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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果真想从根本上遏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那就应该引导市场、加大供应。政府不想办法改变畸形的供求关系，不从自身找原因，却去拿开发商开刀，实在是本末倒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和“利润”与“成本”和“使用价值”不一定“正相关”，往往“供求关系”对“价格”和“利润”的影响更加重要。特别是当某种商品严重“供不应求”严重“供过于求”时，价格跟成本就有可能完全没有关系。
价格是“优化配置社会稀缺资源的最好工具”。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没有市场所以也没有真实的市场价格，企业应该生产什么不是由消费者真实的需求来决定，而是凭领导者的感觉来决定，由“权力”来决定生产。所以我国六十年代初发生了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有了“真实的市场价格”，企业应该优先生产什么商品完全应该由“是否赚钱”来决定。如果一个行业存在暴利，绝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商家“奸诈”，而是因为社会最需要；如果一个行业存在大面积亏损，说明这个行业很多的企业应该改行。能获得暴利的企业是因为他做了最应该做的事（国有垄断企业除外），亏损的企业是因为他做了不因该做的事。就那么简单！
别踩住看不见的手（3）
中国加入WTO已经6年多了，我国正在努力向市场经济国家过渡，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一再要求对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上述的“管制行为”是与WTO精神背道而驰的。
市场经济要遵循市场规律，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微观。政府既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对照这些原则，我们就会发现，对市场价格的管制是大可质疑的。“买卖自由”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曾经“打击”过“囤积居奇”，但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是法治的行为。我相信，在现在的市场中，只要存在“供不应求”，各行各业都可能存在涨价的行为，因为这是商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种经营手段。
其实，要解决房价过快上涨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增加供应量，但是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几乎都是在减少房屋的供应量，所以必将造成房价不但不能降低，而且可能使房价进一步的上涨。
比方说政府一方面把进入建筑行业和成为开发商的门槛越提越高，使很多中小型的建筑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办法生存，使房屋的供应量减少。
第二点，国家对土地严格的管制，也使房屋的供应量减少了。
第三点，限制二手房的交易也进一步减少了供应量。
第四点，政府对二手房交易征收所得税，在房屋严重供不应求的同时，这种税收必将转嫁给消费者。
以上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是减少了房屋的供应量，其次是加大了房屋的交易成本，这些原因都是造成房价进一步上涨的原因。
要解决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几剂良方：
1、取消“耕地保护政策”；
几年来，全国城市及周边地区土地价格猛涨，但同时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周围，价值10万元亩以上的土地在种植粮食和蔬菜，而中西部地区很多廉价而肥沃的土地大量荒芜。如果按年收益率10％来计算的话，10万元亩的土地至少要产出1万元才能保证土地的收益。但农民在这么宝贵的土地上劳动一年，生产粮食的总收入还不到2000元。农民为什么要干这样的蠢事呢？――因为农民种地是以“假设土地不要钱”为前提的！
任何聪明一点的人都会发现，如果土地产权明晰并可以自由交换，北京、上海和广州的那些农民是绝对不会蠢到用10万元亩的土地来种粮食和蔬菜的。他们卖了土地之后如果发现种地仍然有利可图的话，他们会去中西部地区租用很便宜的土地。
虽然我国的耕地资源在全球是相对紧张的，多年来又有大量的耕地流失，但只要保护市场，中国就不会缺少粮食。我国近年来除2004年有少许粮食净进口外，连年都有粮食净出口，并且还有大量的耕地常年荒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用10万元亩的土地去种粮食，还不如在屋顶上或用花盆种粮食经济。
从统计数字看，我国1978年的城市化率不到20％，而现在已经超过了40％。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造成对城市住房建设的巨大需求。行政命令已无法限制城市化的加速和对城市住房需求的加速。城镇化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城镇化就必须占用耕地。我国尚有占总人口60％的农民急待进城，可是城市土地供给因为受“保护耕地的红线”限制，增长缓慢。“不需要保护耕地”的真实意义并不是要破坏耕地，现在一般人所理解的保护耕地事实上和保护无关，而是冻结耕地，不许侵占耕地。这就有问题了，我们的目的“不是保护耕地的问题”，而是“土地的合理利用问题”，是一块土地应该派什么用场更有价值的问题。
拿全球来说，粮食也是不短缺的，只要有市场，就会有粮食。全球的粮食贸易越来越发达，我们有理由让最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去生产粮食。国际贸易中粮食是不允许禁运的，WTO中就有不允许禁运粮食的条款。
别踩住看不见的手（4）
另外，粮食是可再生资源，只要我们保护了市场，并作了一定的储备，中国绝不存在粮食问题。就拿我们的周边国家来说，日本不担心粮食问题，韩国不担心粮食问题，新加坡也不担心粮食问题，那我们担心什么呢？
2、建立和开放土地二级市场，以盘活存量土地，使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
3、取消有可能“限制房屋供应”的宏观调控政策；
4、取消二手房交易税，取消限制二手房在五年之内禁止转让的政策；
5、让人民币汇率按国际市场行情升值；
汇率是一个国家所有商品和资产的“总价格”，当汇率被低估之后，相当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向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发出“降价酬宾”的邀请，其结果，就是别人用“热钱”来捧场，因而也增加了房地产需求。
6、对全国城乡低收入家庭实行同样的住房补贴、提供廉租房等；
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福利差别，使大城市越来越挤。比方说，在北京一个拥有一套价值50万元住房的人能得到政府的救济补贴，一个有40万元家产的人可以去买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而一个年收入只有1000元的山区农民却得不到政府的任何福利。试想，如果大中小城市之间没有巨大的福利差异（包括升大学），北京那个拥有一套价值50万元住房的人，早就把房子卖掉跑到一个山青水秀的小城市享受“大款”的生活去了。如果那样，大城市的房价还能长得那么快吗？
7、改变传统观念，宣传投资理财知识，特别是对于工作未稳、事业未成又想“投资理财”的年轻人来说，“买房不如租房”；
8、尽快实行土地私有化，产权明晰，让土地所有者自己决定他的土地是用来建房合算还是用来种粮合算。
9、对买房的信贷规模进行调控，以减少投机需求。
至于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第一，政府应该加快立法步伐，通过立法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政府提供大量的廉租房，让中低收入家庭先租后买；第三，给中低收入家庭租房补贴；第四，给二手房交易实行免税而不是加税，鼓励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二手房。这样，供高收入家庭购买的商品房价格再高，也与中低收入者关系不大。
另外，今年以来，因为猪肉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政府又开始对物价进行管制限价，我认为这也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价格一方面是跟成本有关，另外一方面是跟供求关系有关。副食品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供应不足和过去的价格不合理造成的。
前不久，兰州市物价局也提出对牛肉面价格进行限价，这是非常荒唐的。当价格上涨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价格放开。因为如果进行管制，一方面就会使正确的价格信号不能发挥作用，使本来想生产这种商品的厂家他不来生产这种商品了，最后造成这种商品的进一步短缺。另外一方面，价格的管制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就拿兰州的牛肉面来说，原来是2。5元一碗涨到3元一碗，政府进行限价只准卖2。5元，结果商家就会采取减少面条和牛肉的数量的方式来变相涨价，最后还是达不到限价的目的。所以只有把价格放开，让价格信号真正引导生产者来多提供社会需要的商品。如果把价格完全放开了价格还长期维持高价，那就证明原来的价格不合理，早就该涨了。
还有人说，食品、猪肉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国家应该管制，因为这是最基本的生产其他副食品的原料，猪肉和粮食价格上涨，就会进一步推动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上涨。按这个逻辑，生产手机和汽车的人也要吃肉，那手机和汽车也应该涨价。而实际上为什么手机和汽车的价格不涨反而下降了呢？因为商品的价格一方面价格跟成本有关，另一方面价格跟供求关系有关。当一个商品严重供不应求，或者是严重的供过于求时候，价格和成本是没有关联的。打一个比方，当严重供不应求的时候，一个成本1块钱的商品可以卖到100块钱；当严重供过于求的时候，一个100块钱的商品也可能卖到50块钱，甚至更低。
别踩住看不见的手（5）
去年年底中央二台做了一个报道，说陕西的芹菜生产成本至少要3毛钱kg，但当时的市场价格却只有1毛钱kg，市场却不因为每个人都要吃芹菜而让农民卖5毛钱kg。这就是严重的供过于求造成的。
很多人说现在物价上涨，已经影响了低收入人基本的生活。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通过价格管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对于一个“恩格尔系数”很低的人来说，猪肉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只有对低收入的人来说才可能受到影响。而管制价格，它会造成以下几种不良后果。
第一，它不能吸引更多的生产者来增加这些商品的生产，造成这个商品持续稀缺。
第二，增加监督管理的交易成本。
第三，使那些恩格尔系数很低的群体得到更多的补贴。
因为对于一个低收入阶层来讲，他每天吃的肉食本来就是很少的，而那些高收入阶层，他们进宾馆、进酒店，吃一餐饭的菜就相当于普通的低收入阶层吃一个月的肉食。进行价格管制实际上是更多地补贴了那些高收入阶层。
所以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第一是放开价格管制，以便让“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市场的作用。第二是对于低收入阶层进行补贴。假设我们中国按1亿低收入人口来进行补贴，即使每个人给他们一年补贴1000元，一年财政在这方面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