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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实现平行监督，各级人大代表必须专职化。政府官员必须全部退出人大，成为被监督的对象；进入人大的各行各业的名人，应该经过严格的财务、审计、法律、行政知识的考核，不合格的也要退出人大；民选人大代表一律实行专职，凡是被选入人大代表的人，必须辞掉一切工作和职务，专心从事人大工作，工资由国家财政发放。
目前民众上访人数越来越多，但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不是信访体制落后，也不是民意渠道不畅，而是分级治理、平衡监督的失效。无论在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中，人们总是认为，上级可以解决下级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正如下级解决不了上级 的问题一样，上级也解决不了下级的问题。有效规律的一般规律是，不同层级的问题必须由不同的所在层级的管理者来解决。
正义是政府行为的基本道德标准，但各级行政官员行使正义的力量不是源于上级政府领导，而是他身边的民众。只有行政所在地的民众及其民众代表，才能真正给他正义的勇气和力量。各级专职的人大代表不仅仅是对官员行使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更重要的是，他们赋予那些为民谋利的官员以正义的力量。
政治权力与暴力严格分离，让军警司法职业化和独立运作，在目前各方利益冲突加剧、尚需权威政治的中国，现在还无法做到。但人大代表的职业化，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现实切入点。它不仅他利于约束政治权力对暴力的使用，而且在监督各级政府的同时，赋予官员正义的力量。社会冲突增多，腐败盛行，意味着暴力的增长和正义的缺失，这是对民众安全、国家稳定的巨大挑战。
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0月19日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
按照国际主流观念，民主制是民众自主参与政治决择的程序安排。人民的自主决择，意味着不存在民意之上的领导者：政党与意见领袖只能主要通过引导舆论来引导民意。中国式民主设计了民意之上的领导者，这种特殊安排必须对应着特殊理由。对此，白皮书的解释是：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具体说“共产党领导”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保证政权稳定的需要；是把亿万人民团结凝聚起来的需要。
这种表述背后的逻辑是：民主是有价值的，但它并非唯一值得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除此之外，中国人还需要实现诸如经济发展、民族复兴、维护统一、社会和谐、政权稳定、凝聚人心等多项目标。将民主的重要性置于上述目标之后，符合人类价值需求的层次结构。在现实条件下，保持“共产党领导”是实现上述诸多目标的前提与基础，“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动摇意味着政权稳定性的动摇，必然损害诸多目标。因此，包括政治民主在内的其他目标不能损害“共产党领导”，有必要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民主理论进行改造性的诠释，使之能够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水乳交融，这就是以“共产党领导”为特征的中国民主模式产生与存在的理由。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的确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任何一种文明模式、思想理论、或者政治强权都不能垄断对民主的解释权。人类实现民主价值的形式不但会因国情、人文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绝对的民主模式。前苏联已经发生的剧变印证了中国执政集团的担心：伴随着执政党领导地位丧失的，首先是政权稳定的丧失，然后是经济崩溃、国家分裂、社会失序、许多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遭到伤害。无论是从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还是从执政党的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都绝不会容忍上述情况发生，这是白皮书所要传递给世界的信息之一。
同时，白皮书也表现了中国执政集团对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民主、人权、法治等政治理念的部分认同和靠拢，中国并不愿意被孤立在主流国际社会之外。一方面，将民主拒之门外将导致中国与国际潮流背道而驰，使中国的各种潜在对手得以聚集力量；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与政权稳定可能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直接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也将破坏中国社会与政权的稳定。
白皮书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估计充分，但对她与国际接轨的迫切性估计不足，对利用民主政治建设化解国内外矛盾压力的准备不充分，措施不够明晰具体。“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绝不能动摇，但民主政治建设可急可缓；下一步的快慢和方向，既取决于内外条件的客观可能，也取决于执政党的主观努力。
中国人民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开始呼唤权利、平等和法治，对社会制度的完善化已经产生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从近几年发生的数量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的各种维权事件中不难获得证实。而从这类问题的解决效果来看，民主诉求宜“疏”不宜“堵”。其实，民主对中国执政党并非毒药，而是良药。正视民主意识的民间诉求，和正视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而努力使二者协调发展则是对执政党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民主从功能上说是满足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政治安排和政治制度，所以民主不是主观选择的，与其说一个国家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不如说这个国家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民主的选择要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
西方的民主设计基本上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中国也有权力和权利关系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解决发展及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说：“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这段话是中国民主观的集中表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说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这三条标准。
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当前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变革时期，分化出所谓的强势力群体和弱势力群体，有些群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分化，保证共同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白皮书承认中国民主制度仍未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亦在一些部门蔓延，因此有必要完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政府的权力。
但是，“制约和监督”比较难，理论上，制约和监督的对象是执政党，但谁来制约和监督呢？一般西方国家，有政党政治，也有政党轮替，但中国不会“照搬别国模式”，必须坚持的是执政党的领导及执政地位不可改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中国第一次就民主政治现状作出总结性发言，不仅全面展示了中国的民主成果，而且标志着：民主，已经成为执政者高度重视和自觉追求的执政理念。
中国人一百多年以来的政治主张，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一是民族；二是民主。前者是要摆脱任人欺辱的命运，解除外来列强对于中国国家所有权的控制；后者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解除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对于国家权力所有权的控制。
首先，民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等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而通过民主机制维护社会公正，恰恰是消除这类社会裂痕的必由之路。如果排斥民主，贫富差距将演变成政治等级制，经济不平等就会延伸成政治不平等，其结果必然是将已有的社会矛盾推向一个危险的极端。
其次，民主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尽管民主也可能产生“多数人暴政”之类的负效应，但从人类历史上看，“少数人暴政”远比“多数人暴政”多得多。民主政治正是在克服“少数人暴政”的基础上产生的。任何现代国家，实际上都应该是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三位一体的社会，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只能诞生于民主基础之上，而法治框架下打造的人权保障机制，也能有效地避免“多数人的暴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民主是一切公民权利之源。公民权利表现为生存权、经济权、文化权、言论权、出版权、集会权、结社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对于公民而言，生存权等等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只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参与政治的权利才是最基础的人权，其实质就是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可以生发、推导出各项人权，如果没有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其他的什么社会、经济、文化权利都只能是空谈。从历史的经验看，人权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民主打造的模具。正是民主制度的确立，才让广大人民有了各项公民权利。社会反常现象的起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权之外。
中国是精英政党领导下的民主制。中国社会不是被阶级或者利益集团区隔的社会，政体也不是以阶级斗争的制度化为基础的政体。无论中国革命或作为其产物的现行政治体制，都没能割断中国历史，也不可能割断。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以阶级或者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政党，不是“一党、两党、多党”的西方“议会政党”，而是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工具。
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不是以社会集团分裂为基础的“多数决”机制，不是以党派自由竟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人民”指的是“全体人民”，反对革命者被驱逐出“人民”的范畴。对第一代共产党人而言，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以分权制衡来限制代议机构的权力拒绝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中国共产党设计了“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彻底民主”制度。这是中国《宪法》“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思想来源。这个制度拒绝分权制衡，要求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分工不分权”。这种民主制度还有一个粗壮的经济指柱：生产资料公有制。
“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固然民主程度更高，却也成为“党之治”的经常，中共党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绝大多数席位，共产党当然拥有了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在内的“一切权力”。又由于共产党实行了“民主集中制”，“一切权力”也就被集中到了党的最高核心机构。因此在制度上，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导致了国家由共产党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