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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不分什么重点学校不重点学校。有钱人如果不满意本学区的学校，可以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读书；但是对穷人来说，无论他们对本学区的学校满意与否，他们的孩子只能上这些条件差的学校，别无选择。
中国的各级学校都设有重点，经济条件差但成绩好的孩子，也有可能上重点学校，这是比美国好的地方。但中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到了高中阶段，经济条件差但成绩好的孩子则将面临困难。
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由于美国的贷款制度比较健全，学习用功、成绩非常好的穷孩子有可能获得奖学金；学习很努力。成绩较好的穷孩子也可以通过贷款读大学，因为借贷方相信他们能完成学业并找到工作；学习很努力、但成绩一般的穷孩子，如果贷款有困难，也可以通过打工付学费的方式读大学。
在中国，成绩特别优异但家庭贫困的孩子，如能考上北大、清华等名校，也能靠奖学金等等方式，在较宽裕的环境中完成学业。但是，由于贷款制度尚未健全，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是在极其困难的状况下读大学的。我读了何建明先生发表在（新闻周刊）的文章（天之骄子的”灰色档案“，里面提到了乞讨学费的现象，我相信，这种情况可能是相当个别的。但何先生发表在1999年2月12日的（羊城晚报）的文章（校族悬殊的”贫富差异“），相信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节录一段如下：
“你的学费是怎么解决的？”
“向亲戚朋友借的。”他说。
“交完学费后还剩多少？”
“没有了。”这位同学顿了一会儿，说，“后来学
校减免了一部分。我这一年就靠返回的600元钱生活……”
“你平时学习上的花费怎么解决呢？”
“学习上没有要花钱的。”他前南地说。
“哪你总要用些书呀、本呀，还有草稿纸什么的？”
“草稿纸我都是拣别人用过的。学校啥都可以废物利用。何先生你不知道，我进大学后连上课的课本都没出钱买过……”
“什么？你上大学连自己的课本都从来没买过？”我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
“你也是？”我转头问身边另一位女学生。
她抬起溢满泪水的眼睛，默默地点点头。
天哪！一个大学生竟然连课本都没有还上什么大学？虽然后来我知道这些出不起课本钱的贫困生依靠到高年级的同学那儿借书以维持上课，但我仍然无法从内心原谅这种学生读书没课本的现象存在。在我看来，一个大学生如果连上课的课本都没有，不等于上了战场的战士没有枪一样吗？
“下学期无论如何把课本买了，就是不吃不穿也要先把课本买了！”我当时没有半点犹豫，从口袋里拿出几百元钱塞给了这两位学生。等他们走后，很长时间里我的心头仍像堵了一团棉絮，问得喘不过气来……
在国内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很心酸，甚至震撼心灵。但是，比起许多中国的留美学生来，这实在不算什么，甚至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不买课本的留学生多着呢。借的、复印的。今年买明年卖的，不同样也比不少美国学生优秀吗？当年的八路军游击队，许多人上战场不是也没有枪吗？抗战同样胜利了。在美国，中国留学生根本无资格贷款，而很多留学生又都是拖家带口的，有的还有了一定年纪，要养家糊口，要过文化关和语言关，在课堂上要和用母语的美国学生竞争，下了课要忍受人格上的折磨到餐馆打那种“半乞讨”的工……
中国历来对“天之骄子”都是“包”下来的，现在不“包”了，一下有点不太习惯。我并不是不同情他们向人借课本的处境，我觉得，如果有钱的买课本，无钱的借课本或者甚至抄课本，这是公平的话；孔乙己似的“拿”书（不付款）对书店亦不公平。这些无钱买书的孩子的推一“过错”是生在贫困家庭里。既然贼的儿子不一定是贼，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却必须生活在贫困之中，并由他们承担父辈造就的“贫困”，这是不公正的。当他们站在“机会均等”的起跑线上时，他们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的。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用公平——“机会均等”来否定平等——“结果均等”，而应该在此基础上对公平作再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公正概念对教育的诱惑
我们这里说的“诱惑”是褒义的，意即：吸引，招引。如“窗外是一片诱惑人的景色”的“诱惑”。
我们对公平作“否定之否定”后，就应该能达到更高的公正的境界。
在上面提及的六种处理人的差异的办法中，我认为第二和第四种可以成为“公正”观念的最佳组合：
2．解放强者，但同时推助弱者去缩小差异。
4．保底不封顶（不设上限，设下限）。
差异是永恒的，无法消除的，人没有差异就成了M＆M巧克力豆，成了机器。即使M＆M巧克力豆或者机器也是有差异的。世界上不存在一模一样的东西。人的差异就像令人厌恶的疾病一样缠着人类。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与人类有关的疾病，但没有疾病的人类是不存在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差异？如何处理人的差异？
“公正”的观念摒弃了“平等”和“公平”两观念的短处，吸取了“平等”和“公平”两者的长处，使得这种“公正”的处理人的差异的办法，不但重视人先天条件的不同，而且正视人后天的主观努力，最后还强调一个公平合理的结果。
不承认差异，就无法帮助和保护弱者，也无法解放强者。关键是不能因为客观的差异而排除某一部分人的主观努力。作为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看不到或不承认学生中的差异，我们就无法帮助和促进后进，也无法保护先进。关键是解放强者的同时，不能因为弱者的先天差异而排除他们后天的主观努力。
因此，我认为上述第二和第四种处理人的差异的办法可以成为最佳的组合。
要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更高的“公正”境界，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怎样看待“共同富裕”的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由于人的差异的存在，“一样富裕”是不可取的。因为“一样富裕”不但存在懒惰之人剥削勤奋之人的现象，而且因为人的需要不一样（如健康的雇员与患癌症的雇员），“一样富裕”反映到具体的人的身上，其结果又是不“一样”的；因此，也是不公平的。
“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念。但是，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使得许多人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有偏差。大家收入都不高，几十块钱一个月，差距很小，这种情况是“共同富裕”呢？还是多数人拿五六百块钱，但一些人拿成千甚至上万块钱是“共同富裕”？多少才是“富裕”？这是个无定概念，因此也是个相对概念。60块钱收入与二三十块钱收入的差距小，有人就把它看成“共同富裕”。而多数人拿五六百块钱，但一些人拿成千甚至上万块钱，因为差距大，有人就认为不是“共同富裕”。
关键是界定“共同富裕”的角度不同。应该是作人与人之间的横向比较，还是作历史性的纵向比较？
显然，“共同”富裕不等于“一样”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人拿五六百块钱与一些人拿成千甚至上万块钱，虽然差距大些，但其下限五六百块钱是前者二三十块钱的十多二十倍（虽然物价上涨的指数本计算在内，但肯定不到十多二十倍），因此更接近相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怎样对待这种差异，是教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结果均等”迷惑过我们的教育，“机会均等”在强调人的主观努力的同时，往往又忽略了人的先天或客观条件的差异，也会困惑我们的教育。只有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更高阶段，才是我们教育的出路。
因此，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素质教育改革，需要培养出勇于面对差异、善于竞争、富有公正精神的现代化人才。
八、要不要惩罚孩子？
儿子经历的惩罚教育ABC
在中国，家访是老师的一大法宝。小时候，一听说老师来家访了，那准没好事。有人敢到门边窗外去偷听。我是不敢的，但有时也派弟弟妹妹去偷听，以便心里有“底”。其实，有“底”又能怎么样？辩解是不可能的。挨不挨打，那得取决于父亲此时此地的心情了。那时孩子们自编了一首打油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找我爸。
从我做儿子的那个年代，到矿矿做我儿子的这个年代，从中国到美国，老师“告状”一事却是一点没变。只不过，由于高度发达的电话通讯设备，给老师的“告状”增添了更多的便利。事情刚刚发生，电话就到家了。在美国，那首旧式打油诗恐怕应新编为：大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打电话。
就拿矿矿最近的一次被罚作为开头吧！
1998年秋，矿矿上了八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二）。一天，我下班回家，电话录音机里存了七条信息之多。一听，其中有三条是矿矿的自然科学课老师留的。第一条是上午10点20分时留的。从录音中可以听出她的火气。她说矿矿在上课时玩纸条，故意扰乱课堂。她已勒令矿矿离开教室10分钟，以示惩罚。
一个小时后，她又留了个录音。这回她可真是气极了，声音尖而快，几乎是冲着我的录音电话叫嚷的。因为矿矿不服她的惩罚，回到教室后又接着旧戏重演。这回她给矿矿的惩罚更加严厉，即放学后留校30分钟。这就意味着矿矿不能坐校车回家，我们必须开车去学校把儿子接回来。
这位老师的最后一个录音约在下午三点。她的语调平静了些，说是她和矿矿一起去了校长助理办公室，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坦诚的交谈。现在矿矿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我看了看表，正是平常校车送儿子回家的时候。要不要开车去接矿矿，我犹豫了一下。因为她的最后一个录音，没有说明是否仍要儿子留校受罚。正在这时，门一响，是儿子回来了。他推开扑上来企图与他亲热一番的大黑狗，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道：
“爸，你听了老师打来的录音电话了吗？”
我知道这一整天孩子也一定是不平静的，便竭力压下火头，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可能正常些。
“你也知道这些电话吗？”
“知道。老师是当着我的面打的。”儿子一副有理走遍天下的样子。
也真有这位老师的，别看她似乎气急败坏地打电话，心里还是很有点鬼点子的。因为电话的这一头是没有七情六欲的录音机，那一头有矿矿在旁边，冲着这个假想的家长嚷，能给儿子最大限度地施加压力。如果我真在这边听电话，她能这样嚷吗？！她敢这样嚷吗？！难怪她又心平气和地打来第三个电话，并且也没再提罚矿矿留校一事。心里一定有想法！
我不动声色地询问原由。
那天，这位老师的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