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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太多的牵连，从吴晗到梁效，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了它的死亡。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
文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抛弃卑下的一面，去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依靠他人而靠自己努力来自立于社会。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所以，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可兼得。如果非要兼得，郭沫若和吴晗的悲剧就是榜样。
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萨依德认为：“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问，而不是顾问的角色。”质问与顾问，一字之差反映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由于这种定位的差别，导致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差异，以及他们思想、人格的落差。
质问，即知识分子始终以独立的人格、思想捍卫正义和公平，成为社会的良心。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不附和任何现成的教条。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一切，总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去探求问题，发出呼唤，进而矫正社会弊端，促使社会进步。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的是正义和公平、真相和真理。
顾问常常会导致知识分子弱化或者失去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要兼顾某些社会集团或利益，依附性较大，常常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种社会角色可能使之渐渐失去应有的批判、怀疑精神，与社会公正、公平，与真相、真理产生距离和隔膜。
自古以来，当权者往往喜欢知识分子做顾问，为己所用。顾问者，看权势的脸色行事；而质问者却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常常惹得当权者不舒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质问的知识分子，它将陷于呆板、僵化和停滞。
学者与官员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社会分工，因此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工作行为方式。
官员着重讲政治利害，学者着重讲学术是非。
官员着重求同，学者着重求异。
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是按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尤其是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更强调个人要服从领导。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公务员法律都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公开批评政府的决定，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而学者则与此不同，学者和艺术家着重追求标新立异，多变、差异、选择、独立是这一职业群体的鲜明特点。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方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只能实行体现个性的相对自由原则。
官员着重讲实际，学者着重讲理想。
官员是受人民之托当家理财的人，处理具体事务是无法摆脱的，因此官员不能不着重于务实的思维方式，遇事不能敷衍、搪塞，要有可以操作并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官员务实的思维方式与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密切相关，量化指标和物化指标是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它们大多数是实实在在的。而学者与此不同，学者不参与具体的社会事务的管理，掌握较多的人间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是他们的职业特长，追求完美和批评现实是他们的职业特点。他们可以开出一系列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但不必直接承担药方实效的责任；他们可以描绘理想方案，但不必一定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当选“院士”意味着功成名就，是某一领域的权威，意味着巨大的利益。首先是副部级待遇，不用象在官场仕途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其次是钱，除了国家给的每年10万元科研经费外，还有地方政府或者单位提供的优厚待遇。但是，我国的院士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官本位”使科学研究行政化。“官本位”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院士制度偏偏规定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二是“造权威”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突破和打破权威的过程，而评院士则是在“造权威”。尽管院士的当选不是政府决定的，但科学院的“官方”性质，使院士不可避免地带有“钦定”色彩；三是“终身制”非常不利于科技创新；四是我国的院士制度是残缺的。理科（中国科学院）和工科（中国工程院）都设有院士，但是文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没有设院士。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一种“精英联盟”，并且处于“精英联盟”的稳定时期，这一稳定带来了事实上的繁荣，也意味着对一部分人的剥夺，造成了广泛的不公，“精英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那些精英们，掌握权力的，掌握财富的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把一切好的东西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比如，扶贫政策是到县的，钱到了县里怎么用，上面就不管了，在中央看来，钱拨出去了，但实际贫困人口的受益连十分之一都到不了。
研究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学问和学位是两回事，有时甚至是排斥。一些大师不是没有攻读学位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要做真正的学问，没有时间顾及学位。
凡是老百姓操心的事情，领导都得操心；可领导操心的事情，并没有多少老百姓去操心。领导操心的是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操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第一次向群众承认错误叫有雅量 ；第二次向群众承认错误叫有气度；第三次向群众承认错误那就有问题了。
当人们向你点头哈腰时，你应该想明白，他们是冲着你的权力、才能、人品还是其他的什么。
一个社会，官员和民众的距离越大，这个社会的生态就越容易出问题。
干部考察是选人用人的一个关键环节。按照党的组织纪律和干部任用管理有关规定，官员的每一次升迁，组织部门都要对其进行严格的考核，但是，有的官员的考核材料却出现雷同，原因在那里呢？一个官员能否升迁，不在于他为群众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而在于上级如何评价他，都上负责的体制决定了一些官员把迎合上级当成自己的工作重点。这种体制还导致组织部门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傀儡角色。上级要提拔谁，组织部门就必须按照上级的意图去考察谁；如果考察出了问题，就意味着领导看人不准，领导就不高兴；而不能领会上级意图的组织部门，自然也难堪，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深入去考察呢？走过场、弄虚作假、蒙蔽过关就成了组织部门的唯一选择。
前几年，社会上流行“跟着感觉走”，这是一种从众心理，具有盲目性和均利性；而今变成“跟着领导走”，这是一种出众心理，具有目的性和贪利性。百姓说：跟着领导走，就有便宜占；不用想不用算，领导咋办就咋办。
舞场上是“跟着感觉走”，官场上是“跟着领导跑”。
官架子是那里来的？官架子是物质撑出来的；是奴才吹捧出来的；是自己抖出来的；是制度惯出来的。
领导们的幽默感大都是下级惯出来的。
现在的一些官员，把芝麻大的官衔看得比磨盘还大，把自己的威风和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其实一句话，放不下架子；隐藏在架子后面的是封建主义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是官气、骄气、傲气，是看不起群众的不健康心态。其实，没有架子说难也不难，关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一个人做官只是人生的一段，做老百姓的时间还长些，干部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没有了老百姓你给谁去当官？你怎么当官？要有这样的认识，你才能放下架子。
中国有句老话：“官不管，民管；民不管，贼管；贼不管，匪管。”
有一篇《贪官十怕》的文章，列举了贪官怕记者、怕清官、怕小偷、怕老婆、怕情妇、怕司机、怕无赖、怕下属、怕贪官、怕纪委、怕正气，惟独没有怕人民。这恐怕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领导无法与群众面对面，就无法了解到下情，了解不到下情，就无法站到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做事情，进而做出正确的决策。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动向，认为只要让领导看到成绩，领导就会留下深刻印象，自己就会得到提拔。
领导家属是家属，而不是领导。领导是群众监督下的领导，而不是家属领导下的领导；人民赋予领导权力，而没有赋予领导的家属权力。配偶关系与配偶职权原则上是不产生关联的，但借用配偶职权谋取私利的却大有人在。
6。4 关于民情与民意
北京的独立民意调查机构“零点调查公司”的《2004年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2004年中国居民对各级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进行总体评价时，表现出“政府层级越低，满意度越低”的趋势。
原因是：对高层政府的评价是政策评价，形象正面多；对基层的评价是执行感受评价，在具体执行时的“硬碰硬”，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就是很凶，容易形成不良感受。另外，上级政府比较有服务意识，而在基层，官越小，越缺乏服务精神，这不仅体现在意识上，也体现在技能上。
基层干部容易因小的腐败行为留下恶劣印象，如吃饭不给钱等。相反，发生在高层政府部门的渎职、腐败等事情具有隐蔽性，反而不容易受到指责。
在从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大陆政府的服务功能越来越凸显，但一些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没有跟上，仍有政府工作人员以管理者和掌权者自居。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证书，是依法治国的“国王”。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之一。宪法理念与宪政信念使人思绪万千，法治理论与实践故事使人浮想联翩，顺民的愚昧与暴民的顽劣使人感慨万千，制定一部好的宪法不易，落实好一部宪法更难。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有公民之名而无公民之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神州大地，世世代代，芸芸众生，民众可以分为顺民、暴民、公民三类。中国古代的上下结构的等级社会秩序里只有等差没有平等；只有人生依附关系，没有平等对等关系；只有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