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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到18世纪的三百年间，世界真可说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文艺复兴产生的人文精神，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火车头；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传统和中世纪的宪章原则，为近代民主政体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在这种环境之下，欧洲工业革命的悄然来临，也就一点也不显得突兀了。 关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原因，罗素表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见解：“我想以比较谦虚的态度，提出下述有关工业革命因果关系的另一种理论：工业制度是由于近代科学而产生，近代科学是由于伽利略，伽利略是由于哥白尼，哥白尼是由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土耳其人的迁徙，土耳其人的迁徙是由于中亚细亚的干旱。”（《自由与组织，18141914》）
罗素认为工业革命的原因应该在水文地理学中寻找。汤因比却说，自然孵化了二十六只文明的小鸡。有的刚出壳就死了，有的撑了一阵子也死了；有的看似强壮，实则有缺陷。竞争下来，欧罗巴文明成了一只大红公鸡，雄踞在世界的西方打鸣……
任何一种学者的臆测都有可能，但史实是确定不变的。
与性文化有关的史实是：16世纪上半叶，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改革派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导致基督教分裂为新教与天主教两大门派。
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改革，引发了瑞士卡尔文教派的改革，荷兰再浸礼教派以及英国、丹麦、瑞典等西欧、北欧的宗教改革。1562年法国爆发了宗教战争，持续到1594年新教终于在法国取得了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尼德兰也发生了成功的新教革命。于是，新教在欧洲就从北方和西方对天主教形成了挤压之势。坚守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则凭借他们在早期殖民过程中的传教活动，在亚洲、西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片世界中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后起的新教则迅速地将其教义推向北美和澳洲。于是新教和天主教的教理，就像苏打和酵母一样，被混在工业文明的饼干中撒向了全世界。
天翻地覆的工业革命使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唯独性文化向后退缩了，新、旧两教的教义在对性的禁锢上，非但没有松动，反而更趋严酷。也许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之前，是全天中最黑的时分。
如果终于天亮了，人类又会发现些什么呢？
从17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涌入北美的移民，基本上都来自欧洲新教国家的中下层社会。在他们的母国，当时的婚姻形态是最为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男人和女人的性交被完全限制在婚姻范围内，婚前性行为、通奸、纳妾、嫖妓几乎绝迹。这是新教的主要改革成果。当马丁？路德还未出山之时，他在罗马看到的情况是教皇和他的中上层神职官员，由于肆无忌惮地嫖妓、通奸、蓄妾、乱伦，已到了瓦解信徒信仰的程度，以致教皇不得不颁布圣训禁止教士与自己的母亲、姐妹、女儿或私生女同居……新教是以此为目标进行抨击并提出改革的。再加上稚嫩的资产阶级必须在道德上塑造自己的形象，他们需要积累财产，因而必须勤勉、节俭——我们不能设想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会上妓院去挥霍钱财。在资本主义迅速发育的环境中，渴望进入资产阶级行列的新教教徒们，普遍接受了新教精神中的自律箴规，成为建设新文明的生力军。
特别是，那些进入北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们，大多是出于贫困，要么是政治迫害，要么是宗教迫害的原因，才携家带口，漂洋过海，逃离到新大陆来的。从他们登船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没有了故国，他们必须在北美这块决不友善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国家，没有退路，后退即死。这跟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们前去开发拉丁美洲绝对不同。
西班牙的冒险家们，是在贵族和权势人物的率领下去拉美发财的，所以个个都有捞一把就走的心理。对他们来说，梨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他们的祖国永远是西班牙；他们在拉美只是匆匆过客。所以西班牙的殖民者在“过客”心理支配之下，从来没打算过要检点性行为。在哥伦布死后五百年，圣第高医学会对这位海军上将进行了尸体解剖，结果发现他在美洲时已经染上了梅毒。这不奇怪，他当年在美洲写给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Isabel）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到了令他大感兴趣的印第安裸体女人。他在信中写道：“她们一丝不挂，就像刚从娘胎里出来一样。”而哥伦布儿时的朋友米切尔？德？卡尼奥则在给意大利朋友的信中，详述了他们当时在维尔吉群岛强奸加勒比女人的事——
因为追击有功，我得到了一个美女，那是哥伦布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把她带进船舱，她仍像平常一样，赤裸着身子，这时我已经欲火难耐了。我想立即跟她交欢，她抗拒，用指甲抓我，使我不敢靠近。我只好找来一根绳子，把她捆了起来，她大声号叫，其尖厉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最后我们终于交合了。我可以告诉你，以她对性事的了解程度，就好像曾在妓女培训学校接受过训练一样。（见布莱德雷？史密斯《美国性史》）
就是这些人在拉美留下的混血儿，可以形成一个新种族，甚至取代原有的土著，如阿根廷的高乔人，就是白人殖民者跟印第安女人的混血儿，其数量之多已成为当地主要居民。当然，如果土著民族的文化，比如墨西哥人的玛雅文化或秘鲁人的印加文化中，出现了与天主教教义相冲突的性风俗，白人殖民者是决不会妥协的：1513年在巴拿马，四十名印第安人同性恋者被西班牙人抓去喂了狗！天主教反复向土著居民宣传男上位性交姿势，以求逐渐消除土著那些“不自然的”性风俗。似乎这也就是教会所能做的一切了。
第七章02
与西班牙殖民者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北美的清教徒殖民者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以及非常理性的头脑，他们知道他们一无所有，只有靠勤奋的双手建立家园，他们必须自律。这些观念早已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头脑中，因为还在欧洲的时候，他们绝大多数就是新教中的卡尔文教派、卫理公会派、虔信派或者浸礼派的清教徒。有些虔诚的教徒甚至跟妻子性交都担心“引起上帝的反感和鄙弃”，更不用说在北美跟土著女人发生性关系了。何况，他们还充分地意识到，他们处在印第安人的包围中，性乱和混血有可能将他们湮没在本土文化中，难于自拔。因此，美国早期殖民者厉行种族隔离，对印第安人和后来的非洲黑奴都有着深刻的种族歧视。在当时，如果发生了有色男性与白人妇女通奸的行为，男方将被处以火刑；白人男性如与有色姑娘性交也将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1691年吉尼亚州率先通过立法，禁止有色人种与白人的混血婚姻，几年后马萨诸塞州也通过了相同的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恰好相反，美国是一个白人清教文化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 在整个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新教推行的禁欲主义愈演愈烈。天主教亦不甘落后，竞赛似的连连制定禁欲主义教规。这时候的欧洲，已到了改译《圣经》，把《旧约》中所有涉性的文字以极其隐晦的说法加以掩盖的程度；禁止一切裸体艺术；严格检查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所有戏剧，删除其一切“淫秽”的情节；不准窥视生殖器和生殖器周围的身体部位，并不准谈及它们。
这一切在美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的白人妻子们，出门时必须穿上好几层拖地长裙，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即使在家里洗澡，也必须穿着长大的衣服泡进水中，手在衣服里面搓洗身子，而任何人都不能看见，哪怕是丈夫。当母亲给女儿洗澡时，由于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指称女儿的性器官，并且涉及那个地方也感到难为情，母亲总是让女儿自己去搓那个地方——“往下洗，再往下！越远越好！现在往上，越远越好……”由于从小就没人教给孩子们怎样说性器官，美式英语中出现了好些莫名其妙的词流行在少儿社会，如“都都”、“卡卡”、“皮皮”、“威威”、“噗噗”之类。此外，教会决不给星期天出生的婴儿施洗礼，因为他们认为这孩子一定是在星期天性交怀上的，这明显违背了教规。由于民间普遍存在私刑，通奸者最好的“待遇”是被烙上火印以示惩戒，最坏的则是处死。美国独立之后，各州相继制定了大量有关性的法律，这些法律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性道德的确立，一是对性犯罪的惩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通过立法来张扬一种严厉的性道德。这一整套法律中有许多直到现在还继续保留着。
就这样，那批最初从欧洲逃离出来的无产者，来到北美大陆后，经过若干代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中坚阶层是勤劳的自耕农和工匠，他们过着比在欧洲更严格的清教徒的生活。他们的婚姻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他们的家庭是绝对的父权制家庭；他们人人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个社会责任的内容是白人必须团结一致，捍卫血统的纯洁、信仰的纯洁；必须抵御并消除“野蛮”民族的影响……
可以说，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最为守旧、最清教绝欲的国家。这与它的资本主义高速发育形成了极端的不和谐，但这又是事实。这种不和谐反映在它的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政治体制民主，个人在性权利上绝少自由；美国女人受到社会普遍尊敬，但只是作为对妻子和对母亲的尊敬，她们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下的，迟至20世纪20年代，她们才从美国宪法修订案第十九条获得了选举权。说到性权利，她们从来就没有自主地拥有过。正是由于这种种特出之处，性革命才会以愤怒的浪潮席卷这块土地。所以在欧洲人的眼里，美国人像是看见妓院就怕得直往后躲的暴发户；而他们突然间又闹起了性革命，欧洲人就嘲讽说，他们想用这个来赎清过去两百年的清教罪孽。
美国人对此又怎么说呢？
被工业革命彻底重塑了形象的人类，现在已经认识到，基督教新教精神中的清教绝欲苦行，是为眼下这个现代化世界付出的沉重代价。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全面爆发以后，整个西方世界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对性已严厉到了实行全民管制的程度。维多利亚时代因而成为文化的“无性时代”。这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
此后，自中世纪开始的、长达一千多年的禁欲主义及性罪说终于走到头了。就在维多利亚女王摄政的年代中，德语国家向人类贡献出了群星般灿烂的性学家，从而一举将“性”纳入科学领域，撕开裹缠了它千年的囚服，对人类说：瞧，它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美丽……这群伟大的先驱者实在是功德无量，他们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1840～1902）；瑞士精神病学家奥格斯特？福勒尔（1848～1931）；德国医学家埃文？布洛赫（1872～1922）；德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摩尔（1862～1939）；德国医学家马格纳斯？赫希菲尔德（1868～1935）。而众星之中最亮的两颗则是出生在奥地利的性心理学家西格蒙？弗洛伊德（1856～1939）和“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