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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也应该是法律主导下的经济。法律是制衡世俗权力和协调人类关系的准绳之一。法学家参政议政，以专长服务社会，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滥用是有重要作用的。
当前干部制度设计下的人才取向
选人用人历来是中国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在制度绩效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人的素质、取向、情绪、状态成为影响甚至是生成“业绩”的主导性因素，所谓得人者得道。
对政治、行政过程中“人”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质上并不是所谓“人治”的独有特性。事实上，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对人的依赖也是极其重大的，“人”的差别正是高度法治社会相互区别的主要因素；或者说，“法治社会”是可复制的，而“人”的差异性是复杂的、多样化的，是难以甚至不可复制的，这正是全球多样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选人用人方面，强调人的差异性、明确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
事实上，对人的差异性的尊重，也是对官员个人的尊重，是对官员个人素质、积极性、创造精神等内在“秉性”的尊重，而在这些内在“秉性”实际上是官员个人通过长期的修养和磨练才能获得的。因此，在选任方面，解放思想、破除诸种形式的学历、资格迷信，戒除形式主义，实事求是，鼓励人格和作风的多样化是必要的。如此，既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同时更能够推动政府素质的提升。
即使是按照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理论，官员优秀的禀赋的形成也是官员个人和社会资源大量投入的结果，政府应当对这种凝聚了大量有形无形价值的禀赋给予相应的回报个鼓励，才能够换取更多的官员在此方面的继续投入，从而最终实现政府素质的提高。相反，如果对此种精神、文化、情操、能力方面的价值视而不见，而仅仅采用一些硬性、显性、格式化、条文化的标准，则不仅会模糊不同官员之间的差异，而且会在客观上导致滥竽充数、弄虚作假现象的泛滥和正常化，同时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规则的作用，更会加剧官场生态的恶化，使官员的精神境界、文化情操、行为做派进一步卑俗化、野蛮化甚至黑社会化。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人用人标准。在古今中外政治和行政史中，政策的调整通常意味着官员的轮换，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是这种情况的形象化描写。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几年一轮的政治选举，实际上也是以政治领导人的替换而实现对政策的重新选择和确认。因此，政策的转换、调整伴随着以官员的整体性更换是人类政治和行政的常态，这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人治”，而是政府、官员对政策、对公共利益负责任的具体表现。这种官员任职与特定政策之间的总体“同进退关系”反映了官员的责任意识、职业道德和其对自身局限性的认同。
显然，只有当官员个人的职业前程与具体政策的成败得失息息相关的时候，政府、官员对政策长可能是设身处地、认真负责的，公众才可能得到负责任、有效的公共政策，所谓的“责任政府”、有效政府才能够产生。因此，本质上说，只有实现了官员与具体的政策同进退、只有实现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责任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切实履行“责任制”的官员体制才可能出现。
我国虽然废止了官员具体职务任职的“终身制”，但事实上仍然实行官员“资格”的终身制，也就是说，除非政府政策永远不变，否则政策的变动与官员的职业发展没有关联，而事实上我国的政策变动是经常发生的，这就说明了官员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和运转实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尽管新的政策变动也会“激发”官员的相应动作，但官员对政策的真正理解和把握是难以判断的。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中，经常出现官员对时常变动的政策手脚无措而自相矛盾的情况。另外，对具体的官员而言，不论政策如何变动，其职务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即官员与政策之间不存在责任连带关系，最多只有“失误责任关系”。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官员职务职责与“政策”之间的隔离。
1。4关于官本位问题
“官本位”，官不仅仅是一种职务，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身份和地位等级的标志。官为主，民为仆；高官为主，低官为仆。
“官本位”的表现是：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所属人员，无论性质如何，都参照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行政级别，并以这种行政级别划线，形成许多成文与不成文的规定，以使这种行政级别实际上成为各种政治、物资待遇的等价物和确定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所属人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通用标准。于是出现了“局级和尚”、“处级尼姑”等现象。
当前的官本位，又是和计划经济、几乎包罗一切的社会调控体系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显得更为复杂。
由于官本位的存在，当官便对人构成了一种极大的诱惑，而且是官越大越好。因为官越大，特权越多，权力的三种附加也越大，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利益，它意味着，是否让它成为现实决定于掌握权力的这个人。
权力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骨架。一个社会，必需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官组成一个系统来治理，问题只是依靠什么来治理和怎样治理罢了。另外，有人想当官也不仅仅是因为有官本位，权力欲与虚荣心是人类固有的本性之一，决定了社会中必然有一部分人去谋求权力。但是，官本位的存在，在上述“必需”和“必然”之外，又形成了一种以现代人目光看来是不正常的诱惑，于是便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官本位诱导人不断地沿着官阶往上爬。
在官本位、权力崇拜、有权就有一切等观念的熏陶下，官员不只是成为权力的化身，而且也已经成为权力的“具象”。与人治有千丝万缕的官本位观念，导出的另一种心理是“有权不怕法”。这也是某些干部大胆妄为、大行腐败之风的部分原因。
其实，无论是多大的官，其权力毕竟有一个限度；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官的权力也日益分明，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若没有其他官员的协助，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足以抗拒法律，这里又一次显示出了结党营私，也即关系网的重要性。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有助于关系网的出现，而官本位则为关系网的形成添加了催化剂。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现实中，“官本位”不但没有退化，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比如某农场举行建场50周年庆祝大会，参加的人分成了“应邀”的和“硬要”的两部分。“应邀”的是指受到农场邀请的人，而“硬要”的是指没有受到邀请的但自己要来的人。在这两个音同字不同的“应邀”（“硬要”）中，是有具体含义的：“应邀”的是够级别的干部；“硬要”的自然不是干部或者虽然是干部但不够级别。
按说，场庆作为纪念也好，庆祝也罢，不过是一个公开的活动，不是干部会议有一定的级别限制，不够级别的不能参加。这就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
除了当官的以外，还有企业家和私界人士，这是“官本位”的延长线，尽管这条延长线表面看已经离开了政界，但并没有离开“官”。“官本位”的延长线不独“延长”到农场的场庆上，还延长到诸如校庆、厂庆、社庆、院庆乃至各种各样的“庆”上。那一个个嘉宾邀请名单，几乎都是从“官本位”延伸开来。说白了，就是借个名目“官庆”，找个由头“庆官”。搞一次庆祝，加深一次“官本位”的烙印，把“官本位”的延长线拉长一点而已。
“官本位”的延长线已经延伸到了中小学生那里。处长的孩子趾高气扬，科长的孩子略逊一筹，下岗工人的孩子就抬不起头来。尽管不是绝对现象，但却让人从中感受到“官本位”意识对孩子的侵蚀。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只有做官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只有在做官的路上拼搏，人家才会认为你是一个好士兵。所以，官场上你争我斗习以为常，争权夺势司空见惯，跑官要官直言不讳，弄虚作假理直气壮，人的脸皮变厚了，没有人觉得不正常，每个人都心安理得，因为只有权力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从古至今，国人对于等级制，存在两种兴趣倾向，一是强化等级，让级别越多，级别间的仪式差别越复杂越好。实行了多年的九品十八等官阶，每个级别不仅俸禄有别，而且衣帽服饰各有不同，彼此间的称谓仪式各自不同。
第二种倾向是大家都往最高的级别上挤。久而久之，在大家的死命拥挤下，主管分品的中正官顶不住压力，口子越开越大，最后，一项很贵族化的制度变成了头重脚轻的怪物。不少王朝末年，朝廷里的高品官就更多。太平天国灭亡前夕，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
现在的中国，教授相当于处长，讲师相当于科长。所有这些毛病都跟官僚制度有关。现在所谓的等级都是官等官阶。中国的贵族制早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体制，历史证明，社会的行政导向势必会导致依附于官僚制的等级制，同时迟早会打破等级制的规矩和限制，使最高等级挤满了人，导致这种等级体制整体贬值。
中国传统政治，首先讲究的就是个秩序，最忌讳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后世的君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惜把礼仪道德化、制度化甚至法律化。
在中国，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官位饥渴症”。一般的病称为“疾病”，称之为“症”的，就是“顽疾”。生理之外的“饥渴症”比较罕见，“官位饥渴症”就是一种。现在患“官位饥渴症”的太多了。
“官位饥渴症”的根源来于现实。在现实中，人人都看到了为官的利益和权力的含金量。在行政机关，很多人视官职为生命，那种盼望官位、盼望权力之情用“饥渴”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在那些执法部门更明显，很多职位和权力直接等于背后的灰色收入。再看看许许多多突出业务的事业单位，同样“寸官不让”，每一次中层干部调整，便上演活生生的打斗，好象官位比生命还重要。很多人把仕途美其名“政治生命”，就是把官位视如第二生命。鲁迅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背后的文化背景太深厚了，总有那么一些人前赴后继，为了官位，你拼老本，我拼血本。官位之下必有勇夫！多少人跑官要官，望权门而叩拜。当官没有当够的，到老不想退位，对权力流连忘返。有人说官最好当，只要给你一个机会谁都能当，当官是天下最容易之事。李鸿章就说过类似的话，说一个人在中国如果连官都不会做，这个人就太无用了。这只能说明庸官太多，官场有庸官的大市场，官位与能力不等，职位与责任不等，官德与实际不等，不为民只为私，这样的官实在是太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