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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宋金两国交战及国势渐微是造成兵匪遍地开花的主要原因，但是早期的安抚不当，措置有误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有些人是抱着成为国家干部的梦想。加入各处民团组织，并在保卫东京的战斗中出过力的人。
因为这些人有过‘黑社会’的经历，而被当成了社会治安的边缘人，为宋廷不容。早早遣散了，不得不各自领兵南下讨生活，时而接受招安。时而重操旧业，从守土有责的准革命战士变成了拿跳槽当家常便饭的游寇。
李纲主张剿抚并用。迅速平息匪患，而还在朝中的有些人便以这些人曾为国出力。不可剿只能招抚相辩。而李纲有个认死理的缺点，他便非要在嘴上与人分出高下，辩出个真理来。可他如此正中某些人的下怀，结果朝堂上是嘴仗不休，游寇作乱依旧，事情却久拖不决…
而精兵的事情也遇到了难题，宋朝武官或可称武阶、武阶官、武资等。武官的序列和分类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武官与近代元帅、上将以至少尉等军衔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区别。近代军衔仅用于区分军队内部军人品级之高低，宋朝武官却不能等同于军人。大部分的武官，是通过元丰改制前的审官西院和三班院，改制后的吏部尚书右选和侍郎右选，广泛授予各种民政差遣。此类武官按现代的意义，当然不算军官。
“官以寓禄秩，叙位著”，乃是虚衔；“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乃是实职。 宋自三衙长官、四厢都指挥使至都的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之类，都是军职。军职可算是差遣的一类，授予军职的武官，按现代意义，可算是军官。从法制上讲，因军功授官，可以不受人数限制，而军职却往往受编额的限制，不可能滥设滥授。将武官作为军职的加衔，逐步结合，武官系列也逐步溶入军中，与军职有分有合，弄得更为复杂。
而在军队中，官位和军职应当相称，但也存在不相称的情况。军队的战士有时出现使臣、军兵两级制，或使臣、效用、军兵三级制，正是表现了官位与军职的差别。所谓“有官人”，是指低级武官，如使臣之类充当战士。在战时，精壮者可以凭借“请托”，利用拣选制逃避战阵；而在平时，即使实行“拣汰”，却不能除役，反而又增添一倍军士，“耗蠹财用”。由于禁兵、厢兵等存在着复杂的番号军级，也增加了军职迁补的复杂性。
大家谁都知道其中弊端，但是一旦涉及到自身的利益便都叫屈，少一份职事就少一份工资的，而文武间的差距也让些武官不愿放弃文职。他们磨磨蹭蹭的，多次廷议也解决不了问题，赵柽就急了。
兴办武学之事，赵柽已经催了几次，但是都是议而不决，最后不了了之。赵柽知道在崇文抑武的风尚下，宋朝不重视武将的文化，许多军班、军功出身者，可以目不识丁。刘光世还是将门之子，竟不能题名。 韩世忠也不能文墨，唯独岳飞努力学习文化，尊敬和亲近文士。
究其根底却是前边的几个皇帝对武将猜忌甚深，其实是将此种行为视为武将的野心虽然设置了武学和武举，却并不供认真培养军事人才之用。赵柽却不想跟他们在磨叽，既然兵部不愿意干，那我就夺了你的权，他立刻任命赵礼为签书枢密院事，以大同讲武堂为基础，扩建军校。
赵礼马上行动起来，仅用月余时间便在西京洛阳分别建起参谋学校、步兵学校、骑兵学校、辎重学校、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并在登州筹办水军学校，并开始在各军中招收学员，准备年后开学。赵柽当然是大力支持，分别题写了校名，并拨出专款，授权其可在全军挑选教员和学生，毕业的学生等同国子监，成绩优秀者可直接授官。
在整军的问题上，李纲开了几次专题会议，终于达成了统一意见，但是结果却让赵柽大为不满，批了‘放屁’二字打回尚书省重拟，这些人沿袭了过去的历朝的做法，认为骑兵花费过大，而且战斗力低下，应该优先发展步军。
赵柽此举立刻引起朝臣的不满，纷纷上书，引经据典的跟他辩论，但终不离范仲淹的“自古骑兵未必为利”，“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 沈括的“以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而宋朝“利强弩”，“舍我之长技，勉强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
宋祁所说的“损马而益步”，“臣料朝廷与虏相攻，必不深入穷追，殴而去之，及境则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除买马花费重金之外，自五代迄宋，“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 或说“边城一马之给，当步卒三人”，组建和编练骑兵，自然是一项耗费巨大的投资。这些都成为不少士大夫反对加强骑兵建设的重要理由。
朝中大臣们不主张发展骑兵，不过是反映士大夫们战略目光的短浅，而不重视骑兵建设，恰好是宋朝传统的消极防御战略的组成部分。以为宋朝有“马少，又人不习骑”的短处，“每至贼来作过，则朝廷常以所短敌所长，是以十战十负，罕有胜理”，这些在当时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赵柽立刻予以痛批，不善骑射的状况，是可以通过训练和战争而改进的。辽、西夏、金等举行大规模会战时，往往集中几万以至十万以上骑兵，而步兵仅仅负责运输，开壕堑等项工作。骑兵作为突击兵种，集中使用，可以发挥很大威力。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将与匈奴角逐，正是采用组建和集中使用骑兵大部队的战略，得以深入河西，长驱漠北，取得以往使用步兵作战不可能达到的战效。
然而正是宋人却长期沿用以步兵为主的传统战略，不懂得编组骑兵大部队，集中使用的重要性，而将骑兵分散于各个战场、各支部队，作为步兵的附庸。尽管在整体上和总数上，宋朝的骑兵不一定处于劣势或绝对劣势，而在各个战场上或战役中，却一般居于劣势或绝对劣势。所谓“以所短敌所长，是以十战十负，罕有胜理”，实际上即是指这种在战场上或战役中，分散使用骑兵的情况。
总之，正是因为马匹缺乏，骑兵训练差，再加上作战时的分散使用，成为决定宋帝国武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云州、河中皆是出产马匹的地方，重金买马已经成为过去，中兴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正是对他们无稽之谈的有力驳斥…
“难道是手软了？”赵柽对朝中这种拖拉的工作作风十分气恼，而李纲处处被擎肘也是无可奈何，本想来个平稳过渡，结果却是步步维艰，他不由的想到…（未完待续。。）
第一百五十四章 打破僵局
赵柽登基后，独尊尚书省，充实六部，让大宋的士人们感到皇权独树，相权渐重，武人要翻身，他们怎么能坐视不理，便纷纷上书要求恢复三司，中书、门下二省的同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相对抗，意图逼皇上分权，李纲下台，打压武人。更有人向太上皇赵佶请愿，想请他复出主政。
“陛下，现在朝中各部各司有令不行，推诿塞责，减官推行困难，整军也是止步不前，这都是臣无能，还请陛下恩准另寻贤能！”李纲现在处于舆论的漩涡中，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向赵柽请辞。
“李相，你是百官之首，自然事务繁杂，当然受到的委屈也最多，朕是知道的，不必放在心上，尽管放手去做，中兴大宋还需你出力！”赵柽安慰道，李纲请辞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以退为进想获得自己更多的支持；二是试探下自己对他的态度，那自己就给他吃颗定心丸。
“陛下，臣却感身心俱疲，难以支持，还是让臣归田吧！”李纲听罢再次行礼道。
“诶，朕知李相素有治国救民之志，也敬你不畏艰难的铮铮风骨，此时只是小有挫折便请辞岂是君子所为，如今大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外有女真虎视眈眈，内有匪患猖獗，皇兄还在北国，而朝中地方糜烂，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士人之中也是多谈风花雪月，女真入侵正是立志报国之时，可却畏敌如虎，全然忘了圣人之教。如今形势刚刚好转。不知为国分忧，却是高谈阔论。不务实事，居庙堂之上。也只是尸位素餐之徒！”李纲虽然极力掩饰，但是演技太差，眉毛都快飞了起来，想逃出赵柽的法眼也难，显然再次请辞不过是惯例，等待自己的再次挽留，借以显示主贤臣忠罢了。
“陛下英明，臣等岂敢不效死力！”李纲再次施礼道，不过他也听出官家言中的愤怒。似乎对士人们十分不满，心中也是含糊，现在士人们的地位也是当年太祖皇帝的一句话，才有了大宋士人们百年的风光。如今士人们在靖康之变中的表现实是强差人意，可以说是辜负了赵氏养士的本意，而这位新官家自幼混迹于武人之中，当然对武人本能的亲近，对士人们偏见已生，现在又极力抬高武人的地位。如若处置不当，导致官家极力打压士人，玩儿起了武人当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脖子终归是硬不过刀子的。
“中兴大宋。收复燕云，直捣黄龙，迎回先帝。是我辈之任，不可轻言放弃。李相不要再提辞官之言了！”赵柽点点头道，心中暗乐这李纲还不是完全不懂事的人。
“陛下。金人南下各地官员缺员甚多，而朝中官员在清查附逆中也被清除许多，各房各司多有空额，是不是早开恩科，为国选才，以补空缺？”李纲言道，他也知自己在朝中孤立，没有亲信，以致难以开展工作，而开科为国选才的同时，也可以从中培养自己的势力。
“开科自然势在必行，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大宋开科选士，但是也导致过滥，许多贤能因不愿与蔡京之流为伍，更有数不清的待选官员务闲，难以一展才华，或屈尊为小吏，不但徒耗国孥，亦埋没了良才！”赵柽站起身在殿中转了一圈言道，候在一边的见喜偷乐，陛下这一转不知道转进去多少人了，如此又得把李相给‘赚’进去。
“陛下是想从旧官中选拔官员，充实朝廷和地方？”李纲言道，他知道官家是从地方上摸爬滚打上来的，想要瞒过他并不容易。
“也不尽然，新科和太学之人虽然颇有学问，也有意气，但是苦读之人不经世事，更无历练，难知其中艰难，更不懂百姓疾苦，可大力从吏员中选拔一批上位，使一批新人下到地方为吏，积累经验，增加历练，以堪大用！”赵柽言道。
宋代的州、县衙门中，除了中央所委派的官员外，还有很大数量的吏。在州一级政府里，有孔目官、勾押官、开拆官、押司官，粮料官等等。在县衙门里，有押司、录事、手分、贴司等。吏的来源有的是召募，有的是差派，也有选充。吏的名目繁多，最主要的职责是经手征收赋税，处理狱讼，是封建统治集团中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从社会功能上看，吏员为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起到了很大作用。官与吏在只能上的区别就在于官主政令、吏主事务。也就是说官员主要是负责管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行政事务，侧重于宏观管理与控制，并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从而呈现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等职能。
而吏胥从事的则是本部门的具体的实际的工作。执行其上司所下达的各项任务，其职能服务性和事务性比较突出。宋代吏胥遍布于各级政府组织中，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官僚政治的膨胀，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显得更为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