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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连姓名都没留下的节烈女子。贼人用烧红的烙铁来对付她父母，除非她满足贼人的淫欲，否则父母命将不保。父母受不了酷刑折磨，要她顺从贼人。她要贼人先放人而后奸；贼人不相信她，要先奸然后放人。这女子计无所出，竟至求死，以扇耳光激怒贼人，终于丢了父母性命并搭上了她自己。这在道学家看来，死得何等英烈！何等痛快！然而，以一己的道德满足令全家罹难，不知道这笔账该如何算？
由于社会推崇，官方鼓励，节、烈妇女人才辈出，一代代传承下去就积淀成为一种“传统美德”，甚至“英雄主义精神”了。据说，1989年中国公映的电影《最后八个人》，曾经历了一段幕后发生的“未遂杀人”案。送审影片中有个情节是这样的：战场上，三个日本鬼子在轮奸一位战败的八路军女兵时，藏身在隐蔽处的一个老八路举起枪，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受凌辱的女战友！然后冲出来大呼：“这儿，中国人！”再后来，自然是拼了个鱼死网破……应该说，这个情节具有“虚构的真实性”，就是说，它在中国人的文化环境中极有可能发生。从故事本身来看，这情节也够感染人的。但是，持现代观念的主审人认为这太不人道，于是情节被改成：老八路那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万恶的日本鬼子，经过一番英勇搏斗，剩下的两名鬼子也被杀死——姑娘没有遭到奸污，敌人也被消灭了！
公映的电影便是那个经过改写的“人道主义”版本。不错，原版本是丑恶的——老八路有什么权力枪杀遭凌辱的女战友？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值吗？但原版本更像生活：老八路从文化环境中习得的伦理道德观不应有“西化”的成分；他倒应该跟《儒林外史》中王秀才面对女儿之死的心态相同才对——与其受辱还不如死了干净！改过的本子倒是文明多了，但却分明地透着一个“假”字。真正的西方人，如果碰上此类事情会发生些什么呢？意大利有一部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叫《历史》，其中有个情节是：母女俩被一群法西斯士兵轮奸。在这个过程中，女儿竟然对某个参与轮奸她的士兵发生了好感，因为比较起来他不那么粗暴。然而非常可恨，他们在完事后枪杀了母女俩！人们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会产生受害母女该死的感觉吗？
宋明理学勃兴以后，士人趋之若鹜。一股以道学相标榜的风气，自上而下地席卷了读书界。其中颇不乏名公巨卿。宋时，前后两次入成都镇蜀的封疆大吏赵，是宋代较为难得的干才，任殿中侍御史时，有“铁面御史”之称。《宋史》有传，说他“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业，不蓄声伎……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看来此公品格，倒是与他死后得到的谥号“清献”相合。赵入蜀时，跟以往张一样，也是单骑赴任，不带女眷，宋神宗曾专门过问此事：“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蕙田拾英集》记述了赵在成都时的一件性闻，看来较为可信——
赵清献公，号阅道。帅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献喜之，戏语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几二鼓不至，复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声叫曰：“赵不得无礼！”旋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后跃出，公怪问之，兵曰：“某度相公，不过一个时辰此念息矣。虽承命，实未尝往。”
这个颇富喜剧意味的逸闻，有很多可思索之处。赵对戴杏花的调戏并不粗暴出格，杏花也对赵有好感，是所谓“怜香惜玉而心动者”。当晚，赵决意跟杏花幽会，乃派老兵前去接她。不料直等到二鼓时分也不见人来，又再次派人前往催促，其情景完全就是一个正常男子在等待幽会时的躁动不安。此时的赵非神非圣，是个人人都能理解的健全的人。而奉派前往接杏花的老兵却是位真道学，也可能是人已达老因而对男女之事甚觉漠然，总之他根本就没去接戴杏花，而是“蹲坑”于帘后，等待首长自己觉悟。结果，赵在等得不耐烦时忽然“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将那“私字一闪念”狠斗了下去！如果那位老兵执行了指示，将戴杏花接入廊庑中，情况又会如何呢？
在所有持道学的宋儒中，赵应该是最可信也最诚实的一位。至明清时，仍还有这样并不诈饰的人，例如曾国藩。只是此人清正得太可怕了，且其政治见解绝少人性，已远不如赵之“长厚清修”。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看出他律己之严，以及对女色的防范之严。一次应邀至田敬堂家做客，可能是田家女眷貌美，曾不由自主地注视了几次，回家后极感羞愧，当天日记是这样写的——
在彼应酬一日，楼上堂客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语多不诚，日日如此，明知故犯。——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从曾国藩一生行事来看，他倒是表里如一，是个潜心于道德修养的鸿儒。至于其他儒林名士，则矫情虚饰者居多，有些已带有表演性质了，如宋时杨邦，自年轻时起就以道学闻于士林——
杨忠襄公少处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友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趋而归，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鹤林玉露？甲编卷三》
第五章06
误入妓家饮酒，本无大碍，就算是洁身自好，也不致要把衣帽都脱下来烧了！还一边烧一边“流涕自责”，是不是太夸张了？像杨邦式的士人，因其道学面孔太过甚，以致总要引起同仁怀疑，必欲试其真伪，倒不一定是要“坏其守”。清人黄石斋也以道学闻于士林，同样有人要试他的真伪，事在《丹午笔记》中—— （黄石斋）造次必以礼法，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思试之。妓顾氏，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按歌，见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觞公于余氏园，使顾佐酒，公意色无忤。诸公更劝酬，剧饮大醉，送公卧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顾尽弛亵衣，随键户，诸公伺焉。公惊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荐，而命顾以茵卧。茵厚且狭，不可转，乃使就寝。顾遂昵近公，公曰：“无庸。”侧身向内，息数十转即酣寝，漏下四鼓，转面向外，顾佯寐无觉，而以体傍公，俄顷，公仍酣寝如初。诘旦顾出，具言其状，且曰：“公等为名士，赋诗饮酒是乐而已矣，为圣为佛，成忠成孝，终归黄公！”
黄石斋遇到的这一试，挑战确实非常严峻！他面临的顾女乃：“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按歌，见者莫不心醉。”而同仁诸公把情景气氛安排得如此自然和谐，全然看不出一丝破绽，好像一切都已是顺理成章之事——大雨雪之夜；醉无归；与顾女囿于一室不得出；只有一枕、一被、一褥子；开头黄曾自拥被衾，让顾女盖褥子。无奈褥子又厚又窄，不得已只好与顾女共卧于一张被子之下，而顾女已脱去内衣，黄也被人收去衣裤，两相裸卧，正是“窄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光：顾女在被子下面挑逗黄，黄只是说：“不要这样。”四更天时，顾女又面对面以身体依偎于黄，黄仍无反应。通篇看来，黄并不粗鲁，亦较通情理。唯其与顾女裸卧就寝，听他鼻息不过数十声就已进入梦乡，终觉有悖于事理——由此可否设问：黄有无性能力缺失的疾病？从他一开始接受顾女佐酒而“意色无忤”，到夜半能通权变与顾裸卧一床，可见他在心理上是并不拒斥美女的，但终于无所动，除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解释外，似难另觅说法。
为什么持道学者总要为人所怀疑，并想试其真伪？恐怕这就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大众文化要求近人情；精英文化想表达超越。当然这是指货真价实的道学家，假道学只是以此沽名钓誉而已。清代才子纪昀对道学素怀腹诽，不便公然抨击，但也不放过任何机会予以嘲弄挖苦。对那些持论迂阔的酸腐卫道士，纪昀一律戏称为“讲学家”——
一儒生颇讲学，平日亦循谨无过失，然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友人于五月释服，七月欲纳妾，此生抵以书曰：“终制未三月已而纳妾，知其蓄志久矣。《春秋》诛心，鲁文公虽不丧娶，犹丧娶也。朋友规过之义，不敢不以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论大抵类此。一日其妇归宁，约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诘之，曰误以为月小也。亦不为讶。次日又一妇至，大骇愕，觅昨妇，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渐瘠，因以成痨——盖狐女假形摄其精，一夕所耗已多也。前纳妾者闻之，亦抵以书曰：“夫妇居室，不能谓之不正也；狐魅假形，意料之所及也。然一夕而大损真元，非恣情纵欲不至是，无乃燕昵之私，尚有不节以礼者乎？且妖不胜德，古之训也。周、张、程、朱，不闻曾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无乃先生之德尚有所不足乎？……”此生得书，但力辩实无此事，里人造言而已。（《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
讲道学而遭狐魅构陷，自然是纪昀所开的玩笑。但那位好“讲学”的儒生平素也假得太张狂了，以至把自己弄成了道德警察，朋友娶妾他也要从书上引录大言正论，写信指责。而这种人在夜里什么事都能干，以至该儒生一夜纵欲竟脱阳成疾！这有点像汉成帝服食了赵飞燕大剂量的春药后淫纵通宵而毙命。纪昀假纳妾者之口讽刺道学家说，一夜之间就真元大伤，是不是你在床上太放荡了？道学大师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就没遇到过狐魅呀！怎么狐魅就敢找你呢？是不是你的道德还有缺陷呢？
其实，纪昀牵出来的道学大师朱熹，也未能免俗。朱公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为号召，其在儒林中的地位已近乎圣人了。然而，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纠劾朱熹十罪，其中包括：
……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四朝闻见录？丁集》）
以下还有诸如贪污受贿之类指斥，则似不实之辞了。平心而论，朱熹的个人品质应无大问题。只是他所鼓吹的道德律条“甚高难行”，他又持论偏激，其学说绝无人道，以至还在他的同时代，就遭到许多士人的攻讦。与他同朝为官的何澹首先就站出来指责朱的道学“文诈沽名”，请求朝廷辨其真伪。谏官刘德秀则首创了“伪学”一词以指称道学。实际上，沈继祖对朱的纠劾，源于朱与权臣韩胄之间的党争。但朱熹带着两名尼姑至官邸，恐不属诽谤——既已到了“每之官必偕行”的地步，当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事；儿媳孀居却怀孕一事，好像也难以说清楚。虽属党争，但毕竟自己授人以柄，被人家抓住了辫子。当宁宗对朱做出“降级使用”的决定时，朱以为东窗事发了，赶紧“争取主动”，“深刻检查”，并对自己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判，骂自己为“草茅贱士，章句腐儒，惟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自己也说自己的学说是“伪学”了……
但五十余年后，宋理宗终于发现了道学对极权统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