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呢?”钱伟长没有马上回答,一段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的门口,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民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心里狠狠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他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想到这里,他满怀歉意地对吴教授说:“我的数理化成绩的确不如文史,但我觉得学文史救不了中国。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飞机大炮,是把侵略者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我想在这方面尽一份力量。”
吴教授被这个学生的诚挚的热情打动了,觉得没有理由使他的爱国心遭到打击。他对钱伟长说:“那好吧,你就学习物理。”
清华毕业时钱伟长的学习成绩很好,吴有训教授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从此,钱伟长出国深造,国内讲学,努力实践,积极探索,终于登上了尖端科学的高峰。
爱国心再和对敌人的仇恨用乘法乘起来——只有这样的爱国心才能导向胜利。
——奥斯特洛夫斯基
在岳飞墓前教子
——爱国民主教授费巩教子的故事
费巩(1905…1945)是我国爱国民主教授。192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29年人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33年在浙江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著有《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比较宪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1945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岳飞墓是费巩最喜爱去的地方,岳飞那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精忠报国的气节和精神,是他做人的楷模。
在家里,他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讲得最多的,当然是他最崇拜的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他要求长子氵襄若每天临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字帖,要他学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有一天,他带氵襄若来到岳飞墓前,就是要用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教育后代,教育他的儿子做一个铁骨铮铮的爱国者。
当他们来到碑廊,看见那一座座石碑和岳飞的手迹时,不禁停住了脚步,凝神细观,那是他们早已熟悉的《满江红》词。望着那龙蛇飞舞、奔放苍劲的手迹,两人不由得吟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声音传出了碑廊,回荡在空中。
中国是一个多病的、沉睡的巨人,但是当他醒来时,全世界会震动。
——拿破仑
她是美国总统学者奖候选人
——王渊早慧成才不忘祖国
美国马萨诸塞州菲利浦高中有个十分漂亮的中国女孩,名叫王渊。玉渊品学兼优,1999年被评为美国总统学者奖候选人。王渊早慧成才的奥秘在哪里呢?
王渊的父母都是美国博士。父亲王生启被美国空军某科研部门聘为研究员,是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母亲段小曼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研究员,同时还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高级工程师和材料分析部主任。因贡献突出,她的大幅彩色肖像被永久地挂在公司总部的会议大厅里。但如此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改变他们的中国心。他们从未想过要永远地留在美国,因此也就从未放弃中国籍。他们的中国心也影响了王渊。
王渊9岁时去美国。她不愿意离开祖国,上飞机时又踢又打,拒不从命。到美国后见到父母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你们呵,我是来学英语的,学好了马上就回去。”她在一篇作文中写道:“飞机载着一个泪流满面的小姑娘离开了她的这个文明古国,飞翔在北京的上空。她透过机窗,依依不舍地俯览着这片她所熟悉的热土,她面对北京说,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王渊去美国时才开始学习英语,一年以后,她的英语考试成绩便是全年级的尖子。1995年1月,她第一次参加全美七年级SSAT英语考试,便名列全美国同年级组的第一名。她不仅对语言具有一种非凡的掌握能力,数学也学得很好。更重要的是,王渊从不骄傲自满,在同学中永远是那样的温柔和善。要上高中了,王渊准备报考菲利浦高中。菲利浦高中非常有名,被人誉为“部长学校”,美国前总统布什、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主要设计人斯皮策博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维克里等许多高官显贵及科学家,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负责招生的老师初次见到王渊时,曾这样对她说:“你若进其他学校,也许还会保持住优等生的地位。这里录取的可是全世界出类拔萃的学生,你有可能会降为差等生,你是否有这种准备?”王渊当即回答说:“宁肯做大海里的小鱼,也不做池塘中的大鱼。”事实上,这位老师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玉渊当年便以特别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表现,赢得了该校惟一一个全额奖学金。玉渊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有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她入校时是校报《菲利浦人》的记者,到高三时,她是该报的执行主编,负责采写、编辑、出版、发行和经营工作。王渊还是菲利浦文学杂志理论版的主编,专门负责撰写时评之类的言论。她还在学校里创立青年政治家俱乐部,并任第一届主席。有一位科学家为玉渊做了测试,发现王渊的智商比常人高。的确,玉渊很聪明,但同学们也都知道,玉渊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
身在美国的王渊,时刻不忘祖国,连上街买东西,也专挑中国商品。她对父母说:“连中国人都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买中国货,那谁还会买中国货。”美国中学要求学生选修一门外语,王渊的汉语足以让她交差,她认真地选了西班牙语。她对父母说:“尽管西班牙这个国家在世界上不太发达,但西班牙语却十分重要,它是美国的第二大语言,整个南美洲包括墨西哥都讲西班牙语。我学好了西班牙语,加上现有的英语和华语,将来我可以到世界许多地方为国家做事。”父亲开玩笑说:“看来我们王家还要出个中国驻美大使或是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啦!”王渊说:“如果是国家需要,也未尝不可。我的这些同学将来都是美国的精英,他们中间会出市长、州长,说不定还会出总统,如果我将来为国家做外交工作,与他们打交道,看他们敢怎么着。”
1999年2月上旬,一份来自白宫的文件突然寄到了王渊家,打开一看,竟是白宫总统学者奖委员会发来的一份通知书,上面写着:祝贺你,你因品学兼优并展现出领袖才能,被评为1999年总统学者奖候选人,请你及时填好所附表格,并于2月26前寄回白宫。对于美国的高中生来说,总统学者奖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该奖设立于1964年,在美国每年200多万高中毕业生中,最多的一次也只有141人获奖。获奖者将在白宫接过美国总统亲手颁发的金牌和证书。拿着通知书,王渊的父母非常高兴,想不到女儿小小年纪,居然也将得到总统颁发的学者奖了。过去,这种奖仅有台湾的孩子得过,每次都在华人圈里引起轰动。父母多么希望女儿能够得到这项大奖,为来自祖国大陆的中国人争光。但是,玉渊已作出决定:不拿这个奖了。为什么?因为通知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获奖者必须是美国公民。”王渊对父母说:“我知道这个奖的价值和份量,但若是仅为了这个奖就让我放弃自己的国籍,我不干。”父母急了,说人了美国籍难道就不能爱国了吗?一个人是否爱国,要看他心里是否想着祖国,是否肯为祖国做贡献。离报名时间只差一天了,王渊仍没有动静。父亲急了,打电话到王渊的宿舍:“你这个孩子,太固执了,你这样的人才,中国有千千万万,又不少你一个王渊!”想不到,电话里传来这样的声音:“爸爸,你们平时都是怎样教育我要爱国的?你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从不放弃自己的国籍,如今为什么偏要强迫女儿放弃她的国籍?我知道,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王渊只有一个中国!”
多么可敬的中国心,多么值得称赞的中国女孩!
振奋起来吧,一个高贵的民族终久是要抬头的。
——冰心
以中国人为骄傲
——船王董浩云教育儿子董建华的故事
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17岁独立闯天下,48岁来香港创业,经过艰苦奋斗终于造就了一个以香港为基地、拥有1200万吨巨轮的远洋海运王国——东方海外。60年后,其长子董建华不仅子承父业,继续经营着父亲留下的这个海运王国,而且秉承父亲的“以中国人为骄傲再创天地”的信念,走上政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届政府首脑,为香港回归祖国及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董建华的成功之路也与董浩云的教子有方密不可分。
董浩云虽然知名度很高,是香港屈指可数的大富豪之一,但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娇生惯养。
董浩云共有2子3女,按中国的家庭传统,董浩云培养两个儿子为管理家族事务的接班人,而长子董建华则是重点培养对象。他的5个子女中有4个在香港的贵族学校读书,惟独董建华要人读中文的中学,为的是学好中文。
董建华13岁在香港进入中学,19岁考入英国利物浦大学机械系。他在利物浦大学学习时,正值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董浩云的船队得到了迅猛扩张,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世界级船王,此时的董建华也随之成为一名世界级的富家子弟。当时在欧美留学的富家子弟常常比高级轿车,比出手阔绰,比穿着时髦,而董浩云则要求董建华过简朴的生活,把心思用在学习上。董建华遵循了父亲的教导——自律、自尊、自强,起居饮食没有一样因为自己是船王的儿子而与众不同。他与普通留学生一样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往返于校园与住所之间,潜心于自己的学业。
董建华大学毕业后,舆论认为董浩云肯定会安排儿子去美国继续深造,或回香港在董家的海运王国执掌要职,为自己分担经营管理上的压力。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董浩云却要董建华到美国去打工——到通用汽车公司最基层去当一名普通职员。
董浩云认为,“通用”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其总裁阿尔弗德雷·斯隆创立的现代企业管理原则,也适用于自己的这个国际型的航运企业。他相信,建华在“通用”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另外,董浩云也担心建华的刻苦精神不够,需要磨炼自己的意志,接受生活的挑战,为将来开创新的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董建华听从父亲的安排,在美国勤勤恳恳地干了4年。
董浩云始终教育儿子要以做中国人为骄傲,这对董建华的影响很大。60年代初,美国社会掀起阵阵种族歧视的恶浪,董建华在美国工作时正赶上了这股恶浪袭来。当时有些旅美华人也受到这种恶劣政治气候的影响,出现自卑感,甚至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宁肯说自己是日本人或新加坡人。而那些拿到“绿卡”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又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些现象对年轻的董建华产生了冲击。为生活与工作方便考虑,董建华曾请求父亲出面为他办一张“绿卡”。董浩云听了非常生气,他对董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