定地方官有荐举人才的义务，但是大家都知道，不民主的社会，一定会存在惰政，更何况当时社会为了杜绝官员在选拔人才方面应付了事，还规定了一个连坐制度，就是你推举的人才将来出了事，推荐人也要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利益相关，没有什么人会没事找事，冒险推荐个不相干的人上位，因此，这个看起来很周全的制度，实际上就催使了人才选拔制度变成了裙带关系制度，大家亲戚之间互相推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相互扶持。久而久之，掌权的大家族以及文武百官之间就形成小圈子，只要你在这个小圈子内有名气，那么就一定有人推荐你当官。所以出身决定前途，就这么简单。
所以最近许多人针对时下贪腐事件出谋献计说，要追究当初提拔贪官人的责任，这是糊涂人讲糊涂话，真要是这样，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岂不是倒退一千年了，选人错误，重要的是要检讨制度问题，对于举荐人，如果没有利益输送的话，大家实在气不过，最多给他道德谴责就好了。
闲话少讲，再讲一句，古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在东晋社会，能不能当大官，最重要的还取决于你的人脉广不广，有没有更多的人撑你的门面，当然这对于谢安来说不成问题，对于本文却是后话了。
现在我们先讲谢安的出身。
二、出身决定前途
谢安是陈郡谢家的第三代。这是他晋身高官的重要基础。
陈郡是谢家的郡望，在东晋社会，郡望很重要，它意味着你是否“根红苗正”，是不是可造之材。郡望就是我们现在写档案时要填的“籍贯”这个项目，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籍贯”是在北京这种大地方，高考分数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这搁古代，上大学就是当官，所以“籍贯”好的人，当官就比较容易，而且还有一点，对于大地方人，“籍贯”也是可以炫耀的身份，你在路上见一个人，问，你哪呀，他要是北京的，准会拉高八度讲：“呵呵，小地方，北京”，让我们这种真正小地方的人无地自容。这种“籍贯”的先发优势，在东晋社会尤其明显。
东晋是司马氏政权从首都洛阳渡黄河迁都建康（今天的南京）后建立的，我们现在叫人家东晋，那是后来写历史的人为了方便区隔在洛阳的那个晋朝而叫的，实际上人家司马氏政权可是从头到尾都只叫“晋”，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这表示，虽然定都在江东地区（现在我们叫作江南），但司马氏朝廷始终认为自已是那个正统的北方政权，而且朝廷上下也认为“籍贯”在北方的，身份始终比南方蛮子高一等，《晋书》里有个故事，说是南人陆机兄弟去拜会刘道真，刘道真见了他们，半天不理，后来实在不说不行，问了句“东吴有长柄葫芦，你们哥俩会种吗”，这是说人家只配干粗活。
东晋是大部分版图，是几十年前征服孙吴政权得来的江东地区，司马氏对于江东人民，始终心怀忧虑，晋武帝一次和华谭开会时就讲，“吴人屡作妖寇”而且“难安易动”，是一群恐怖分子，西晋政权从头到尾都没怎么有重用江东人才。武帝到晋朝衣冠南渡不过几十年，而这期间，江东叛乱不断，对当权者来说，实在是乱臣贼子。但是相对于江东人民来说，司马氏政权属于外来政权，双方对立更加严重。
古今中外历史表明，歧视一定要导致反抗，强权歧视一定引发暴力抗争，郡望制与政权紧密相连，而且建立在对南人的歧视基础上，终于导致战乱频仍，郡望制虽然从隋唐之后不再存在，但阴灵不散，直至1948年，蒋介石虽然是溃败到台湾，但为了保卫政权，重用外省人，重压本省人，终于导致“二·二八”事件，并使族群矛盾廷伸到21世纪的今天，可算是惨重经历。
所以东晋皇室就像无根的浮萍，他需要众多一同来自中原的大家族扶持，这就是所谓的士族。
陈郡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属于中原地区，对于司马氏政权来说，属于信得过的郡望，但是谢家的崛起，是东晋朝中后期的事。
谢安的曾祖父只是西晋典农中郎将，管后勤的小军官，再之前的先人，就不见史册了，按史家惯例，谢家前人，一定只是寒门而已，所以谢家不算是名门大户。在晋朝的文武百官中，虽然大家都出身士族，但士族也分高下，最牛的是当年和司马氏一起在曹魏政权当官那些家族，再次一点的是西晋初年升上来的士族，可以想象，这种状况延伸到东晋，就是西瓜傍大边，最牛的家族，比如王氏家族，就权倾朝野。更糟糕的是，谢安的祖父谢衡是大学校长，当时大学，继承汉朝的传统，教的是孔孟儒家思想，但是社会上，特别是上层社会流行的被儒家视为异端的老庄玄学，所以学非所用，真是源来有自，源远流长。因此，虽然也是中央级公务员，但精通儒学的谢衡在官场里是个异类，大家敬而远之。
幸好，谢衡的大儿子谢鲲，也就是谢安的大伯是个聪明人，虽然自幼饱读儒家经典，但任何社会，复合型人才总是最受欢迎，在他中年时候，改学玄学，这就跟全真教的杨过投奔对家古墓派一样，融会贯通，不久就打通任、督二脉，自然武艺惊人了。
为了说明这次改行的重要性，我要再加插两句儒玄异同。
儒家实际上是穷人学问，理想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入世，也就是穷人要出头，一定要摒弃绯闻，管好家属，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因为穷人不在权力范围这个“世”里，所以要入世。可是士族大家本来就在这个“世”里，一出生就是当官的命，再好吃的东西都会吃腻，所以要解困，要出“世”，要学提倡“出世”的玄学，所以玄学是富贵哲学，因为穷人没“世”可出嘛。
所以起自贫寒要读儒，取得一定地位再学玄，等学玄学穷了，再来学儒，谢家就是这么个例子，这是后话了。当然，这无关两个学问的高下，只是所需基础不同而已。世界上穷人比较多，所以儒学比较兴盛，玄学比较没落。
谢鲲改儒学玄后，虽然也学人家放荡不拘，忘情物外，但始终抱着个“入世”的心，这一时期，谢家两兄弟还作了分工，老大谢鲲作名士，提高家族地位，老二谢庾主攻官场，加强家族实权，谢庾是谢家老爸，他最后当到吏部尚书，为后来谢家子弟的发达打下了重要基础。
谢鲲学玄后，技艺精进神速，被列为当时“八达”，成为“名士”，获得了当权者的小圈子的认可，一下子就把自已家族带进士族前列。在这一时期，谢家还逃过的一次灭顶之灾，起因是当时谢鲲供职的长官王敦造反，这是大罪，按理谢鲲及其家族要受株连，满门抄斩，但是谢鲲举报说，之前他有劝王敦不要造反，并且经常与王敦抬杠，皇帝查证是事实，所以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