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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发水平往往更具有创新性，这一点通过以下数据就可以体现出来：2008年，美国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大体相同，他们所发表的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期刊文章比例也大体相似。（美国为28。1％，欧盟为33。1％）。但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也是最有创新性的文章）中美国占51。6％，而欧洲占29。6％。
美国经济体制的挤出效应和失业救济金的本质可以很清楚地实现完美结合。美国注重在经济困难时迅速进行企业结构调整，关闭垂死的企业并资助新企业。经济衰退既有毁灭性也有创造性。不仅毁灭了很多原来的工作岗位，还创造了种种新的就业机遇。救济金持续时间短，激励着失业者积极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性很强，因为被解聘的雇员数量很大，所以失业也没什么不光彩的。实现再就业也比较容易，因为经常会出现人员被解雇的事情，同一个工作岗位不会长久地为现任者所占据。巴德里当初被解雇后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最终去了中东一家新成立的企业，其薪水没有失业前薪水多，但其工作内容更有创造性，负责研究新型材料，他获得了很多的新技能。
在注重关系的体制下，失业救济金不仅数量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种体制的救济金与工作的长期性和保障性之间不是很协调，因为工作越稳定，越不需要这么久的失业救济金。但是之所以行得通，就是因为工种更加细化，人员流动性大为降低。注重关系的体制下分为内部人和外部人。内部人，即受雇于企业和政府的人，生活富裕有保障。而少数不幸的外部人很难成为内部人，失业之后成为外部人的少数人注定会遇到很大的艰难，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种太细化，以至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还因为外人不容易在短期内进入这种体制内。在这种体制下，失业救济金几乎不能促使失业者加快找工作的进度。但是这种体制下长期而大量的失业救济金使得失业者能够容忍长期失业，进而安抚失业者的愤怒情绪。
因此可以说，每一种经济体制都形成了与其内在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失业救济金。这不是说每件事情都是很完美的。巴德里的工作很显然是非常专业化的，但是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失业人员，谁也不会摆脱这样的命运。此外，很难说经济结构和失业救济金哪个更重要。实际上，二者的背后可能还会有第三种因素的驱动，即意识形态或政治。
救济金的政治学
美国人的“小气”不仅体现在失业救济金上，还体现在其他社会福利上。在写作本书之际，尽管美国在医疗保险上的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仍然没有实现全民覆盖。其他福利项目上的支出也不多。比如，1998年，美国养老金和残障抚恤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7％，而德国和法国的比重分别为12。8％和13。7％。65岁以上人员的退休近只是原来税前工资的19。3％，而德国和法国的退休金为37。2％和58。6％。美国的福利水平之所以低，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储蓄多得足以补偿失去的收入而不需要社会福利，而。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表示，1945年—1954年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休时储蓄不足，无法过上舒适的日子。
美国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特殊历史因素的驱动。其中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缺少强大的全国性工人组织，部分人群中的贫困集中（与种族有关），国内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以及经济决策权的分化妨碍统一立法。
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美国的文化和政治精神中有些自由主义的根基。按照洛克的解释，自由主义即是崇尚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正常生活。美国历史上没有受到暴君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美国国内不存在强大的贵族集团。因此，美国人没有形成强烈的阶级意识，也没有必要利用政府来征服那些压迫人民的精英集团。调查中美国人依然在述说着这样的信仰：美国的机会几乎是无限的，每个人只要努力奋斗都可以变得富有，贫穷的人是因为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和奋斗。这样的信仰和美国福利水平有限很吻合。尽管对于无法流动的、贫困的下层人民以及越来越多的中等阶级的人来说，美国的机遇和流动性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神话，但是他们的现实遭遇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国家精神。
另外一套相似的论据将美国福利水平的的现状归结为缺乏强有力的工人组织。美国的白种男性不必反对国内的精英来获取选举权，结果，美国从来没有必要形成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这与英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英国，工人组织在19世纪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就形成了。选举权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团结起来的工人为此而克服了工作环境和目标的差异拧成了一股绳。如果没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工会就会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
确实，在19世纪的后半叶，当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会蔚然成风时，灭国却有着尚未得到开放的广大边疆地带。这一事实意味着工人如果觉得当地的环境很压迫人，他们大可以放弃工作，迁移到尚未开发的地区。这种流动性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作环境对工人的压迫程度。因此，在这样一个环境差异巨大， 工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辞职的国家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其难度是何其大啊！
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还有一个相关的论点，即在美国（南部除外），缺乏备受压迫的农民阶级，而只有农民阶级才能与工人阶级结为同盟，而且美国也没有经历过每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极度剥削和权威崩溃，而欧洲各国却经历过。实际上，西欧国家在一战之前只有20％的劳动者享受某种形式的保险，只有22％的人有健康保险，至于失业救济金根本没听说过。在一战的战壕里作战时，很多工人的政治觉悟都形成了，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纷纷组织起来以要求在经济困境中得到某些保障。在战后的混乱中逐渐壮大的社会主义党派表达了工人的利益诉求，欧洲很多国家也确实颁布了一些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而美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一直没有获取足够的选举权。
我们也不应该小看了人口多样性的重要性。美国人常说“若非看在上帝份儿上，；我非走不可”这句豪言壮语，这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依据。如果人们觉得自己所交的税是用来帮助与自己境遇类似的人，而不是帮助自己并不认同的人群，那么他们还是很愿意交税的。他们在选择受益人的问题上更有控制力，这正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人会在做慈善问题上慷慨解囊。如果政客们企图阻止救济金立法工作，就会立即提出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即纳税人辛辛苦苦挣的钱可能最后被用来资助那些没有责任感、不值得救助的懒人。如果这些人的行为和长相与这些政客的选民不一样时，这种蛊惑人心的论调尤其嚣张。
在20世纪的很多时候，这些论调都指向了非洲裔美国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开始了解了这种言论背后潜藏的阴谋。近来，非法移民成为了这种论调新的攻击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美国人纳的税可能被用来救助这些非法移民。其实，在最近一轮医保改革中，美国人围绕是否允许非法移民享受社会福利（以美国纳税人的钱为基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很少有议员问道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美国社会里有一群身患疾病而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人，美国社会是否还能依旧是一个健康和人道的社会。
最后，企业利益和金钱的力量一直是美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除非某一项法案影响了所有的企业，迫使这些企业团结起来一致抗议，否则，将这些企业组织起来的难度，绝不亚于在一个幅员辽阔、多样性明显的国家把所有工人组织起来的难度。这些企业有着两方面工人不具有的优点。首先，尽管公司的老板们组织程度低，但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比任何工人都有权有势，。其次，如果一个州的投资环境不利，他们会转战其他州。有的州，尤其是那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州，由于担心会失去引进投资的机遇以及相关的税收，就会尽心竭力地维持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以期保障企业再本州的盈利能力。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都会降低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公司老板也并非都像狄更斯笔下描述的那些榨干工人每一滴血的冷血动物，其实，这样刻薄的行为根本实现不了利润最大化。如果工人能够得到足够的失业保险和养老金，他们就有安全感，如果他们得到医疗保险，便会拥有健康的体魄。这样的话，他们的心情就会更加愉快，就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为其雇主效力，在技术要求较高而难以监督工人是否用心用力的那些岗位上，这种怀柔政策的效果更加明显。然而，在20世纪早期，相当一大部分的美国雇主资金都不雄厚，无力支付员工福利，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的性质也不需要工人有高兴的心情和饱满的热情。由于担心这些公司丧失竞争力，担心在争夺这些公司的过程中会输给其他州，公司所在的州往往会避免通过立法的形式强迫公司给予员工福利。
然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很薄弱，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尽管上述的种种困难，美国还是在大萧条时期通过了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这些法律的核心部分就是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这项法案不仅规定了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还规定了失业救济金。为什么社会保障法案会在大萧条时期通过呢？答案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些答案解释了美国社会演变的轨迹。
首先，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的工人长期感到了巨大的痛苦。截止1930年中期，失业率迅速攀升到10％以上，到1933年达到24。9％的最高点。整个20世纪30年代，尽管人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一次复苏，之后会有另一次下跌，美国的失业率都一直徘徊在10％以上。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失业率在18％左右。而且，这次失业是全国性的。约翰？斯坦培克经久不衰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是一个农场的雇农，当这个农场无法盈利时，他们被怕来到充满希望的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工作，但却无奈地发现加州也没有什么工作机遇。在失业的影响下，全国的工人的要求开始趋于一致。
其次，弗兰克林？罗斯福获总统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授权，并开展了全国性的立法工作。这种统一的立法消除了各个州的隐忧，使他们不必担心只有自己立法保护工人权益会将本州的工厂吓到其他州去。
再次，立法也有意外。比如，农业工人的利益就没有得到法律保障，可能是南方民主党人不愿增加黑人劳工薪水，他们的势力很强大，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表示赞同。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政客的“黑人可能会享受福利”的言论造成了民众恐慌，从而使立法流于破产。
最后，强大的企业也支持立法，这一点令人感觉有点意外。
最后这个原因很有趣。既然立法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他们为什么还赞同呢？如果工人的福利由州政府负责，这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有两方面的好处：首先，如果企业原本就给工人提供了养老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