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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具有重要影响的是裴斯泰洛齐和教育学中的感觉训练与实物教学派的学说对自我活动的内在的、抽象的、因而是纯粹形式的概念的至高权威提出的挑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心理学仍然与错误的心理学或关于身心关系的错误哲学结合在一起。感觉被假定为知识的入口、通道、门户，或至少是知识的粗糙原料。人们还不知道，感觉器官只是刺激到运动反应的小道，不知道只有经过这些运动反应，特别是经过考虑感觉刺激与运动反应的相互适应，知识的成长才会出现。对颜色、声音、接触等等的感觉特性之所以重要，不是在于它们只有接受和贮存的作用，而是在于它们与各种形式的、能促进智力控制的行为之间的联系。如果不通过积极的反应使各种不同特性互相具有意义，并把它们联合成首尾一贯的整体，婴儿就连一项知识——帽子、椅子、橘子、石头、树——也不能得到。甚至在通常严格的、将压制一切形式的运动性活动视为主要任务的学校里，在这种情况下也还允许的体力活动如在自己阅读时的动眼、动嘴唇等等，在阅读、计算、写字、背诵时的体力调整，在吸引注意力方面，也比通常所认为的重要得多。然而，行动的机会是如此贫乏，如此偶然，很多精力仍然没有被利用，从而随时准备在恶作剧或更坏的事情上迸发出来；而心中却胡思乱想，白日做梦，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想入非非。
在更现实的、较少武断的活动概念的发展中，次一个进展是随着福禄培尔和幼儿园运动而来的。游戏、运动、连续性作业，既需要建造又需要操作，实际上是从柏拉图以来第一次被承认为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身体机能的锻炼在智力成长中的地位实际上得到了承认。但是，这个原则的运用仍然受到一种错误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的阻碍与歪曲。在实现目的时对身体器官、对物质材料和用具的自由而充分的控制对于生长的直接贡献还没有被人们理解。所以，游戏、运动、作业、恩物运用等等在身体方面的价值还是用间接的考虑——用象征主义来解释。人们假定，教育的发展不是由于直接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莫名其妙地、象征性地以活动为代表的最高的哲学原理和宗教原理。除了引入一种虚构的和感情脆弱的因素这种危险以外，假若对幼儿园活动的价值源泉的这种误解没有对材料和活动的选择与组织发生明确的反作用，其危险也就不会如此严重。福禄培尔的信徒们不能根据游戏和各种作业本身的价值去选用它们，他们不得不按照某种被称为象征主义原理的东西去选择和安排游戏和作业，这个象征主义原理是与假设的封闭的绝对统一体的展开定律有关的。某些由校外经验表明有重要价值的原材料和行动方式被排除了，因为象征主义地解释的原则对它们不适用。不仅如此，正是这些原则导致过于夸大几何图形的重要性，导致坚持要严格信奉处理这些图形的精心制定的方法。只是在上一代人的时期以内，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才使人们认识到行动的直接价值和对游戏与作业活动的更自由的利用。用这种更自由、更科学的方法去看，福禄培尔的原则无疑代表了在认识身体的行动在教育性生长中的可能性方面迄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进步。蒙台梭利方法与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只是在其他专门知识上略胜一筹；如果把它们变成孤立的、机械的练习的倾向（令人遗憾的是，每一种确定地公式化了的方法的传布都随之产生这种倾向）能受到抵制，能被克服，无疑地它们暗示着有更多办法可用于幼儿或感觉运动的发展已经变得迟钝的年龄较大的儿童。
2、在关于体力活动的这番议论中，我所想到的多半是身体的器官，特别是直接使用简单材料或至多像铅笔、画笔这样一些简单用具的双手。当对外部对象的控制是依靠某种工具或依靠将一种材料用于其他材料的方法来达到时，就可以看到一种包含身体的感觉运动器官在内的较高级的活动。使用一把锯子、手钻、刨子，使用制作模型的建筑材料等等，说明了工具的介入。用线缝纫，在烹饪中应用热度和湿度或其他简单的试验，说明了使用一个东西（或一种能）引起另一个东西的变化。当然，无论在实践上或在原则上，在这种类型的活动和刚刚讨论过的更直接的一类活动之间并无显著的差别。身体的器官——特别是双手——可以看作是一种工具，它的用途需要通过尝试和思考去学习。工具可以看作是身体器官的延伸。但是后者不断增加的用途为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方向，这种发展是如此重要，值得对它加以特殊认识。正是器官以外的工具的发现和运用才在种族和个人的历史上有可能发生长时间持续的复杂活动——即是说，要推迟很久才有结果。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正是这种延长和推迟需要有增无已地运用智慧。对工具和用具（广义上的）的使用又比使用天然器官的技巧需要多得多的专门技巧——或者说它包含着对后者的日益复杂的运用——因而激发起新的发展方向。
概略地说，对这种中介用具的使用一方面把工作与比赛划分开来，另一方面又与游戏区别开来。有一段时间，儿童对能用他们的双手或利用交通工具、运输工具引起的这种变化感到满足。对于他们不能这样造成的其他变化，他们在没有实际物质上的改变的情况下满足于想象。让我们“玩玩”——让我们“假装”这样那样的事情，就足够了。可以让一件东西代替另一件东西，不管它是否真正合适。于是，当儿童玩布置餐桌的游戏时，树叶变成了菜碟，用晶莹的石子做食物，用碎木片做刀子和叉子。在无拘无束的游戏中，根据情绪和一时的需要，事物是有可塑性、可以更改其性质的；椅子一会儿当作手推车，一会儿当作一列车厢，一会儿当作船，等等。然而在比赛中，有一些规则必须遵守，所以必须按一定的方式使用事物，因为它们都是一定目的的工具，如球棒是击球的棒子。在与此类似的情况下，当孩子的能力成熟时，他们需要真实的盘碟、真实的食物；如果他们能真正地生火，烹饪，他们就感到更加满意。他们要求使用适合于他们的目的的、真正能达成某种结果的事物，而不是在幻想中实现这种目的的事物。从这里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是随着在心中怀有一个更长时期的目的的能力而来的。我们曾说，幼小儿童没有耐心等待直接的结果。他们不能等到获得恰当的工具并以恰当的方法使用它们以达到目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在身体上比其他年龄更大的人更没有耐性，而是因陋就简尚未达到目的几乎立刻就被忘记了。为了实施他的目的，他使他的“工具”如想象中的魔杖一举而实现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这些想法持续一段更长的时间，就可以利用它们去引起真正的条件的改变——一个几乎总是需要工具的介入或使用中介用具的过程。
对于使用中介工具或用具以达到目的，用工作这个名称来称它似乎再好不过了。然而，当这样用的时候，必须将工作与劳动区别开来，与苦工和单调工作区别开来。劳动是工作的一种，只有把它看作交换其他事物的手段时，它所完成的直接结果才有价值。它是一个经济学名词，应用于其产品有报酬而取得的金钱又用于有直接价值的事物的那一种工作。苦工意味着任务异常艰苦，包含有疲劳。单调工作是它本身十分令人讨厌、是迫于某种完全外来的需要而从事的工作。所以，不能根据所做的事有无直接兴趣来区分游戏与工作。忙于用工具制作某一事物，比方说制作一只船的孩子，可能好像在驾船那样对他所做的事立即发生兴趣。他所做的事不仅是为了一个外部的结果——船——也不是仅仅为了以后驾驶它。他的心中可能想到了完成的结果而赋予它以用途，但这是为了促进他的直接的建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兴趣是无拘无束的，他有一个游戏动机，他的活动本质上大体是艺术性的。将它与更自发的游戏区别开的是理智的特点；一个在时间上更远的目的就足以提示或规定一系列行为。如果孩子已准备好了从事这种意义上的工作而不引导他去做，不是武断地阻碍他的发展，就是在他已准备好了按照一个观念去行动以后还强使他停留于感觉——兴奋的水平。一种在一定时期完全正常的活动，如果坚持要等待一个人已经成熟到能从事包含更多思想的活动以后，就变得支离破碎了。我们还必须记住，从一个有近期目的的活动到一个目的更远的活动的变化不是一下子突然发生的，也不是与所有其他事物同时发生的。孩子可能已经能够从事使用剪刀、颜料、画笔这类工具的作业，已经能够布置餐桌、烹饪等等，而同时对其他活动他仍不能作计划以及预先安排。因此，假定幼儿园年龄的儿童仅仅能做装假的游戏，而初等学校的儿童则应令其从事一切工作而不做游戏，这是没有根据的。只有象征主义的错误观念才会导致前一个结论；只有错误地将兴趣和游戏与无甚价值的娱乐等同起来才会导致后一个结论。据说，只是在游戏时，人才是真正的人。这种说法包含游戏之所以被运用的意义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是从广义理解的全神贯注地参与所做的事——在兴趣的完满性的意义上——这是对的，它应当是不证自明的。
意义已经界定的工作涉及一切活动，它包括使用各种中介的材料、用具以及使用各种有意识地用以获得结果的各种技巧。它涉及各种用工具和材料去进行的表现和建造，一切形式的艺术活动和手工活动，只要它们包括为了达到目的的有意识的或深思熟虑的努力。这就是说，它们包括油画、绘画、泥塑、唱歌，只要有对工具——对实行的技巧有些有意的注意。它们包括各种手工训练、木工、金工、纺织、烹饪、缝纫等，只要这些活动包括有一个关于所要达到的结果的观念（而不是奉命工作或按照一个毫不需要思想的外部标本做事），它们还包括要动手的科学研究，对研究材料的搜集、对器具的管理、工作进行中和记录实验情况所需的活动程序。
3、一旦这后一种兴趣——发现的兴趣或查明在一定情况下发生了什么的兴趣——受到重视，就发展了第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