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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黄河滩。江薇极目望去，广阔的黄河滩遍地都是野草，根连着根，叶盘着叶，远处有一丛一丛的柳林，一根根柳条似乎是直接从地里伸出来的，细细的枝条随风摆动，看似柔弱，却另有一种坚韧的美和高贵的韵致。这里根本没有路，只有一些人和车走过的印子。江薇生长在大都内，看惯了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象，乍一到这广阔的黄河滩上，顿时觉得心胸宽广，天地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全都没有了距离。她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天苍苍，野茫茫”的诗句。
女士优先，她端起步枪朝着远方紧张而兴奋地放了一枪，真痛快。
大都会饭店地理位置极佳，有花园和停车场，饭店装潢之豪华，不仅在罗马，在整个意大利的中餐馆里也是第一流的。
《沉默的人》摄制组根据剧情需要，部分演职员来罗马拍戏，大都会饭店的老板以店主和侨领的双重身份宴请远道而来的同胞。夏英杰作为原著的作者，被特别邀请出席宴会。经过春节期间的各种联谊活动，夏英杰与侨领们不再陌生了。而能在远离祖国的罗马与拍摄自己作品的演职员见面，更有一种亲切感。
宴会气氛十分热烈，大家欢声笑语，畅所欲言。导演简要介绍了一些要在罗马拍摄的剧情，几位侨领向客人介绍了罗马的风土人情和华侨在罗马的生活情况。导演和演员还就剧情与剧中人物征求了夏英杰的意见。夏英杰来到罗马虽然还不到三个月，但由于国内的背景以及春节以来她所参与的重要侨务活动，使她在罗马的华人社会里已经成为知名人士了。席间，一位服务小姐走到夏英杰身旁，彬彬有礼地说：“夏小姐，有您的电话。”
夏英杰站起来，跟随服务小姐来到电话间。电话间是一间布置得很雅致的小厅，有沙发供客人坐，她从茶几上拿起电话问：“我是夏英杰，请问您是哪位？”
“是我，叶红军。”
夏英杰说：“据我所知你接到请柬了，为什么没来呢？”
“你把我估计过高了。”叶红军说，“那种规格的宴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席的。邀请你是东道主和客人的双重需要。邀请我是礼节性的，纯粹是出于照顾你的面子，我要当真去了那就成笑话了。”
夏英杰说：“叶大哥，你太精明了。”
“我要精明，就不是这个地位了。”叶红军在电话里笑了笑，问：“我想知道宴会结束后你还有什么安排？”
夏英杰看了看手表，十二点五十分了，于是说：“宴会很快就结束，三小时后我去机场接江薇，在这之前我还得回去再写一点。”
叶红军说：“如果没有其他活动，请你回家时路过我公司一下，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有关林萍的消息。”
“太好了，我一会儿就过去。”夏英杰说。
接到这个电话后，夏英杰再也没心思在饭店呆下去了。几个月来，她一直为林萍的下落担心，因为她始终无法驱散心中那团不祥的阴云。宴会结束后，夏英杰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然后驾车离去。
华商信息咨询公司地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公司的门口停着几辆轿车，不时有客人出入。公司的旁边是一家花店，五彩缤纷，花香四溢。夏英杰每次来这里都能感到一种现代化的办公气息，这里除了电脑、电话、传真机之外，占地最多的就是保险柜和资料柜，再有就是货架上摆着许多产品的样品。这里的工作人员每人一台电脑，都在埋头工作，信息是这里的命脉。夏英杰径直走进套间叶红军的办公室。
“请坐。”叶红军说，“有关林萍的资料是邮寄来的，我刚收到，如果不是你顺路的话我就给你送去了。”
夏英杰接过沉甸甸的邮包看了一眼说：“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来挺复杂的。”
“不要拿出来。”叶红军制止了夏英杰伸手取东西的动作，说，“邮包里有两本录像带和一本杂志，其余就是文字资料，你一个人看去。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林萍在曼彻斯特做妓女。”
“不会吧。”夏英杰虚弱而苍白地否定道。而在她心里，却已经接受这个结论了。
“我也希望不会，所以让你鉴定。”叶红军说，“这份材料真实、详细，并且包括了其他你感兴趣的问题。”
夏英杰说：“我在玉南工作时与林萍住一间宿舍，我能认出来。”
叶红军说：“对不起，我给你报了一个坏消息，让你不高兴了。如果你需要我做什么就随时打电话。”
“好吧。”夏英杰怀着沉重的心情拿上邮包出去了。
她坐进车里，手刚摸住车钥匙，叶红军从办公室里追出来，说：“你刚学会开车，一个人去机场我不放心。四点钟你在家等着，我开车送你去机场。”
“不用。”夏英杰说，“我开慢点就行了。”
回到住所之后，夏英杰立即打开邮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本黄色画报的封面。一位迷人的东方女郎做着一个极性感、极下流的动作。这张漂亮的面孔夏英杰太熟悉了，但她仍然不愿相信，将画报推到一边，取一本录像带放进机子里，打开电视。这本带子的中文译名是《床上的东方少女》。
屏幕上出现了两个欧洲男子和一个亚洲女子，做着不堪入目的动作，女子夸张地呻吟、叫喊，脸上呈现出一副如痴如醉。欲死欲活的表情。夏英杰几乎已经肯定了屏幕上的女子，但眼睛仍然紧盯着裸体女子的左肩部，她终于看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证据——女子左肩后面那颗绿豆大的黑德。是林萍，确定无疑了。她痛苦地低下了头，无力地用遥控器关掉电视，就那样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她心里难受，脑子里全是宋一坤和叶红军说过的那些话——
“尤其是女人，靠别人那种礼节性的尊重，半文不值，摆出多少潇洒也是花架子。”
“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夏英杰等心情平静一些了，从邮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内装林萍和杨小宁两个人的背景材料，文字是用电脑打印的。有关林萍的记录是：
林萍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在北京与杨小宁相识，杨小宁以帮助出国和到法国后结婚为诱饵，并用假签证等手段骗取了林萍的信任。同年六月，林萍携带十万元人民币和大量物品乘飞机抵达昆明，根据杨小宁的要求他们以兄妹相称，因为还有两个少女也将随杨出国。出国路线并非坐飞机直达法国，而是乘火车开进中缅边境的景洪县，并于当晚通过中缅边境线，经过一夜行驶到达金三角地区一个名叫“色拉”的小村庄，村民都是缅甸土族人，近似原始社会。这个地区驻扎着一个师的武装部队，是大毒枭坤沙的下属，师部就设在色拉。
三名少女发现受骗后为时已晚，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大房子里，由军人看守。房子里还有十几个人，都是被蛇头骗过钱又卖掉的中国人，男女混居一室，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免遭强暴。军方的规矩是，每人须交纳五万元人民币的赎金方可离开。杨小宁对三名少女骗完了又卖，将三十六万元人民币兑换成美金，途经曼谷回到巴黎。林萍无钱付赎金，但长得漂亮，被军方以一万美元卖到曼谷的妓院，接了一个多月的客之后，再次被转卖，于九月份被蛇头从曼谷偷渡到莫斯科，最终到英国曼彻斯特，完全被黑社会所控制，以卖淫为生，住维兰特街（译名）十六号。
真是天下奇闻，世上居然真有自己花钱把自己给卖了的荒唐事。夏英杰说不出是气还是恨，心里窝着一股火。她倒了一杯凉水喝下去，拿起另一份背景材料。有关杨小宁的记录是：
杨小宁，三十二岁，出生于香港，十六岁到法国，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华人，均已故。杨小宁一九九二年离婚，其子由前妻带回香港抚养。杨现住巴黎七区，经营一家美容院，交际很广，社会关系复杂。他从一九九0年开始兼做蛇头，参与组织非法偷渡、骗卖少女。他经常活动于中国、香港。缅甸、泰国等地。经他偷渡的有五十多人，被他骗卖的少女有二十多人。自从法国警方与中国警方联合治黑之后，杨小宁已停止活动。受害者流散各国，尚无人对杨小宁进行报复。
邮寄材料的人显然是按照叶红军预先设定的题目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的，这些题目的设定充分考虑到了夏英杰可能关注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证明林萍身份的绝对证据，就有了杨小宁的过去和近况以及具体的住址，甚至连是否有报复的可能性也做了估计。而夏英杰起初并没有要求对杨小宁进行调查，更不会想到要报复什么人。现在她不能不承认，假如她只看到了林萍的材料，她一定会不由自主地问：杨小宁到底是什么人？他现在躲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向他讨个说法，讨个公道？
而所有这些，叶红军都估计到了。
叶红军办事的干净利落和周密严谨，他把握事物的尺度和推断别人心理的准确，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与宋一坤相比，他缺少一点大思路、大胆识、缺少一点英雄人物的手笔。夏英杰心想：叶红军天生一副军师的头脑，宋一坤天生一副统帅的气度，如果这两个人绑到一起，一定能干出一番可图可点的大事。那么，怎样帮助林萍呢？夏英杰为难了。
林萍落到这种地步不是偶然的，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她自身应负主要责任。她虚荣、浅薄、高傲，看什么都简单，总有一种盲目的性别优越感，既有惰性又有幻想，以为性感和美丽能征服一切。但她并不是坏女人，并不是自甘堕落，她从不会去伤害别人，也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确切地说，她只是一个美丽的傻女人。
帮助林萍，是必须要花钱的。无论是叶红军启动他的社交网络还是与当地的黑社会交涉，核心还是一个“钱”字。而通过什么方式帮助她？预计达到怎样的结果？运作过程需要花费多少钱？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宋一坤和叶红军对林萍这类女人一向没有好感，而他们恰恰是能够帮助林萍的关键人物。动用这种专项资金需要征得宋一坤的同意，在叶红军对林萍深为反感的情况下，也只有宋一坤能够调动他。毕竟，林萍是这个圈子之外的人。夏英杰想：这件事应该和江薇商量一下，或许能从其他方面找到办法，至少先解决一个钱的问题。她心清十分沉重，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在玉南油田与林萍相处的那些情景。现在，她一点也没有写作的情绪，平静的心情全被破坏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将录像带、画报和两份文字资料收进写字桌的抽屉里，然后坐下来茫然地看着桌上的日历，那一页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她看了一会儿，不知道想干什么，下意识地拿起笔在日历的留言处写了这样一行字：今天，真是一个灰暗的日子。
这时她还不知道，如果要形容她今天的心境，用“灰”字，分量是远远不够的。
下午四点，夏英杰开车去机场接江薇。她心事重重，又是刚学会开车，所以一路特别小心。
机场的候机大厅宽敞明亮，一张张皮椅子，一排排大沙发，到处坐满了迎送往来的旅客，各种肤色的人都有。夏英杰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等着。
她一向认为自己是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的人，但是自从《沉默的人》一书出版，尤其是到了意大利之后，她开始觉得脑力不够用了，许多问题既合乎逻辑又像被蒙上了一层雾，让人摸不着、说不出、看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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