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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观点：
我从来不主张在作为高级职称的教授群体里面再继续分所谓的三六九等。
任何一个专家成为教授了，可以算是高级，但是不能标榜自己是最高级。
第28节：院士制度不满意
中国现在的学术问题，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处在所谓中国学术最高层的院士制度所引发的。
对话人：顾海兵
熊丙奇为了维护学术尊严，有的高校出台了一些文件，而主要精神是要求教授自律，可这些自律文件对教授难以起到规范作用。你觉得在当前的办学体制下，受整个社会氛围影响，大学的学术尊严走向会是怎样的？
顾海兵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觉得有些是完全可以做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做起来。比如评职称，评优，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程序？我认为应该把教授会的权威突出出来，而现在实际上集权色彩比较重，往往是在院系讨论之后，上报到学校，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决定。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其实是由多学科组成的，往往他们对于要审批的对象并不很了解，也就是说，了解情况的教授发言权有限，而不了解情况的一些机构的权力却偏大。
熊丙奇在当前情况下，教授会在考虑学术问题时，也可能会受很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
顾海兵我们不能说教授会能包治百病，在教授会里面，可能少数人的意见更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学术标准，比如我们要评谁是教授，总得通过教授会来评定。把教授分成若干等级，这是很糟糕的事。现在在我们的教授队伍里，有些教授是所谓的学术委员会成员，有些教授不是，这样就使得一部分教授拥有很高的权力，很大的权力，因为他是学术委员会的。而学术委员会的产生本身又需要民主，但是我们做得不够，这样就导致有些教授几乎做了几十年的评审专业户。
熊丙奇我们的院士在学术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地位比那些经常投票的教授还要高。你以前谈到我国的院士制度，对此提出过强烈的批评。
顾海兵我从来不主张在作为高级职称的教授群体里面再继续分所谓的三六九等，比如说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士，现在又形成了所谓的三个台阶，而且院士几乎变成了一个走向神坛的人物，被神化了，好像代表最高的科学技术权威。显然，当选院士是最高的科学技术荣誉，问题在于科学技术本身在不断地发展，你今天是最高，但明天是最高吗？我们可以有高级的职称，但是绝对不能有最高级的职称，这是区别。任何一个专家成为教授了，可以算是高级，但是不能标榜自己是最高级。而我们的院士现在就是最高级，一旦你是最高级，你就自然而然地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你也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因为你最高了。
熊丙奇现在在大学的评估体系中，每个学校每年有多少人当选院士，每个学校有多少院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各个学校都相当重视，并且在申报院士过程中想尽办法。
顾海兵我这里不考虑院士的评选过程，这一过程怎么样透明化、怎么样民主化，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全国给我来信的、来电话的，各种渠道向我反映意见的，可以说99％以上的专家学者对院士制度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赞成我的观点，甚至还有一些院士也对这样的院士制度不满意。
熊丙奇那么要实现你这样一个构想，可能性有多大？要多长时间？
顾海兵近期之内肯定不可能，但是在中长期范围内没问题，因为现行的院士制度确实形成了很多阻碍，对这个问题我有很多分析，这里不想做更多的展开。我只想简单地做一个补充。根据我的研究，发达国家除了俄罗斯，本来并不存在什么院士和院士制度，但是我们国内把它翻译成院士，比如美国，美国根本就不存在科学院，只有科学协会，但是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科学院了。甚至我们把瑞典科学协会也叫作科学院，事实上它只是民间的一个机构，并不是一个实体。在中国，科学院是一个实体，实实在在。比如中国还有人曾经打出这样一个旗号……“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三世界什么时候有科学院呢？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东西，第三世界只能说有科学院联合会，或者叫科学联盟，绝对没有科学院。所以，所谓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完全是子虚乌有。
熊丙奇我们可能对很多正确的科学体系有误解，而且我们沿着这个误解一直在发展。
顾海兵这实际上是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的另一种表现。搞学问和带兵打仗不一样。打仗有上校、将军、元帅，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这是组织管理。但是在学术界千万要少搞等级，而且要尽量把等级粗化，绝对不能终身制。我们现在已经有职称制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在这个等级制度下，你不能再把它进一步复杂化，你越复杂，就越背离学术发展的规律。其实在学术界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取消任何职称。我们取消院士制度，可以改为中国科学协会会员，你是会员也是一种荣誉。
第29节：指标学术
熊丙奇如果作为会员，就不会有很多实质性的待遇，仅仅是一种荣誉，就目前而言，在很多地方，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
顾海兵像奥林匹克竞赛，我们没有必要给拿冠军的运动员一个称号……“院士”，我们可以给他奖励，给他一百万，一千万都可以，但是这种奖励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一届奥运会你是冠军，你就是英雄，下一届你拿不到冠军，你就得从这个台上下来。现在当选为院士的很多人都在60岁以上了，不是说60岁以上的人就没有创造力，但是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60岁以后，根本没有了太大的创造性。这些人当选院士后很难有创造力，很难有重大创造。王选院士自己都说，在他没有得到院士头衔的时候，他非常有创造能力，但是没有人给他任何头衔。但是他50多岁以后基本上就不搞科研了，评院士实际上是总结，也是一个封闭，院士评上以后，已经把他创造的动力给关闭了。中国现在的学术问题，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处在所谓中国学术最高层的院士制度所引发的，因为我们的院士的表现可以说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如果要维护中国的学术尊严的话，必须对院士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要从上层改起。
原因12：指标学术
很多人其实有做学问的理想，可是，现实的制度打破了他们的梦想。
“十年磨一剑。”我们爱用这样的话来评价一个人对事业的执著，以及最终获取的丰收成果。
这样的评价，在过去的大学校园，在国外的大学，还是比较贴切的。十年瞄准一个方向潜心研究，十年内可能默默无闻，一点可以“显示”的成果也没有，在旁人看来饱受寂寞折磨，而在十年后，酿成“惊天大发明”。现在，有这样经历、这种精神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有，只可能是漏网之鱼，因为一般来说，要是长期处于没有产出的状态，他早被淘汰了。
这个时代，时兴一年磨一剑，甚至一年磨N剑。要知道，十年，是一届校长任期的两倍半。
定指标，领任务，记工分，是领导们最拿手的办法。要在我这里混，一年得交多少货上来。论文、专著、经费、专利，全部折合成“工分”。没完成“工分”，扣钱，甚至走人；完成工分，奖励。大学教授于是被称为“城市农民”。
办法立刻显示成效，为了完成这“工分”，大家埋头“苦干”，发论文的找杂志请客送版面费，出专著的买书号“自办”发行，搞经费的大肆公关领回扣……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盘活资源后，有人“埋头”一年写二十几篇各类论文，申请十几项专利，为学校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也为自己带来诸多好处：位子、房子、票子、车子……
如此高的产出率，自然让大家兴奋得停不下来，也带动大家积极上进。有一项调查，是针对25岁以下年轻人的职业态度的，这项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在35岁前将达到自己的事业顶峰。中国的这股快速成才风，看来要劲吹很长一段时间。
快出成果，早出成果，多出成果，于是我们每年有了那么多成果，成千上万项，数也数不过来。也于是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从第24位“增大到”第31位。当然，我们可以质疑2005年5月这份发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解读中国内地经济竞争力下滑的真实原因》，邬静娜、屈丽丽，《中国经营报》，2005年5月23日。）并不十分科学。
对话观点：
我们一些制度在逼着老师不能安心于学术。
我们现在评价学校好坏，总是说这个学校有多少教授，每年发表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成果，很显然，学校领导就要从这些方面去追求。
我们有些学人在追求官位。因为现在只要一当官就有了学术成果。
对话人：邓伟志
熊丙奇你认为现在的大学里有多少教师在真正做学问？
邓伟志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现在很多人是在追求表面的火热，但这也不能怪学人。我们的社会整体说来有急功近利的趋向。有一次我听一位朋友说，如果他要评教授，学校的指标要求他两年中一定要写出一本书来，这怎么可能呢？即使写出了，质量如何也值得怀疑。另外，本来用更长时间写出，出版后会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现在为了赶时间，草草写就，不是破坏了成果吗？我们一些制度在逼着老师不能安心于学术。我们的评估指标有很多大的问题，应当鼓励一些教授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
作者补记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柯尔曼教授说，在美国，当大学校长没有什么权力，你不能命令大家干什么，只有鼓励大家干什么。对于教授，校长一般有两项工作，一是从全世界范围内找来最优秀的教授，二是为这些教授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这种方式，在美国证明很管用，但是在中国管不管用，则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深入的探讨。改革管理模式，不是照搬那么简单。
第30节：领导的权力大
熊丙奇其实我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都知道这种评估会导致急功近利的结果，但为什么要出台这样急功近利的评价指标呢？以前我们曾经把大学校园称为象牙塔，这多少有些贬义，说大学不懂得与社会接轨。但那时大学还是很神圣的，教授还是值得人尊敬的。可现在，社会上对大学和大学教师的议论很多，大家的感受是大学在堕落，大学教授也在堕落，学术在贬值，教授也在贬值，学位更是贬值。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邓伟志这首先要从我们的政策和领导上来做一些反思，学人的本质趋向是做学问，但是我们有一些规定逼着他们不朝这样的方向做。比如，现在我们评价学校好坏，总是说这个学校有多少教授，每年发表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成果，很显然，学校领导就要从这些方面去追求。我们必须改变大学的评估体系。大学的评估体系就是指标，指标就是方向。我们现在的评估指标，是由少数人制定的。评估的指标必须拿到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征求广泛的意见，然后把它定下来，之后还要不断地修改完善。不断地修改完善当然不是说朝令夕改，而是要有一定的稳定性。指标体系的制订不能太草率，要科学、系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