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否则便违反了神的律条，因为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抛出去的钱币便是神圣的了。当她和他交媾完毕，因而在女神面前完成了任务以后，她便回家去。从这个时候开始，不管你再出多少钱，便再也不能得到她了。因此，那些颀长的美貌妇女很快便可以回去，但是那些丑陋的必须要等很长的一个时候才能够履行神圣的规定。有些人不得不在神殿的圣域内等上三四年。在塞浦路斯的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到和这相似的风俗。
显然，希罗多德对巴比伦人的性风俗作了道德评价，但这无关紧要。有价值的是，通过希罗多德，人们知道了这一事实：直至公元前5世纪左右，巴比伦女人将贞操当着米利塔的面献给神——一位陌生男子的性风俗，仍有方兴未艾之势，而这个风俗的发轫时间，起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的汉穆拉比时代，大体上相当于华夏民族的夏末商初。
据王书奴先生考证，当“神圣卖淫”（HeiligeProstitution）在巴比伦出现时，中国巫娼也差不多同步出现。只是中国巫娼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如巴比伦那样漫长，王书奴认为它的起讫年代应为成汤至殷纣的600余年间。在那个时期，巫觋掌握着极大的政、教权力，社会地位极高，有“史巫二职，并重于世”之说。巫觋之中，觋为男性，多掌祭祀、卜筮一类活动；巫则为女性，工言辞媚术，从《楚辞》中可知，其形象非常可爱——
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
芳菲菲兮满堂
（《九歌&；#8226；东皇太一》）
浴兰汤兮沐芳
华彩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
烂昭昭兮未央
（《九歌&；#8226；云中君》）
入不言兮出不辞
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九歌&；#8226；大司命》）
如此艳丽的女子，且言辞动听、善与男子调情做爱，必然使社会崇尚巫娼，蔚为风气。从有关殷商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巫娼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大影响——（汤）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尚书&；#8226；伊训》）撇开那些预言式的恫吓不谈，从所谓“三风十愆”可知，中国巫娼的神圣卖淫有较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她们以自己的神职身份服务于“卿士”、“邦君”一类人，这与巴比伦圣妓略有不同。
毫无疑问，古代巴比伦人是把最美的献给了神，意并不在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差不多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想法。例如前面所举的华夏巫娼。又如，在古希腊斯卡门德尔河一带，准备出嫁的新娘要到河里当众洗澡，并高呼：“斯卡门德尔神啊，请接受我的贞操吧！”扮做神的男子这时便上前与她性交。当新人在阿芙洛狄特神庙正式举行结婚仪式之时，新娘必须从婚礼参加者中找出那个与她性交的男子，当众宣布：“他就是斯卡门德尔神，我把贞操给予了他！”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的塞浦路斯，是地中海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枢纽。岛上法律规定：每个女人出嫁前都必须先在神庙中充做“圣妓”，以向路过该岛的陌生男子提供性乐。另一支闪系民族叙利亚人，也要求他们的所有女子，至少要有一次在神庙内献身给陌生客人的经历。其实，希罗多德对闪系民族性风俗的批评是含有明显偏见的。雅典、科林斯的神庙内同样充斥着成百上千的“圣妓”，随时随地都在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位“历史学之父”所写的历史，读起来常常令人觉得更像是文人写的游记。由于天生就缺乏学者的严谨，所以还在他的同时代里就遭到了希腊人的嘲讽。比希罗多德晚出生五十来年的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色诺芬，就指责过希罗多德分不清神话与史实。而且，色诺芬本人有过的一件壮举就已经证明，圣妓在希腊早就普遍地存在着——色诺芬参加奥林匹克竞技赛之前，向雅典公众发下大愿：如能夺冠，立刻捐献五十名圣妓于神庙中。事后果然没有食言。希腊文献还表明：直至公元2世纪，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吕底亚仍然存在着为宗教而献身的“圣妓”。《旧约》则记载了亚摩利人的律法：所有将要出嫁的女子，须先卖淫七日，方可完婚。
把贞操献给神的风俗，在印度同样地源远流长。婆罗门教徒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庆典，以纪念韦须奴出第八化身——偏净天。庆典中以一位青春少女为祭品。行祭前少女要经过严密审查，确定其具有旺盛生殖力。行祭时将少女置于黑暗的庙堂里，以使她相信正在与她交媾的是“神”。印度其他一些供奉有神的灵根的庙宇，则允许女人们前去献身，这些神庙的祭司们扮做神，与自愿献身的女人交媾。此风一直绵延至今，东印度一些地区的女子，年满十岁时便在父兄强制之下去神庙做处女祭——以庙内供奉的石制或木制或象牙制的灵根，戳破处女膜；有些地方是由僧侣或巫师代为“破处”，但女方必须交费。
被献出去的为什么总是女人？这当然可以用父权制社会形态来解释。但需要指出的是，女人似乎并不以此为苦，在宗教热情的驱动下反而有点欣喜若狂。女人被视为“最美好的礼物”献祭给神，其中并没有男人对女人轻侮的含义。正因为如此，印度人在礼拜韦须奴之妻悉檀女神时，供奉给女神的祭品是六位赤裸的行者，他们全都做出奉献自己男根的姿态。土耳其安那托尼亚发掘出一座距今一万年的城市遗址，人们从中发现了当时奉祀女神的神殿，神殿内居然充斥着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雕刻阳_具。霍克斯在《诸神的黎明》一书中解释说，它们是用来取悦女神的。
第三章生机勃发的年代：那时我们
华夏先民不撒谎的年代， 可能应该从女娲和伏羲那阵子算起。
女娲被先民崇拜，
当起于她跟伏羲性交，
繁育了后代。
“补天”之说纯粹是后来整理的“先进事迹”，
至于“抟土造人”，
那更是有意文饰、
歪曲历史了。
《周礼？地官？媒氏》中明确规定，担任“媒氏”一职的官吏，负有这样的职责：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男女在每年春二月的欢会中，可以自由择偶，不受约束地性交，是谓“奔者不禁”。无故不参加交合者，将受到惩罚。官方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解决“男女之无夫家者”的性饥渴，使天下得以“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恤怨旷”，从很久远的时代开始，就成了统治者爱民的政治表达。《管子？入国篇》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政治表达：
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谓之合独。
此处所说的“鳏”“寡”，应该是泛指一切无性伴侣的适婚男女，包括尚未婚配者和死了丈夫或妻子的未亡人。后世所谓“郑卫淫风”，指的就是盛行于郑、卫等国的“合独之风”。史载郑国“于溱、洧两水上举行契礼，即有男女相谑，采兰赠芍之事……”《郑风？溱洧》这样描述了发生在溱、洧之滨的男女欢会：溱与洧浏其清矣
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再如《诗经》中的《风雨》《野有蔓草》《桑中》《东门之杨》《宫》等篇章，都能读到与此有关的描述。显然，此举除了含有繁育人口的政治考虑外，首先还是指向怨旷问题的，因为一旦怨旷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实现人和，即安定团结的局面，人和则天时顺，天时顺则五谷丰登。否则，人怨将导致天怒，后果不堪。
把性活动“会男女”，跟告天、祈祷联系起来的原始宗教观念，在东西方文明中都能找到例证，如古希腊农夫在庄稼收割前，把女祭司拖到地窖中轮奸的风俗；非洲原始部落的男子在庆祝丰收时，集体对准尼罗河手淫射精，以祈求来年更大的丰收等等，都属此意。这一遗风在中国延续了很多个世纪，至汉时，《春秋繁露》讲求雨之法，前提之一便是“吏民夫妇皆偶处”；直至梁武帝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为求雨所采取的措施中还包括“会男女”一条。
仲春之会当然也是渴求生育或祈求多子的愿望表达，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上古生殖崇拜的延续。与仲春之会同时举行的“高之祀”，名义上是皇家祭祀活动，为皇帝祈求多子而设，实际上仍是一种“会男女”的狂欢活动。有学者认为，高之祀可能就是仲春之会的一项内容，这说法是有道理的：仲春之会的意义既然可以提升到政治表达，皇家岂能不直接参与活动中呢？
据《礼记？月令》载：“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这就是说，高之祀在每年春二月燕子飞来之时举行，届时，天子将亲往；众多的嫔、御等宫廷女眷，也会在后、妃们的率领下参加。看起来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场面热烈非凡，春色无边。但从上述文字看，天子和他的后妃嫔御好像是分散参与的。随后，在这“庄严隆重”的祭祀仪式中，会出现一种富于性刺激的、“颇涉邪淫”的舞蹈叫“万舞”，很像是印度人在崇祀“约尼”的祭典仪式中跳的那种肚皮舞！
仲春之会的男女狂欢，部分地解释了“圣人无父”的原因，也由此可以证明此风的源远流长。在中国，所有各氏族的祖先中，没有一个能自举他的父亲为谁，也没有任何典籍能指明这些已被异化成神的人物是哪个男人的儿子，但他们却都有母亲——
华胥履大迹而生伏羲、女娲；
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
附宝见闪电绕北斗而生黄帝；
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殷人始祖契；
姜践巨人迹而生周人始祖后稷；
女节梦陨星而生少昊；
女喜吞薏苡而生大禹；
女修吞玄鸟陨卵而生秦人之先大业……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面那些神话中，殷人之祖契、周人之祖后稷与秦人之祖大业，这三位的母亲怀孕的日子，恰好都在高之祀、仲春之会的日子里；有两位的怀孕，史书明确记载与“玄鸟”有关。其中，简狄与姜同为帝喾的妻子，一个是后，一个是妃。其实，她们的珠胎暗结正是狂欢的结果。所谓“践巨人迹”“吞玄鸟卵”之说，纯系后人以“其父不著”为耻而杜撰出来的文饰之词，同时也含有神化本氏族始祖的意思。但在当时，这种“其父不著”的怀孕却很正常，没有人以为是丑恶的。帝喾一共四位老婆，就有两位婚外得子，而帝喾并未对她们有何惩罚；帝喾嫡生儿子尧帝继位之后，也没有对他的两位庶母有何指责。可见，后妃嫔御跟随天子参与高之祀以祈求多子，在当时已为典章制度所规定；而后妃于狂欢活动之后果然喜得贵子，也就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了。
至此已可发现，仲春之会、高之祀、合独之风，除了对于未婚男女来说，是为解决“怨旷”问题而设计的社会疏导外，对于并无怨旷问题的男女来说，则从文化上抚慰了他们渴求多配偶的原始性冲动。实际上圣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