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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失败或惩罚，个人随经验学习到的消极屈从及沮丧感。特别当失败与惩罚是武断的，而不是偶发于行动者身上
时更容易产生。）
在我们的学生囚犯中，有一半人由于遭遇严重的情感及认知失调而必须提前释放，心理反应虽然出现短暂，在
当时却十分剧烈。留下来继续进行实验的人当中，大部分人逐渐变得只服从狱卒的命令而不再思考，他们慑于气焰
高涨的狱卒威权，而服从于他们一时兴起的各种不合理命令，举止变得死气沉沉，简直像“行尸走肉”。
“好狱卒”为数不多，勇敢面对狱卒支配控制的囚犯也同样稀少。正如克莱416的例子，他的英雄式消极抵抗
原本该得到支持和鼓励才对，却反而因为身为“麻烦制造者”而受到牢友骚扰。骚扰他的人采纳了狱卒们狭窄而偏
颇的观点，而不是针对克莱的绝食抗议形成自己的看法，将他的行为视为一条出路，从而发展出抗拒盲目服从于威
权的集体行动。
“中士”在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个模范生，但他偶尔也会抗命，拒绝对一位牢友骂脏话。杰里5486的表现突出，
因为他是最平衡的一名囚犯，然而他曾在个人自省中指出，他的生存之道只不过是尽量将关注点转移至内在，而不
再提供那么多帮助给原本可以从他的支持中获益的囚犯。
在实验开始之际，我们已针对一些面向进行前测，以确保手边受试者样本不至于偏离一般受教育大众的常态分
布。换言之，被随机指派担任“囚犯”角色的受试者，和被指派“狱卒”角色者，彼此之间可以互换取代。在这两
组人中，并不存在犯罪记录、情感或身体缺陷，乃至于知识或社会性劣势等，足以将囚犯和狱卒以及囚犯和社会中
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典型差异。
基于随机指派以及比较性前测，我可以断言，这些年轻男性在进入监狱后陆陆续续从扮演的囚犯或狱卒角色出
现的病态行为，绝非一开始就存在。在实验一开始，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却
已经没有任何相似点了。我们因此有个合理的结论，亦即这些病态行为是被诱发的，产生作用的则是在监狱模拟情
境中持续加诸他们身上的情境力量。此外，这个“情境”是由我所协助创造的背景“系统”所认可与维持，我的做
法首先是给予新手狱卒们心理上的定位取向，接着我和我的同僚们则协助后来逐渐发展出的政策及方法能顺利运转。
在狱卒和囚犯深陷于“大染缸”中，受到强烈渗透影响之前，每个人都可说是“白布一匹”，没有人一开始就
是坏的。染缸中的各种特质，包括角色、规则、规范、人物及地点的匿名性、去人性化的过程、服从命令的压力及
群体认同等许许多多特质的综合，都构成在这行为脉络中运作的情境力量。
从资料中，我们学到什么？
除了全天候直接观察囚犯和狱卒之间的行为互动及特殊事件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资料补充，包括录像带记录
（大约12小时）、隐藏式录音记录（大约30小时）、问卷、自陈式个体差异人格测验以及许许多多访谈。在这些
测验中，有些已根据量化分析的需要加以编码，有些则和结果评估相关。
许多诠释上的难题在资料分析之后出现，我们的样本数相对而言过少，而且由于经费及人员短缺，以及策略性
的决定聚焦在能引发高度兴致的日常事件（例如报数，进餐，访客及假释听证会），因此我们只是选择性地记录，
并非全面性记录。除此之外，由于狱卒的轮班制度，在不同的值班时间以及班次轮替期间，狱卒与囚犯间出现动态
性的交互作用，这使我们无法确定日常的趋势。人们，群体以及时间效应之间互动复杂，这个明显事实更进一步混
淆了针对个人行为的量化资料分析。再者，传统的实验中，会有一个由可比较的自愿者组成的控制组，他们不需要
假扮成囚犯或是狱卒进行实验，只需在实验前后给予各种评估测验，但我们的实验并没有设计控制组。没有这么做
的原因是，我们将这实验视为现象说明，正如米尔格伦（Milgram）最初的服从威权实验，而不视为是欲建立因果
关系的一项实验。当初的构想是，如果我们能从开始的探索性调查研究中得到有趣的发现，就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
行实验组对控制组的比较实验。也因此，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独变项，也就是狱卒与囚犯相对地位的主要影响。
尽管如此，还是有某些清楚模式逐渐浮现，因而更详细阐释了我截至目前所做的定性说明。针对这个具有心理
学强制力的环境性质，以及受此环境要求测试的年轻人特质，这些发现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理解观点。有关这些评
估测验的计算分数以及它们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可从发表在《国际犯罪学及狱政管理学期刊》及网站
．prisonexp．org的—篇科学文章中得到完整信息。
实验前的人格测验
研究开始前不久，我们曾对前来接受前测评估的实验参与者进行三种评量测验，以评估他们之中的个体差异。
这三种评量测验分别足测量威权性人格的F量表（Fscale of autoritarianism）。测量权术性人格的马基雅弗利
量表（Machiavellian Scale Of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 strategies）以及孔雷人格量表（rey Personality
Scales）。
F量表，在测量是否墨守传统价值及对威权是否抱持顺从、不具批判力时，狱卒们的平均数是4。8，而囚犯们
的平均数则是4。4，两者间差异并无统计上的意义，这是在他们被分派为两种角色前所做的测量结果，但是将五个
全程参与实验的囚犯的F量表分数，和另外五个提前被释放的囚犯的分数相较时，我们有了一个大发现。全程忍受
斯坦福监狱实验威权环境的受试者，在因循性格（conventionality）及权威性人格方面的分数（平均数等于7．8）
高于提早释放的同胞（平均数等于3．2）两倍。我们将囚犯的F量丧分数由低至高以等级排列时，从分数与停留实
验小的天数两者之间，我们惊讶地发现了高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等于0。9）。我们认为，可能是囚犯留下来的时
间越长，他会越有效地适应威权的监狱环境，因而增强他在僵固性、传统价值依附性，以及威权的接受度，以上这
些特质正描绘出我监狱情境的特性。相反地，无法良好处理情境压力的年轻人，却是F量表的特质分数上最低的一
群——有些人会说，这是他们的光荣。
马基雅弗利量表：正如这个量表的名称所示，其目的是评估一个人对于在人际互动中运用权谋来获得实际好处
的支持程度。在这个量表中，狱卒的平均数是7。7，囚犯的平均数则稍微高一些（8。8），两者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差
异，也无法借此预测受试者停留在监狱中的时间。我们原本预期那些在操控他人特质上取得高分的人，他们的人际
技巧与在监狱情境中的日常互动会有关联，然而在我们认为对监狱情境适应情形最良好的囚犯里，有两个在马基雅
弗利量表中获得最高的分数，另外两个我们认为同样适应良好的囚犯得分却最低。
孔雷人格量表：这份自陈式报表由八个次量表组成，用来预测狱卒与囚犯间的性格变化。这些人格指标包括：
信赖、守秩序爱整洁、服从、活动力、稳定度、外向性，阳刚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在这份评估中，狱卒和囚犯的
平均分数实际上可以互换取代，甚至没有一个分数接近统计的显著性。此外，在每一个次量表的评估中，群体的平
均数都落在孔雷曾报告指出的基准性男性母群体的第十四至第十六百分位数之间。这项发现支持了我们的主张：这
两个不同群体的学生拥有“正常”、“普通”的人格。克雷格·黑尼及科特·班克斯在进行学生自愿者样本的事前
筛选时，确实做到以“普通人”为挑选样本的标准。除此之外，在扮演狱卒角色及扮演囚犯角色的两群人间，也找
不到预先存在的性情倾向能区分这两者。
然而，在提前释放的人以及撑完这整场灾难的囚犯间，我们倒是找到一些虽不具显著意义，但仍十分有意思的
差异。我们发现后者在“服从”（接受社会现实）、“外向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助人、问情、慷慨）方面
的分数，都高于因表现出极端压力反应而不得不提前释放的人。
如果针对表现上偏离群体平均值（1。5个标准差以及以上）的个别狱卒及囚犯检视他们的分数，有些令人好奇
的模式就出现了。
首先，让我们先看看表现特殊囚犯的一些人格特质。在我的印象中，杰里5486非常沉着稳健，而这个印象也
得到证据支持，他在“稳定度”上的分数的确高于其他囚犯，但在其他分数上则非常接近母体基准。当他的行为偏
离轨道时，他总是有正向的表现。他在“阳刚性”（不容易掉泪、对罗曼史不感兴趣）的分数也是最高。斯图尔特
819把自己的囚室搞得像垃圾堆，使得必须收拾他留下烂摊子的牢友心情糟透了，他在“守秩序爱整沽”（一个人
行事小心及重视整齐清洁的程度）的项目则得到最低分。尽管行为跟规则完全背道而驰，他一点也不在意。猜猜看
谁在“活动力”（喜爱体力活动、辛苦劳动及运动）的评估项目上得到最高分？没错，就是“中士”2093。“信赖”
的定义是相信他人基本上是诚实而善意的，克莱416在这方面拔得头筹。最后，从囚犯档案中，你认为哪—位的“服
从”（相信执法、接受社会现实、对他人的不服从不满）分数可能最高？哪一位对克莱416抗命狱卒的行为反应最
强烈？除了我们年轻的小帅哥修比7258之外还会有谁！
在狱卒中，只有少数个人档案出现非典型的分数，他们的分数相较于其他问侪显得十分反常，令人感到相当好
奇。我们先看看“好狱卒”约翰·兰德里，他在“感问身受的能力”项目上得到最高分，而不是他的弟弟。狱卒瓦
尼施在“感问身受的能力”和“信赖”项目上都是最低分，却最关心秩序与整洁。在狱卒中，他也是马基雅弗利量
表分数最高的一位，把这两个指标放在一起比较，正足以说明他在整个研究中以冷静态度表现出有效率、机械式且
疏离的行为。
尽管这些发现指出人格测验的确可以预测某些个别案例的行为差异，我们仍然必须小心谨慎，在了解进入一个
新环境（如我们的监狱）中的个体行为模式时，不可过度概化，跌人以偏概全的陷阱。举个例子，根据我们所进行
过的所有测验，在所有囚犯中，杰里5486的表现可说是“超乎寻常”。然而，仅次于杰里5486、在人格报表分数
上可给予“极为正常”评价的却是道格8612。他对于演戏的病态说明，以及后来变得很“疯狂”的行为表现，都很
难从他实验前“极度正常”的状态中预测到。此外，在四个最恶毒的狱卒和其他没那么滥权的狱卒之间，我们也找
不出任何可看出他们之后差异的人格前兆。没有一个单一人格倾向能够解释这些极端的行为变化。
假如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