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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重商立业”的借鉴
昔日的山西人“以商为荣，重商立业”之道对今人来说可资借鉴。旧时商贾富豪兴盛的经验告诉我们，重商能把经济搞活，可以兴邦富民。相反，忽视商业，本地人自己不干，势必丢失掉本地市场，更谈不上对外开拓，结果本地的经济很难搞活。
昔日的山西人，一流人才大都经商，现代的山西人，经商观念却十分淡薄，更不能与浙江人和广东人相比。当然，这与建国后忽视商品经济有关。过去，山西产品出省计划调拨比重高，人们习惯于依赖计划调拨而疏于自我开拓市场，以致集市上商贸老板大都是浙江一带南方人，商品大多是外省市产品。今古比较，思想开化，似乎远不如先人。
因此，旧时晋商“以商为荣，重商立业”之道很值得我们借鉴。不能只满足于门前设摊，小富则安，要有胆略和气派远足千里，做大生意，干大事业。
商学互补，重商不轻学（1）
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仕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学而优则贾”。当时谚语“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在山西广为流传，山西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当全国各地的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做到坦然从商，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这一价值观是晋商得以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决定因素。
商学互补，重商不轻学
白手起家，富如王侯，需要有雄才大略；审时度势，把握市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需要有超群的智慧；从南国海滨到塞外朔方，万里逐利而动，经营诚信有笃，需要有非凡的才干才行。此外还要能够读写精算，了解各地的地理及人文风习，具备强烈的市场意识和信息资源，能对时局及时进行准确的预测，擅长有效的公关交际……做到这些，商人必须是人中之强者、智者。这些经商素质，仅有勤劳和俭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厚重的知识底蕴来支撑。
山西榆次常家“世兼儒贾为业”，重商不轻学，重学为经商，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走出了一条商学互补的路子，不断为其商号培养出了德才兼备的子孙。继承祖业，或弃官，或弃文，皆以商为本，200多年竟长盛不衰。
常氏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立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已创立“十大德”，人称“南常”；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人称“北常”，一南一北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他经商20年，很有成就。
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击”之职，仍然弃官经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常氏十二世常立教学贯经史，有经世之志，参与著名的公车上书，一腔报国热情不减；常运衡虽为袁世凯管过钱袋子，却不醉心于此；常立训曾被推为晋商领袖，他“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他接受了学以致用的新思想，走上了实业救国的新路子，久为晋商之楷模。
像常家这样的“儒商”在晋商中不在少数。又如祁县乔家“在中堂”，也一贯重视子弟的读书，至今留有“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的门额。在“映字辈”乔映霞主家期间，改变了传统私塾只教四书五经的习惯，增设了实用的数理化及文史，还有英语等课程，不仅其子弟可上学，乔家的媳妇也可听课。待完成中学学业后，便外出上大学、留学。乔氏子弟的文化程度都相当高，仅映字辈就出了两名大学生，下一辈大学生就更多了。这些子弟学成后，大多依然继承祖业，从事经商。为“在中堂”的发展倾心尽力，是其读书的真正目的。
晋商普遍注重子弟的书本知识学习，更注重其经商才能的培养。他们一般在子弟学习了一定的书本知识后，便让其涉足经商，在商海中，让其增长知识。他们深知，书本知识，尤其是那些只注重修身养性、内心感悟的内容，是难以产生真正的效益的。商海无涯，对知识和智慧的需求是无限的，仅仅从书本上，是不能学到致富的知识的。只有直接面对市场，才能把握和造就市场。因此，晋商子弟，早早就“弃仕而就商”，“挟资运游”了。他们以先辈为榜样，在市场这所大学校经数十年的砺炼，具备了继承和发展祖业的才干，并承担着培养接班人的重任。
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轻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也承认：“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学而优则商，造就了一个个世商巨贾，也造就了精明、诚信的晋商群体。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学而优则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异类更是新生。当重商成为时代的强者的时候，财富时代就来临了。晋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无疑有“学而优则商”之功。以商为本，以商选人，晋商岂有不兴之理？
商学互补，重商不轻学（2）
有学识，有谋略，眼界广，善决断，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与成功的距离，在生意场上少走弯路。一个学识粗浅、见闻狭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样设置场面，创造气氛，也不知道怎样招揽顾客，更不知道怎样树立自己的信誉，衣饰粗俗，出口粗话，这样，顾客未进门也许就给吓跑了，还能赚什么钱？
儒贾相通，商而优则仕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一些晋商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
在晋地有句广为流传的歇后语，“秀才学生意——改邪归正！”这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的蔑视。视读书做官为“邪”道，以致于在晋地出现了科举应考的考生不足录用数额这种极为少见的现象。这就在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扼腕痛惜的原因。晋人之所以敢对官本位和功名利禄意识发出挑战，关键在于他们手中有银子，尤其是很多商人手中的银子比当官的要多得多！
经商能暴富，利益的强力驱动促成了晋人弃儒就商的风俗形成。因此，晋人读书的目的与其他地区不同，子弟不愿十年寒窗考取功名、谋求官位，而把对功名的追求用在了兴生意上了。但晋地的弃儒并非完全放弃了读书，而是把千百年读书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径变了。通过经商，也能光宗耀祖，扬名四方；通过经商，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通过经商，也能“捐官”，照样享有读书做官的荣耀。
晋人普遍笃信贾可儒、儒可贾、贾可仕，从事经商并不放弃读书，而读书不为做官而为满足经商的需要，这种观念的更新无疑是其富足的原因之一。当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依旧把“读书做官”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时，晋地的子弟们早已在市场上奔波了。无论世代为商者，还是力耕仅足以温饱的小家，都让子弟不放弃读书，但读书是为经商服务的，并非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的目标。
晋商所具有的儒贾相通观，使其不仅一味重利，还与官场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在晋商鼎盛时期“商而优则仕”、“仕而为商”屡见不鲜。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称，而商人中的盐商、铜商等更与旧室王朝的命脉相通。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按照朝廷的规定，晋商捐输银两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岁羽），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祁县乔氏乔致庸的三儿子乔景俨执掌家政时也捐了个三品官赏戴花翎，以后又晋升为二品，为道员分省后补。晋商透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
由于经商能赚来比读书做官还多的银子，晋地出现了“县县经商，人人皆贾”的现象。银子使晋商的腰杆挺起来了，说话有分量了。经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乐，而且自己的银子自己花起来顺手、胆壮、气盛。不像做官多花银子就得昧良心贪污受贿，上有天罗、下有地网、中间有人心，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是轻的，下狱杀头、妻孥充娼、诛灭九族者历历在目何其煎熬？商人虽然没有官威，但通过“捐输”照样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要去苦苦挤读书做官这座独木桥呢！
晋商“商而优则仕”的借鉴
晋商“学而优则商”的思想有其可取之处，实现人生的价值除了从政之外，经商也是其中的一个途径。而“商而优则仕”的思想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晋商捐输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仅仅是“虚职”，仅仅是为了荣耀门庭，并非教人去真正的做官，否则就失去根本，不务正业了。毕竟经商与从政是不同的“行业”，商人真正去做官未必就能做得好。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晋商发展到后期，有些就想当官了，纷纷花钱买官、捐官；有些虽然还在继续经商，但投靠官府，成为官商、皇商。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晋商跟着垮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仍有一些企业家总想捞个一官半职，还有一些人总想靠着政府、靠着批文、靠着上面的关系，靠着钻政策空子致富发财，所谓“不找市场找市长”。这一倾向是近视的，不长久的，甚至是危险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条件下，企业应是主体，而企业家则应是主角。当代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以商为本，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当成自己人生的职业追求，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和行家里手，把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强做大企业当作自己的天职，并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实干兴邦，实业报国。
当然，如今的一些企业家“优则仕”与地方政府用人导向有关。多少年来，某个企业家搞的不错，就提个什么级，升个什么官，这样的事例太多了。这种用人导向，称职不称职暂且不论，但从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以山西无线电厂为例：当年该厂开发的“春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