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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其他能适应、能运用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文化事象和体制，并且在各方面造出与它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来，它的作用和影响就将视其包容性而相应增大。与外国官僚政治相比较，中国官僚政治其所以能显出包容性的特性，就因中国官僚政治在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配合它的其他社会事象和体制。
首先，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和父权是相互为用的。
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人民对于法有所认识，有了习惯和素养，对于权利义务的相对关系有了一些明确概念，那对于任意蹂躏人权，任意剥削榨取人民的专制官僚政体就将成为一个阻碍。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的，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的；于是，“人治”与“礼治”便代替了“法治”。这显然是专制—官僚政治实行的结果，但同时却又成为官僚政治得以扩大其作用和活动范围的原因。
再次，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好象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政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仿佛都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达不到的一切领域了。
总之，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在某种限度内虽为官僚政治施行的结果，但又是官僚政治的推动力。它们不但从外部给予官僚政治以有力的影响，甚且变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在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是分别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的。
然而，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顽固和不易改变。当中国农民大众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不能再忍受横暴压迫而奋起自救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往往总是利用机会帮助野心家向民众提出许多诺言；尽管新的专制王朝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却又复活了。
贵族政治是建立在领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领主经济在周朝乃至秦代就解体了，此后贵族阶级失掉了社会的存在基础。
资产阶级政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这种经济形态的重心在工商业，但要以农奴解放，地主经济成立为前提条件。中国地主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种地主经济所允许并要求的商业和高利贷业，虽然在相当范围内很多着，但农业的生产不必说，就是工业亦始终没有脱离手工业的范畴，于是资产阶级又不能在中国取得社会的存在基础。
中国的官僚阶层，或者换一个表现方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特殊利益”。
一切官僚政治，都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中国官僚阶层头上顶戴着至高无上的帝王，使他们在某些场合表现为被支配者，而所谓在帝王的神圣权威之前臣庶一律平等则又不但表示他们对帝王间存在有极大的距离，并还显得他们与一般人民是无差别权力的一体。
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异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假托圣人之言，制作律令，帮助大皇帝把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的小皇帝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作为一个社会的支配阶级来看，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是在充分运用或分有皇帝的绝对支配权。
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活动或其活动生产物的占有上。他以那种控制和占有表现其经济权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种控制和占有的实现表现其政治权力。但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于是，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如何分配于全体官僚之间使得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了。
一个有心计或者有远见的帝王，乃至帮助帝王维持朝政或实际把握政权的官僚头目们，对于政务的推行，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达到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
二是如何使各方面的官僚势力，都在对专制君主向心的重点上彼此保持一定的平衡。
三是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统治；并如何使人民中的优异或豪强分子，有机会有愿望参加那种统治。
一切官制的创立，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玩弄权谋术数的结果。于是看似复杂的官制体系，就在无形中贯注有上述三大要求。
官制包括三个门类：
一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创制者皆把自己的主观意图放在里面，为的是大权独揽；俸禄的差别是重高官而薄小吏，厚京官而薄外放，成为一种通则。用意所在，是昭然若揭的。
二是官吏权责的划分。仔细考察起来，无非是专制君主及揽权者们弄权斗法的结果。
三是官吏的任用。这在官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到官吏的职掌和权责。中国官僚政治能动员全社会的一切文化因素而发挥其包容贯彻的性能，也是藉此制造并任用官吏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越大，要使人们心悦诚服就越困难。为了解决这个治化上的矛盾，自汉武帝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从表面看，只有君臣关系是有关政治的，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是有关家族的。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中国一般读书人都很记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现的方式换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这在一方面说，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说，又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这种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服。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种连带责任：在有所劝的场合，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有所惩的场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连”。
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这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
中国仕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浑财，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响。
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续存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们那种特殊封建社会体制的长期续存问题，自始就与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朝代交替与治乱分合，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把那种表演当作历史发展的自然定律来接受。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传统的那一套，它由本质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转化；如其说它在现代，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表现得更其残酷有力，更其神通广大，更其无所不在，无微不入，那也不能说是由于传统形态的发展，而宁说是未被根本否定的传统形态，与模仿资本主义各国在转形过程中出现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也同以往的传统官僚政治一样，在本质上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范围着。那些对官僚政治不断发生限制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本身同时又在辨证地蒙受官僚政治的影响，所以，我们除了指出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是在何等社会经济基础上取得其生存以外，还得看它如何实施反作用于那种基础。
一般地讲，一切过渡社会才正好是官僚政治孕育发达的温床。但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却使它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成立了如此长期的官僚政治。不仅如此，等到它面临真正的过渡阶段，它的官僚政治也无法与近代西方各国所发生的官僚政治一样采取相同的形态和现实相同的转化历程。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者“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这种政治形态的存在前提：一是前资本社会的或者封建的体制，还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上广泛地发生支配的作用；二是一般人民还大体被束缚、被限制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三是那种无知人民存在的落后社会还很少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的、文化的接触和交往。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对官僚政治与制度的界定，分歧较大。国外主要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政治”或“官僚制”概念，从法律规章、职业分工、权力分层、专职化与人事任用上的考核任免与薪俸等方面，对官僚政治制度做了若干较为严格的界定。不过，中国学者更愿意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