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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成了一个捷克出租司机的情儿。
“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我的捷语会话能力突飞猛进，我们相亲相爱，感情日笃，但他就是不肯跟我结婚。他说你那么漂亮，怎么会愿意跟我这样一个老头子结婚？我说我就是愿意。他说不对，我说那你说是为什么？他说不知道，反正你们东方人脑子很怪。我想不结就不结吧，我也不能逼他呀。不用交房租，不用交饭钱，已经很不错了。我把他伺候得周周到到，舒舒服服。半年过去了，我压根儿不再提结婚的事儿。欧洲人怕结婚，何必强人所难呢？他是个好人，我们日子过得很快活。有一次，他突然得病了，重感冒，高烧，咳嗽。我寸步不离地伺候着，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汤都一勺一勺喂给他喝，见他总不退烧，心里很着急，眼泪汪汪的。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女人呢。病一好，他就拉着我去登记结婚。我吃了一惊，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回事？以前缠着他结婚他不结，不缠他了，他倒非要结了。我说你可考虑好，我们东方女人脑子怪。他说不不，是我脑子有问题。登记的当天我便拿到了捷克的永久居留身份，接着就申请加入捷克国籍，估计很快就能批准——这些都是他主动办的，他怕我跑，护照都给藏起来了。”
说了一大顿话，小兰看看表，“哟，该吃饭了。你坐着，我去弄饭，你今天尝尝我的手艺。”
真不得了——片刻工夫弄了满桌菜。汪虹说：“你老公可有福了，天天能吃上这么地道的中餐。”
小兰说：“哪儿呀，他没这口福。我正学习做西餐呢，我老公不爱吃中餐。前些日子有中国朋友从荷兰来，给我带了些虾和螃蟹，捷克根本见不着的。我做了给他吃，他只吃了一口，全吐了，说味道真可怕。”
吃罢饭，小兰又拿出一个精美的小影集给汪虹看，“我儿子。”她骄傲地说。
汪虹打开影集，是她儿子从襁褓到现在的照片，每张照片下面都用娟秀的笔迹写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和祝福。读着这些饱含情感的朴素文字，汪虹不禁湿了眼晴。
“下一步我就要把儿子办出来。”她说。
天晚了，汪虹告辞。小兰送她到门口，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个捷克人嫁掉。你大姑不是你母亲，就是你母亲也不能照看你一辈子。要想在这里生存和发展，只能走这条路。别犹豫，就按我说的做，绝对没错。”
汪虹对此并没有太深的理解，而且当时像她这样的中国女孩子普遍都看不起捷克男人。要嫁也得嫁德国人、法国人，嫁个捷克人，还不被大伙儿笑死？但林小兰的一席话还是给了她很大的触动，她明白，她和小郎的所谓爱情在布拉格根本不能存活。她也明白小郎之所以这样缠着她除了需要女性的慰藉以外，更重要的是瓦哈洛娃在此间的特殊能力。她并不认为由于小郎有这个功利想法就成了卑鄙小人，生存压力是每个漂泊海外的中国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在这难以承受的重负之下，灵魂的扭曲、变形或坍塌崩溃，都十分容易理解。
两年以后的国庆之夜，中国驻捷克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招待在布拉格的知名华人。汪虹在人群中又一次见到了林小兰，她穿着漂亮的晚礼服，裸露着半个胸部和全部后背，赤裸的胳膊上戴着长长的黑色丝手套，端着一杯香槟酒，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挽着开出租车的老公，频频和大家点头微笑。
她走到大使面前，含笑与大使碰杯，并向大使介绍她的老公。大使亲切地和诺瓦克先生握手，诺瓦克先生眯着眼睛，满脸笑容，已经幸福得没样儿了。
汪虹问她：“你怎么和他寸步不离呀？”
林小兰笑着说：“我不想让他感到孤独。”
几年以后，诺瓦克先生死于癌症。林小兰继承了那所价值不菲的大HOUSE及其它财产。她又与一位捷克律师成为情侣，两人共同为中国人注册公司办理绿卡，很快便富甲一方。
她早已取得了捷克国籍。
第九章 三姐妹滚大包
有一天下午，瓦哈洛娃来到汪虹的小房子，说你也闲着没事儿，跟我走吧。刚从德国过来一个小伙子，让我给注册公司呢，咱们去一趟。汪虹说好吧，两人便出门上了巴士。
她的三姐妹滚大包生涯就从此发端。
瓦哈洛娃谈完事儿走了，汪虹却留了下来。吸引她的不是这位留学生，是留学生的一位女性合作伙伴、也是刚从德国来的北京人侯玉花。
小伙子叫刘群，是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当时汪虹觉得他这不是犯傻吗？你好端端一个留学生，不在德国老实呆着，跑布拉格起什么哄呀？
没过一年，汪虹便开始从心底佩服这位留学生的聪明了。
德国和捷克有着相当长的边境，从布拉格出发，只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便可进入德国。捷克政权易手，百废待兴，应该说当数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最先感到春江水暖。他们都很敏感，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他们有语言——捷克完全被德语覆盖；有关系——他们各自都有一些捷克同学；完全可以一步跨过边境，独领风气之先。但他们没有，他们徘徊观望，踌躇不定，不知道是应该去布拉格开辟新天地，还是继续在柏林、汉堡的中餐馆洗碗以等待孤僻傲慢保守的日耳曼人恩赐给他们一个永久居留的身份？而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大批的同胞从一万公里以外的遥远大陆蜂拥而至。不过一两年时间，他们眼见许多同胞摇身一变从穷小子成为大老板，而他们这些本来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留学生却仍旧在餐馆里刷碗，同时也没有谁得到了德国居留权。
刘群是例外的一个。
去布拉格做老板还是留在汉堡洗碗？他很容易就做出了判断。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布拉格买了别墅，把太太也从国内接了出来。闲暇时他经常开着BMW去德国看望仍在刷碗的同学，倾听他们对老板也要分一份小费的愤懑。
对于刘群的成功我将在以后的著述中介绍，现在要跟大家见面的是侯玉花女士。
此时的侯女士已经36岁了，个子不高，却胖。老公和孩子都在北京，为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她只身出来闯天下，先到了德国汉堡，又随在汉堡认识的刘群一同来到捷克布拉格。
侯玉花在汉堡是给她姐姐打工。
侯玉花的姐夫在德国做生意已经好些年了，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很有钱。姐夫和姐姐感情不好，据姐姐说他在外面有女人。他对姐姐很刻薄，每月只给很少一点家用，而他自己则花天酒地。他每年都要回一两次国，说是谈生意，其实就是吃喝嫖赌。
姐姐全知道，只是没办法。
“我姐姐命好。”侯玉花后来非常羡慕地对我说。姐夫的恶命换来了姐姐的好命──姐夫回国谈生意，与朋友们一块儿钓鱼时，把鱼钩甩在了高压线上。
被烧成一截儿黑炭。
姐姐依法继承了全部财产。
姐姐有钱了，便想起远在北京做梦都只梦见捡钱包的妹妹侯玉花，邀请信担保书一股脑寄了回去。她的生意急需自己人来帮助打理——她在给侯玉花的信中这样说。
侯玉花颠儿颠儿地来了。
“哪儿是让我来帮助打理生意呀，就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我姐姐有个冷饮店，本来听说有仨清洁工，我一到立马全辞了，就耍我一人儿。那个累呀，不怕你笑话，连死的心都有！挣上钱也算，一个马克也不给，说留着给我办身份用。我看清了，什么姐妹不姐妹的，钱比什么都亲。我说我不干了，您也别给我办身份了，还是给我点钱吧。摔给我五千马克，说你将来可别后悔。就这么着，跟刘群跑捷克来了。”侯玉花向汪虹介绍她的来历。
“你来布拉格打算怎么办呢？”汪虹问。
“打工不行，没劲，也挣不上钱。咱们得自己当老板。汪虹，你要信得过我，咱俩就联手干。我有个好主意，准赚钱，你先赶紧让你姑姑给我把绿卡办好，咱们立马行动。让丫挺的看看，咱也会挣钱。”侯玉花说。
汪虹兴奋了，说：“绿卡没问题，侯姐，我跟你干。”
“好！”侯玉花说，“你明儿上午过来，还有个北京姐们儿明天要来接个传真，等她接完传真咱俩再仔细商量。”
第二天一早，汪虹又来到侯玉花这儿，见客厅里已经坐着一位瘦瘦的女士，不漂亮，但利利索索，一看就很精明能干。侯玉花给汪虹介绍说这是吴霞，来等传真的。又对吴霞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汪虹，有英语，我们俩准备联手干了，发了财去澳大利亚看你去。
原来吴霞的丈夫在澳大利亚留学，他们已经结婚好几年了，有一个儿子，姥姥给带着呢。这次吴霞是专门来布拉格玩儿的，这儿有她几个朋友。她丈夫学业已经完成，本来就要回来了，可澳大利亚政府突然宣布鉴于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原因，为避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在海外参加了抗议活动而回国受到迫害，给中国留学生以特别庇护：学习期满不愿意回国的一律准予居留，而且允许他们的配偶来澳大利亚团聚。此法令一出，中国留学生兴高采烈，纷纷给妻子丈夫办理了来澳团聚手续，吴霞即其中之一。老公今天的传真将要告诉她来澳大利亚的启程时间和注意事项，汪虹简直要羡慕死她了。
吴霞安慰汪虹，“在哪儿干好都一样，说真的，我还真想和你们一块儿干呢。去澳大利亚也没意思，要不是老公说好几年没见了，非让我去，我才不去呢。”又转脸儿问侯玉花，“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怎么这么神秘兮兮的。反正我也要走了，让我知道知道行吗？”
侯玉花一脸严肃，“这是商业秘密，告诉你可以，但你绝对不能告诉别人。”
吴霞说我发誓。
虽然再没第四个人在，侯玉花还是压低了嗓子：“滚大包儿。”
“什么叫‘滚大包儿’？”汪虹和吴霞一齐问。
“如今的社会，信息是最重要的。我刚刚得到消息，从国内上货，乘国际列车一路卖到莫斯科，这就叫‘滚大包儿’，一趟一万美子。”
“哇！”汪虹和吴霞同时惊呼。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是悉尼邮电局的小姐，一通英文。侯玉花听不懂，忙喊汪虹。汪虹赶紧接过话筒，原来对方在说OpenFax。汪虹给了传真信号，三人都站在传真机前。不一会儿，随着轧轧的声音，一张写了几行字的纸传了过来。
吴霞拿过传真，迅速地看了一遍，嘴角开始抽搐，脸色也青白起来。突然，她掩面大哭，传真飘然落下。
汪虹和侯玉花傻了。
汪虹弯腰拣起传真，看了一遍，把个脸儿惊得煞白，赶紧递给侯玉花。
只有几行字——
吴霞：你好！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来澳大利亚，我明白告诉你，我已经与一位中国小姐同居了。这样的事在澳大利亚非常普遍，因出国而分离的夫妻，绝大多数都会分手。因为相隔浩瀚的太平洋，再滚烫的感情也会冷却。身处异乡，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太需要异性的慰藉和陪伴了。我们已经不可能有共同的话题和良好的沟通了。
如果你一定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