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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事情已经做下，只能听天由命了！”李纲再叹口气。转身进了书房，将一大家子人扔在堂上大眼瞪小眼，本来以为是福禄临门。却转眼成了祸从天降，在这欢乐的日子里给李府蒙上了层阴霾……
李纲十分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都是小节上的问题。即便给外人知晓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只是发生在敏感时期让人不能不担心。尤其是皇帝突然而至。却又突然飘然而去，他努力回想皇帝进门后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和神态，试图从中发现些什么。但除了几句玩笑似的讥讽之外，好像皇帝并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满，反倒是喜爷的话暗示着什么。
正当李纲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皇帝到底干什么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这几天皇帝不仅拜访了他们家，还祸害了其他几个宰执。左相许景衡、右相陈公博、枢密院使赵仁等加上六部尚书一个都没漏，将家家闹得鸡飞狗跳，惶恐不安，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无可奈何的恭送皇帝大笑而去。
通过几家的遭遇，李纲有些想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恶作剧，他在报复大家。当日皇帝要亲征，正是他们坚决反对，团结一心的将皇帝生生的给留下。当时皇帝宣布放弃亲征的神情还历历在目，正如皇帝离开他的府上自己夫人的神情相像，无奈中饱含着失望和幽怨以及不舍。现在想来大家都以为事情过去了，而皇帝却没能忘记，一心要报一箭之仇，便选择了这么个顽童似的法子。
李纲想通了困扰自己多日的谜题心情大好，可他又觉不对，皇帝以这种童心未泯的方式祸害自己这些人还说得过去，但对枢密院使赵仁就不应该了。其本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小厮，与皇帝是亦仆亦臣的关系，说是家臣最为合适。皇帝若是以对待自己和其他朝臣的方式折腾赵仁就显得不正常了，反而是狠狠踢他几脚，揍他一顿的做法让人觉得更为恰当。
“难道大宋又要重演君臣相争的旧事？”李纲猛然想到此次皇帝出手‘报复’他们缘起阻止皇帝亲征，但这也是皇帝登基以来朝中众臣少有的团结一致，而此次也做得确实过了，他们以不作为消极对抗，使政令不通，皇帝的旨意难出京城。在皇帝看来就是相权已经具有遏制皇权的能力，打破了朝中的势力平衡，这是每一个皇帝都不愿看到的……
大宋自建国后，因太祖以士人共治天下使得相权得到了壮大，也让宋朝的士大夫们将此发扬光大，渐渐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金科王律。在教科书中就向士子灌输：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独裁。宰相杜范曾对此有过很好的解说：凡废置予夺，（皇帝）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在这种风气下，宋学培养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经世理念。宋代士大夫阶层，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他们不甘心沦为事务官，因此就要与皇帝争权，制约皇权的壮大。
宋朝士大夫整体意识还表现在他们对朋党的认识上。‘朋党’古已有之，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荀子云：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也。因此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治国指南的君臣们只认为‘小人有党，而君子无党’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朋党是又恨又恶，讳莫如深。
入宋后，随着士人们地位的提高，对朋党一概贬斥的传统发生了变化，一些士人提出了‘君子亦有党’的全新见解。对朋党并未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指出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别。这一理论的出现是宋朝士人的朋党观发生了变化，欧阳修更是公然鼓吹朋党的合理性，并以‘尚道’和‘尚利’相加以区别。
随着这种思想的深入，在士大夫们看来，贤明的君主只要能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奴之有术，那么就可以造就理想的政治格局了。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在与‘同道’为标志的旗帜下公开分党派，在朝中争政权以实现自己的政见。从而党争成为朝中各派势力相互倾轧的工具，不仅阻碍了社会改革，而且造成大宋政坛持续百年的争斗。
话还得说回来，士人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往往只有相权抑制皇权才能使士人们得以一展其抱负，可又有哪个皇帝甘心将自己手中的权力交出，于是士人们和皇帝的明争暗斗充斥朝堂，党争也成了皇帝控制权力的工具。他可以通过支持或打压另一党，取得在朝中的话语权，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
到了本朝，士人集团经过经过靖康之变已经势衰，而一部分士人在女真入侵中的不齿表现也让人寒心，使得皇帝得以对士人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结束了持续百年的党争，并通过解决冗官和提高武人的地位的方式重现建立起文武并重的新政治格局。与此前相比相权被大大削弱，话语权降低。
此后的十余年中，皇帝通过不断的战争和一系列国策的调整，使大宋得以迅速摆脱战后的衰败，迅速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崛起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国。朝中也形成文武相制政治格局，皇权就成为平衡文武之间势力的重要砝码。而皇帝的文治武功为也其在朝野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无人能挑战其权威。
士人集团受的的教育使其并不甘心沦为配角，在经过最初的混乱后重新成为一个政治集团。但他们自知不是和武人结为同盟的皇帝对手，那么就只有暂时与武人结盟才能和皇权对抗，联手扑灭了‘让位风波’可以说是他们联合的尝试，那么这次文武一边倒的反对皇帝亲征就可视为共同挑战皇权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六十四章 警惕
正月二十五日年假结束，各衙门开印上班，大宋朝的头脑们在朝房中等待皇帝的接见，往日大家见面都会说笑几句，尤其是多日不见也该寒暄几句。可这个春节他们其中不少人都被皇帝折腾了一番，弄得狼狈不堪、心惊胆颤。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事情恐怕京城早已传遍了，所以大家见面都不免尴尬，事情又没法解释，索性都闷着吧。
而没有被皇帝拜访的人此刻心中也不平静，这倒不是他们犯贱，不被折腾心中不好受。他们是担心皇帝不知何时会‘拜访’自己，同僚们的遭遇也让他们心惊，可皇帝迟迟不到，这就如同坐着无底船不知道什么时候沉，反而不如来个痛快的，是死是活就这一遭了，总比天天‘防贼’要轻松。可到了皇帝折腾了别人家，却没有来自己家，说不上是嫉妒，还是惶恐，总觉着心里不大得劲儿，和那些‘灾民’无形中多了曾隔阂，也不愿多言。
在沉默中众人终于等到了净鞭声响起，内侍高声宣诸位大臣上朝议事。大家急忙排班依次进入垂拱殿，此刻的心情倒是都十分迫切，因为谁都想知道皇帝这么做的目的，希望能从朝会上皇帝的只言片语中得到答案……
赵柽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短板是不擅于处理政事，解决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因此必须依靠士人协助治理国家，这也是历朝历代的传统，到宋朝更胜。他如此也算继承了列祖的衣钵，承接了祖制。但是赵柽也明白让自己完全照搬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时。
一般来说，君主政体分为四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做中央控制的模式。就是君主和官僚有限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第二种模式叫做宫廷的集权模式，就是皇帝或他的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士大夫只能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第三种模式是**的模式，所有的决策，出于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士大夫虽能分享行政权力，但无权参与决策；第四种模式是独裁的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朝野士人。
也许第一种模式对君主政体来讲是最理想的，可也是最难实现的，应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反正在赵柽看来自己登基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他那么做的。因此他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但官僚士大夫们却不是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因为大宋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使他难以实施独裁，这种制度即便在赵柽这个现代人看也是十分先进的，称之为封建君主制下的有限民主制也不为过。
唐宋之际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唐以前贵族政治寿终正寝，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唐以后出现了一个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阶级。他们最终取代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门阀地主阶级，成为唐宋变迁以后整个政权的基础。隋唐以后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进入宋代后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实际上向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敞开了经由科举取士进入统治圈的可能性。
唐宋之际社会变化在社会阶级关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凭借科举制作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形成以后，势必要进入官僚统治圈，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说的“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既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这种变化。而政策的变化。地位的提高，使士大夫阶层经世理念得到加强。他们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
在宋代政治里，还有一个常用术语，叫做“国是”，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且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
既然是共商‘国是’必然要广泛征求意见，但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个范围往往就是士人们的意见，他们通过上书言事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皇帝恪守家法，谏请君主更改诏令，阻止君主内降诏书，抑制女后干政弄权等；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最高决策权，也就是皇权，因此也受到已经融入了国家的统治阶层的士人言事权的有力约束。
经过百年的发展，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了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
文官政治，宽泛、健全的政治制度促使宋朝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形成及其崛起，作为官僚集团的中流砥柱士人们将他们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
赵柽从根儿上说还是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