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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制度缺陷是卖官鬻爵的根源”
目前中国地方公共人事制度存在着不少内在的冲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地方人大选举产生地方行政正副长官、地方检察院院长、地方法院院长，然后由地方行政长官提名各职能部门首长，报地方人大任命。这种人事制度在设计上和国际上通行的人事任免制度比较接近。即行政长官有“组阁权”，议会有任命权。但在实践中，由于历史惯性，导致中国人事任免的实际运行是另外一套机制，即由党委决定干部的任免。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各级行政官员基本上都是党员干部，这就导致党委不但决定党内领导干部的任免，还包括对政府、人大、政协领导干部的任免。在客观上，一级地方党委往往凌驾于同级人大之上，影响和决定下级党委以及政府组成人员，实际上掌握着人事大权。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党委主要负责人和组织部长，对官员遴选和任命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决定权，地方人大的人事任免则流于形式。由于人事的任免权高度集中在几个人，就给官员卖官鬻爵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腐败之所以在中国能够长期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一个根本原因。收益大，操作易，风险小。收益大是因为政治权力可以支配，影响的经济资源巨大；操作易是因为权力缺少制衡，对权力的运用基本上可以由几个人（往往是党委书记，一把手）说了算；风险小是因为权力的监督机制薄弱，很多时候形存实亡。因此，要防止和杜绝买官卖官，必须从“解决人事制度高度集中、一元化”的核心问题入手。这里讲的“一元化”，并不是提倡多党制。“一元化”里的“一”是指“人的唯一”而不是指执政党的唯一，是“对人事任免有决定权的领导的唯一”。人事制度的缺陷是支撑腐败的顶梁柱，顶梁柱问题不解决，腐败不会垮。
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党内民主和社会力量的监督结合起来。
党内民主在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目标，也是公共人事任免制度的基础。至于究竟实行何种方式、何种程序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探索。从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变选拔任命为竞争择优，从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认可变为多数人的认可，任免权从一个人说了算过渡到一两百人说了算，增加腐败的难度和成本。
另一方面，辅之以社会力量的监督，一个真正有效的人事机制必须是无法收买的，无法暗箱操作的，让“透明度也说了算”。对直接选举出来的干部，进行党内或者社会公告，接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认可、监督和举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解决“人治”问题。当然，要有效杜绝买官卖官以及其他党政腐败，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制衡机制，特别是政府内的分权制衡，主要是指司法独立及执法机构的中立。在新的环境下，面对新问题，不但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必要转型，政治运作的程序同样需要转型和完善，以逐步推进，最终实行党内民主和社会监督，来改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
人人都知道行贿买官是一桩十分丢人的丑事，而且是要触犯法律的。然而，在官场上，人人都按照打听到的买官行情和买官价码，根据自己想得到的官位的需求，绞尽脑汁，费尽心机，非常虔诚又迫不及待地送上数目不等的钱财。买官卖官机器的强大磁场和惯性，几乎把所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裹挟进去。不送吧，别人都在送，自己不送就没有了升官的希望；送了，至少有了一线升迁的希望；送的钱越多，升官的希望就越大。
因为有行情，因为人多，不仅法不责众，而且原本羞耻的事情也就不那么丢人了。买官者趋之若骛，觉得大家都在这样做。有人把买官卖官之风视为社会瘟疫。若是瘟疫，人人都惟恐躲避不及；此“瘟疫”却人人都热衷沾染，可见此风比瘟疫更可怕。
花钱买官从政治学分析是体制的腐败，从经济学分析则是一次性的前期投资，有投资就渴望得到回报，投资越多渴望回报越多。倘若这类官员越多，百姓无疑越苦。也有官员认为，自己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总得不到提拔会遭到他人耻笑，所以才被迫送钱买官。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社会的价值观出现偏差，彻底铲除人们头脑里的官本位尚需花费很大的气力。
12。8 关于买吏卖吏问题
除了“买官卖官”之外，现实中还有一种“卖吏买吏”的现象。这是一个长期被纪检、监督、传媒乃至法律忽略不计或者排斥在外的腐败现象，已经到了非重视、非公开、非监督不可的状态了。
“吏”在古代不是干部或者官员，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
在当今社会的人事交易中，“买官卖官”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水面之下还潜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巨大的、但却又为官、民双方自觉遵守、默契合作的“卖吏买吏”市场。
事实上的确如此，现在地方上一些有职有权=把持一方的重量级或者实力派人物，每年都不知道直接或者间接地卖出多少个令普通百姓眼谗的好岗位。机构改革为什么越改越多？编制压缩为什么越压越超？都因为与“为官一任，卖吏一方”有关。只不过“卖吏买吏”操作得更隐蔽、交易得更含蓄、暴露得更缓慢甚至永远不会暴露，才迟迟未被推到监督的前台，没有进入反腐败的视线。
吏虽然不是官，但却是晋级升官的必备门揽，原始基础与第一级台阶，因此“卖吏买吏”对社会的危害性、对公正的颠覆性，一点不比“买官卖官”小。
李瑞环曾经说：对于普遍存在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历史证明，在用人上凡是实行任命制并且缺乏有力的监督的，极易产生买官卖官行为。因为任命制是由上级官员决定下级官员的升迁，并且是由少数人决定，必然促使下级向上级表忠示好、送礼行贿；如果监督乏力，产生买官卖官现象就是必然的。
因此，要竭制买官卖官，一是要实行民主选举；二是要强化民主监督。
一个社会的官一旦可以象商品一样买卖，这个社会一定有了毛病。人们不靠真才实学和政绩当官，而靠歪门邪道当官，这标志着一个上开始走下坡路。卖官的人，就是打开潘朵拉盒子的人，把一切丑恶、贪婪都释放出来，让社会立刻失去公正；卖官犹如一把双刃剑，一面伤国家，一面伤自己。凡是用钱买官的人，最后都要成倍地从老百姓那里收刮回来。
不要以为提拔、升迁都是组织上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和工作成绩，经过一定的考察程序决定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成功者的经历大都伴随着斑斑血泪或者龌龊阴暗一样，升官提职的背后往往有着见不得人的丑闻和肮脏。
当前跑官要官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直接伸手，要绕道而行，通过亲朋好友去做工作。
现在还存在这样一种选拔干部的腐败现象，被称为“换亲”现象。
换人是干部岗位的人事调整，换亲是婚姻中的一种交换，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如今在一些地方却被有机地结合了，形成了一种新的不正之风。
这几年，随着用人制度的逐步规范，启用干部大多采取了近亲回避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竭止了用人选人方面腐败。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不是要近亲回避吗？我就来个交换用人，你提拔我的儿子，我重用你的女儿；你安排我的部下，我换上你的亲信，以换亲的方式互相“用人”。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这种用人很是公平与公正，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其实，这是以欺骗的手段达到用己之人的目的。
选拔任用干部方面的“换亲”现象是一种新的不正之风，它背离了党的原则，扭曲了用人的制度，使一些无德无能的庸才混入干部和领导岗位。而那些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却往往会因此受到排挤，得不到提拔重用。“换亲”导致一些干部的素质低下，反正是凭借后台关系上来的，干与不干一个样，谁也不能把我怎样。
“换亲”现象固然是少数干部的腐败行为，但有关部门的监督缺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些地方在监督用人上往往是只看表面现象，不作深入调查和了解。只要所用之人不是单位领导的近亲，就不再过问了，就认为是规范公正了，对其中的小动作全然忽略。而一些知道内情的人，为了不得罪领导，看出破绽也装聋作哑。这也人为地助长了“换亲”现象。
限制官员权力和降低官职含金量，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让政府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由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主导配置资源
什么原因导致买官卖官现象的屡屡发生？
权力暴利、官职含金量过大。买官卖官，是以钱买权和以权卖钱的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换关系。作为卖官者，交易本身使他直接得到非法金钱利益；作为买官者，虽然花钱了，但是所买到的职位使他今后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可见，在买官卖官的过程中，双方都围绕着各自的利益而忙活着，都被金钱所俘获。为什么要进行买官卖官呢，因为官员的权力太大了，官职的含金量太高了，由此形成巨大的金钱诱惑。在买官卖官的腐败分子眼里，买卖官职事先需进行成本核算的。按照官职的大小及其含金量定价出售或购买，几乎成了官场“规则”。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向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支付了80万元买官投资后，逐年回收了600多万元的投资回报，利润率超过600％。原绥棱县县委书记李刚向马德行贿开支50万元，之后依靠受贿所得210万元，获得400％的丰厚收入和300％的净利润。
“一把手”权力不受制约，构成制度上的一个缺陷。依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我们党的干部选拔、晋升有着一套严密、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机制，必须经过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前公示、责任追究等多个民主与监督的环节。显然，遵循着这样的制度规则和操作程序，任何一个想得到选拔和提升的干部都得走正路，而没有旁门左道可钻。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一把手”，只有“一把手”才独揽人事大权。因此，买官卖官者的核心人物多为“一把手”，“一把手”权力不受制约，构成制度上的一个缺陷。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主政短的8个月期间，29次收受贿赂，案发后他和妻子曾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作为“二把手”的县长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话语权。他可以预先圈定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集体领导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听差、“群言堂”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