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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对广播的管制
言论自由的例外之———由于它是对经济学理论的明确应用——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这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红狮案（Red
Lion）判决所阐明的一项原则，即由于电磁波谱的物理限制，政府可以对广播的内容进行管制。这种管制并没有像制裁特定思想的表达那样专横地干预思想市场，但它确实降低了广播电台决定广播什么内容的自由及其播送有争议问题的积极性（为什么？）。而将相同的管制适用于报纸却已被看作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侵犯。联邦最高法院已作出的推论是，其区别在于广播电台（与报纸业主不同）拥有垄断权。由于两家广播电台不可能在同一地区用同一频率播音而又不产生无法忍受的干扰，所以在特定地区使用特定频率播音的联邦电信委员会许可证就授予了一种无其他表达媒介对手的频率垄断权。
这在经济学上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在同一时间的同一地方只能使用一个频率是一个事实，但其结果并不一定是垄断，因为在一个幅度内的不同频率可以是另一频率的完全替代品。联邦电信委员会一般在每个市场上给一家以上的电视台发放许可证。大多数市场至少有3～4家电视台，有些市场甚至拥有9～11家电视台。这总是高于同一市场的报纸种数。而且，这些还仅仅是空中播送的电视台；现在还有大量独立的有线电视频道。
电磁波谱是有限的这一事实确实并没有将它与其他资源区别开来。用于各种思想传播的可选择方法的投入也是有限的。电磁波得以传播的频率幅度是很广的，它在广播中的使用只是由于机会成本和政府政策才受到限制。如果无线电频谱的其他使用——如汽车通信——不像现在的价值那么高，那么可用于电视广播的频道就可以大量增加。如果联邦电信委员会采用不同的电视频率配置政策，那么电视收看者就可以接收到更多的电视信号。联邦电信委员会可以只向能在大区域市场进行播送的电视台发放许可证，而不应设法帮助地方电视台。通过对区域广播系统的精心设计，联邦电信委员会可以消除许多未被利用的空白频道，这些空白频道是防止毗邻市场中台间干扰所必需的，但它却减少了收视者接收的电视信号种数。电视频道的稀缺性与其他资源的稀缺性只是在以下事实上表现出其差异：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审慎政策的产物。
与替代竞争的压力有关，报纸承受着更严重的稀缺性，而且这种稀缺性所导致的地方垄断程度要比广播的地方垄断程度高得多。对报纸的需求低落是一种由电视需求上升所引起的低落，它已使人们认识到了报纸生产的自然垄断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对市场产品的需求越小，这些条件就越重要（参见13．1）。报纸的许多种成本是固定的，尤其是文章和特写的调 查及写作成本、撰稿和排版成本以及广告成本。其边际成本——多印刷一份报纸所需要的成本——是很小的。所以，除非存在很大的需求，每一社区中就不可能存在供一种以上报纸生存的空间。
假设一个广播机构确实对其所在市场拥有有效的垄断权。我们预计这会对新闻和舆论的传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可能会限制播放时间，这就会减少对该市场中人们的思想传播。但为了增加广播机构的思想产量就不应考虑公平合理原则。相反，这会由于它提出的有争议思想而受到处罚，而这些思想是因要求它描述一种争议的所有方面而产生的。所以这就会促使它用无争议思想作替代。
拥有垄断权的广播机构会为了使收听者和收视者信仰它的观点而扭曲新闻、压制与之不同的观点吗？任何一个广播机构都会这么做；垄断的意义就在于，与竞争市场相比，广播机构所花成本较少，收听者、收视者所遭损害较大。由于其收听者和收视者不可能取得适当的替代品，由于它对信息源的控制使他们难以发现正由它播放的信息，所以它的成本就小了。由于一家广播机构不会拒绝他们接受其他观点，这种不公正性使他们所遭受的成本高于竞争市场中的成本。对此问题可能有两种答复：第一，如果将个人偏好掺入将要播放什么内容的决定，那么垄断性广播机构的利润就会下降。第二，经营一家公众持股的大公司将难以发现那些党派性不会因此而使大量股东疏远的问题。
另一种可能性是，垄断性广播机构将会改变其播放思想的组合，但它仅仅只是作为竭力追求其货币收入最大化的一种副产品。我们从第9章中了解到，垄断者所生产的物品质量可能与竞争企业所生产的不同（参见9．3）。但垄断性广播机构也许会很容易地生产出更高质量（而非更低质量）的广播产出。假设在某一特定市场有两家各为不同企业所有的电视台，它们相互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为了使其广告收入最大化，也许每家电视台都会设法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这两家电视台会播放非常相似的内容，正如在一个两党制政治制度中的两个主要政党通常都不会持极端的观点一样。然而，如果两家电视台为单一所有者拥有，那么它为了使电视台的观众总量最大化，就可能在两家电视台播放完全不同的节目内容。
27。5虚假广告及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之间的关系
讨论另一种言论自由权的例外将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个普遍存在于宪法和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基本困惑。人们已经认识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严禁政府对与货物和服务销售有关的信息和思想传播进行管制。一个药品销售商为一种药品做广告说它能治愈关节炎，如果这被证明为可能是假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可以禁止这种主张。如果同样的主张出现在一本书中，那么很明显，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此进行干预，至少在作者不是药品销售商时应这样。对这两种情况的不同处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由于主张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其差异不可能是，广告主张要么明显是真要么明显是假；实际上很明显，它往往既非明显是真又非明显是假。我们也不能将在一种情况下存在商业动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不存在商业动机作为辨别要素。如果一本健康卫生问题书籍的作者坚信虚假主张能增加他的稿费收入，那么他就会积极地去编造虚假主张，除非他认为一旦被发现会对他更为有害——但这种被发现的风险与药品销售商的风险相同。如果政治候选人认为虚假主张能使他们更接近于权力，那么他们就会积极地去编造虚假主张，而且教授们对学术声望也是这样的态度。
虽然商业言论可能并没有政治言论重要——其原因在于后者（而非前者）是防止垄断政治权力极高的潜在社会成本的必要保障，但这并不能解释对非商业非政治言论（主要是艺术表达）的区别对待，这种言论几乎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完全保护，是与商业言论相一致的。这种区分与更大的两分法有关，即保护货物竞争和保护思想竞争之间的区别，这是现代思想的特征。古典自由主义者们既坚信经济自由，又坚信思想自由。现代联邦最高法院对思想自由的偏好可能反映了政治权利对律师、法官和宪法学者——这些人对公共行为和政治行为抱有浓厚的兴趣并附有很大的利益——的特殊意义。总体而言，经济权利对于大多数人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知道，政府常常侵犯这些权利。立法可能会限制职工的选择、财富从消费者向股东转移，立法还可能阻止人们取得他们需要而又愿意为之支付代价的服务。
联邦最高法院已开始依宪法第一修正案着手弥合商业言论和非商业言论处理间的差距，尤其是在其判决中废除了一项禁止药商对他们所收处方药的价格做广告的法律。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种限制是不合理的，而且对穷人尤为麻烦。这一判决为宪法开辟了崭新的前景。现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所受理的所有虚假广告案都与所有诽谤案一样，提出了一个潜在的宪法第一修正案问题，尽管这是一个易于为委员会偏好所左右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没有忽视自由言论与自由贸易——前者是防止我们前面提及的最危险的一种垄断所必需的，而后者并非如此——之间的基本差异呢？虽然如此，但也许经济和政治自由是很难非常明确地分开的。不同政见需要财力作为后盾。在一个政府控制所有经济活动的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纸张是配给的，印刷是要得到批准的，国家是直接或间接的主要雇主——人们要组织和资助反对政府的政治活动是极端困难的。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全盛时期，被认为是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们就不可能在政府部门（即使是并不敏感的工作）供职，他们并没有因此挨饿，他们在私人部门找到了工作，而且他们中的有些人今天又积极地活动于政治领域。如果政府是唯一的雇主，持不同政见的成本就会大得多，其结果是，持不受欢迎的观点会使他失去谋求生计的所有机会。
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相互结合的。宪法判决中的趋势就是对传统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少数人以外的团体（特别是穷人和妇女）的特殊宪法保护请求予以确认。但是，他们的利益往往是与经济自由中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完全相同的。对妇女职业选择限制的废除会在促进妇女权利的同时促进效率。废除对经济自由进行限制的法律往往会既使其他集团受益又使穷人受益。
东欧和前苏联的近期发展已经证明了（即使用疑问）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在前面强调的操作层上的结合性。这种情况提出了以下问题：货物、思想或货物和思想的自由市场对像美国、日本、加拿大和西欧这样的富裕国家更重要，还是对贫困国家更重要呢？这一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赞成东欧走向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和强调政治和经济自由化运动不可分割的自由主义者们不想否定（而是往往想扩展）西方的集体主义试验，包括养老金和医疗的社会化、最低薪金制、工作时间限制、对农业的贴补和废除自愿雇佣。当然，我们富裕国家可能继续衰落，所以对有疑问的干预主义政策的试验成本在某种意义上就会相对小一点。但是，这一观点表明，这样的试验对富裕国家的穷人所造成的成本比对这些国家的非穷人所造成的成本要高。也许这些穷人应与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公民进行比较，而不应使之服从对自由市场的调整。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经济体中，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比在一个简单经济体中的作用更为重要（为什么会这样？），富裕社会的经济比贫困社会的经济更为复杂。
27。6宗教自由经济学
第一修正案不仅保护密切相关的言论自由、请愿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还保护宗教自由。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确认”宗教或干预其自由礼仪。禁止政府“确认”宗教可以在经济意义上被理解为反对政府普遍地资助宗教或（更不容置疑地）资助特定宗教派别。后一种禁止是禁止政府为税收而选出宗教（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