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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了……”
“龟兔赛跑”的故事，在国内是家喻户晓的。几乎没有一个儿童不知道，由于兔子的骄傲自满，停滞不前，乌龟把兔子甩在了后面……
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龟兔赛跑”的故事被别出心裁地新编了一回。大概是因为兔年的关系，兔子应有个好形象，新编“龟兔赛跑”被赋予龟兔互相帮助、共同胜利的内容，来了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大结局。新编是新编，但还是在讲一个寓言，一个道理。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更愿意孩子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其深刻的含义和哲学道理。
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却更注重要孩子们去学到兔子要比乌龟跑得快得多的科学知识。
美国的不少机械，例如割草机，在其档次变速的示意标志上，用两个箭头分别指着两个图案：一端是乌龟，另一端是兔子。这种国际通用的图示，明白无误地表明：乌龟表示慢速；兔子标志着快速。
捷兔骄傲自满，是一种寓言的想像，没有必然性；但兔子比乌龟跑得快却是科学常识。
笨龟勤奋不懈，是一个童话的假想，没有规律性；但乌龟根本无法与兔子赛跑却是不争的科学事实。
国内的读者可以做一个有趣的试验，到幼儿园或小学去问问，看看孩子中有几个不认为兔子骄傲而落后于乌龟的？孩子们只注意到寓言的想像，而忽略了科学的事实，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去探讨：
第一。道德教育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但不应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之上；也不应把道德判断置于科学之上；更不应只重道德教育而忽略了孩子的个性和兴趣的发展。如果孩子们在他们最活跃的儿童时代没能全面发展他们的兴趣和个性，以后就很难再补救过来了。道德教育在童年阶段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需要人们终生持之以恒！
第二，孩子的道德教育，非常重要；但不应因此而忽略对孩子的科学常识的教育。如果我们只重视孩子的道德教育，而忽略对孩子的科学常识的教育，他们一方面会变得“少年深沉”；另一方面，到他们年纪大了又会变得“老年无知”。还是以“龟兔赛跑”为例，当美国孩子只知道兔子比乌龟跑得快的最简单的科学常识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理解“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的深刻哲学道理；但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还想不通“兔子并不必然骄傲”的道理，并忽略兔子必然比乌龟跑得快的最简单的科学常识，就显得“幼稚”了。
第三，忽略对知识的永恒性与伦理的局限性的教育，孩子将很难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伦理与道德的区别是微妙的。道德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用以判断行为规范的标准。
伦理则是以一定的道德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它规定了角色与角色之间的道德准则以及各自的义务和权利。
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微妙关联，就是人际关系。当某人不与任何人发生联系时，伦理与道德就不产生判断的意义。比如，“他学习很努力。”这不能成为一个道德判断。“他学习非常努力，以回报务农的父亲含辛茹苦地支持他读大学。”这就可以判断为伦理关系中的道德行为。
“尊师爱生”表现的是一定的师生伦理关系，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否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师生伦理关系日渐显现了其自身的局限性。但知识却是永恒的，并不随着师生伦理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水的分子式，“文革”前是HZO，“文革”后也还是NO。不能因为“尊师”而否认水的分子式NO的永恒性。换句话说，如果“尊师”的伦理道德与尊重科学事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发生矛盾时，孩子需要的是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去追求真理的勇气。又如，许多计划经济中流行的观念，在市场经济中就不吃香了，就需要改变，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但科学知识却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
兔子比乌龟跑得快，这是不变的科学常识；但“先进必定自满，落后必然奋发”的判断，却是值得质疑的。
孩子们只有认识到知识的永恒性，才会具备批判性思维，才会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才能突破人伦关系，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十、几个值得思考的教育体制问题
要不要取消“高考”？
回首20年，什么事件对青年影响最大？
根据（羊城晚报）1998年12月17日的一则报道，中华青年联合会和中国青年报社曾经在2．5万人中做抽样调查，这项调查显示：恢复“高考”，是对年来对我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事件！31岁至40岁的年龄段，是受恢复“高考”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73．8％的受调查者，认为恢复“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前途。
历史的使命
刚读到这则报道时，我觉得很不平，怎么我们这个年龄段未被包括在受恢复“高考”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内呢？掐指细算，明其就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刚读了初中二年级。因父亲曾被划为右派，读书的梦是别想做了。被送到农村“插队”，一去就是三年。这期间，我把初中的校徽偷偷戴在上衣口袋里整整三年。后来有幸抽调至工厂当工人，一当又是七年。同辈人中许多都已结婚，生儿育女了，我还在苦苦地自学那些学了又忘、忘了又学的初中、高中的数学。我在等什么？我在恋什么？学来干什么？自己全然不知……
1977年10月，一位朋友从南宁出差回来，带了一本（高考复习大纲）。我看到这本小册子时已是晚上10点多，外面正在下着瓢泼大雨。晚上是怎么也不会睡得着的了。用油布包好小册子，我从市郊的工厂踩自行车回家，一个多小时，路上没有任何人，只有暴风雨和我……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成了77级中的一员。到了大学一看，同学中要么是“文革”前读了老高中的那些人，要么是“文革”中读过高中的人。初中底子考上来的，据说，我们中学就我一个。我是代表整整一代人去读大学的。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年龄段未被包括在受恢复“高考”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内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很少有人能比我对“高考”的感情更深的。
感情是一种需要抖开的包袱。
“高考”是对“文革”践踏入才的野蛮行径的有力否定，她赋予千千万万的青年以神圣的公平竞争的权利。如前所述，根据（羊城晚报）的报道，以至于对．8％的受调查者，认为恢复“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前途。这种公平竞争，促使全国形成追求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因此，恢复“高考”，被认为是20年来对我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事件！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考”制度已日渐显现出她的历史局限性。我于1988年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有关方面对“高考”制度进行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壮士断臂的反思——取消“高考”！
11年前，我的呼吁还纯属学术讨论性质，甚至不乏“天方夜谭”之嫌，但许多内容，今天已经变成现实，或者正在开始实行。但是“高考”制度还在运作，故借此一角，再次呼吁。对“高考”作否定之否定
计划经济制约下的中国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使高等院校颇似一条被动的“传送带”，而不是一座除渣成钢的“冶炼炉”。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所有高等院校的教学运作中，前面有招生堵住，后面有分配卡住，学校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中国的大学学制一般是四年，四年前，100个“指标”由国家安排进入某校；四年后，这100个“指标”又被如数地安排出校工作。100个进，100个出，这不是被动的“传送带”吗？
“指标”怎么进，就怎么出；工资统一发放，供与求的矛盾，被计划“包”了下来。
根据市场经济的理论，只有形成求大于供的卖方市场时，才会出现不问数量质量、不问价钱、有多少要多少、有什么买什么的现象。中国的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得人才的供求长期实行卖方市场模式。一方面似乎是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是学非所用。
中国教育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弊端之一，是供与求的制衡不是依据市场的需求，而是凭人为的“计划”。四年前的计划，四年后竟然能够一个不漏地兑现，其随意性可见一斑。美国人说笑话：请客不过多加一份刀叉；中国农村有人说笑话：多生个儿子不过多加瓢水（煮稀饭）。中国教育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供求制衡，可以说是在办公室里多摆一张椅子，多添一张报纸，多加一个杯子。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不断发育成长，这种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已经在不断地改革和变化，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变化较大，大多数专业已开始取消统一分配。但是，这些变化还没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还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和痕迹。因此，我们还需要对计划经济遗留的弊端，进行适当抨击。
中国教育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是用“高考”在起跑线上评判人的过去和未来。如果我们把入学看作赛跑的起跑，毕业当成赛跑的终点冲刺，那么我们的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恰恰与赛跑的常理常识相反——在起跑线上对竞争者择优汰劣，而不是在终点线上判断输赢。
在中国是“上大学难，读大学容易”。所谓“难”，就是要通过“高考”一在起跑线上过五关斩六将；所谓“易”，是只要在起跑线上被“择优”，就进入了“计划名额”的保险箱——于是乎，无论成绩是好还是坏，学习是勤还是懒，拼命冲也好，悠着点儿也好，终点线上人人一份“平等”的工作。
在美国是“上大学容易，读大学难”，与中国正好相反。在美国教育机制的运作中，基本没有“分配”一说。至于招生，各个高等院校依据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和信息，决定自己的招生名额。成绩及格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只要交得起学费，一般都可以上这样或那样的大学。“上大学易”的意思即在此。入学后，要经历数不胜数的小侧、中试、大考，连摸爬带滚打，过五关斩六将，修足学分，才能毕业。“读大学难”的意思即在此。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在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上中、美间的微妙差异，我们会发现：
第一，美国的高等院校开放起跑线，在终点线上对学生择优汰劣；中国的高等院校以起跑判断胜负，然后开放终点线。于是，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学习，起跑是竞争，过程是竞争，冲刺更是竞争。学生们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竞争的压力。而我们中国呢？起跑成了冲刺，然后整个过程就似“放羊”一般，只缺一首优哉游哉的“信天游”。
第二，美国的高等院校一般不负担学生的费用，学校作为“生产单位”，不包分配。其“产品”（学生）的质量，拿到市场（用人单位）去检验——去与其他学校的毕业生竞争。中国教育的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下迈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步伐。但中国的招生制度与分配制度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