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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以后政治权术的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政治权术在政治思想领域显得更加虚伪。
变化之二是：政治权术的运用场合发生了转移并逐步扩展。
变化之三是：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的分野日趋明朗。
中国古代政治权术在汉朝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政治权术在表现形式上趋于“道德化”；在运用范围上趋于“扩大化”；在方式手段上趋于“政治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斗争的一些新的特点，同时也标志着政治权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权术在历史中磨练成长，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成长的神秘历史，经过漫长的历程，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网络，繁衍派生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关于政变之术
政变是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政变不同于其他的政治斗争手段，它是由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所发动，以夺取最高统治权为目标，采用非常手段，在较短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完成政权的更迭。政变的这些基本特点，使其与一般的社会革命、军事暴乱、人民起义等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政变主要有几个特点：
一是，就政变的目标而言，一般表现为直接夺取君位。最高的统治权集中为君权。君主对人民、臣属以及其他成员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天下所有财富归君主支配，君主的金口玉言就是法律。君权的争夺就成为皇族成员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政治斗争的焦点。
二是，就政变的参与者而言，一般是统治集团的上层人士。策划和发动政变需要一定的条件，决非一般人或者普通官吏所能为之。主要是皇族成员、天子近臣和朝廷权臣。
三是，就政变的手段而言，一般具有冒险性和诡秘性的特点。
四是，就政变的时机而言，一般具有随机性和突发性的特点。
五是，就政变的后果而言，一般具有“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必然结局及其相应的道德评价倾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于政变的历史道德评价是以胜利者的倾向为主的。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编写的。政变的成功与否，政变成果的巩固与否，成为封建正统观念评价政变者的主要标准。政变成功者，不论其政变的性质多么恶劣，动机多么可耻，手段多么卑鄙，仍然不失有开国君主的桂冠；政变失败者，则不论其政变的性质多么进步，动机多么高尚，手段多么光明正大，都难以逃脱人们对于“逆臣”的谴责。
政变的后果和影响
政变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自从它在人类社会政治斗争史上崭露头角以来，当权者为之恐惧不安，野心家为之心驰神往。政变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脱离政变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经济政治条件、脱离政变对当时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就无法对政变作出正确的评价。
政变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种爆发形式和手段，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危机加深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会趋于激烈。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统治方针、政策和策略方面产生尖锐的分歧，各派政治力量企图通过夺取最高统治权来贯彻自己的政见。在这种时刻爆发的政变，往往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加速或者延缓历史前进的步伐。政变纯粹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的争斗，政变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决定皇帝姓张还是姓王，新君主应该是哥哥还是弟弟，如此而已。政变是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历代统治集团贪婪凶残本性的暴露。
关于驭臣之术
中国古代的驭臣之术，主要是指君主驾驭和控制臣属的诡诈手段。同时，驭臣之术的基本原则和手法，也运用在官僚阶层内部的各种上下级关系之中。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驭臣之术受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驭臣之术的运用，无非有着两个方面的用意，一是驱使臣属为君主效力；二是防止臣属犯上作乱。其主要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笼络赏赐之术。君主控制臣属的基本手段，不外乎利诱和威胁两种。笼络赏赐是中国古代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手段，主要作用在于诱臣、用臣。统治者在实际运用笼络赏赐之术的过程中，一般具有如下原则：选择施慧的内容、分割施慧的过程、掌握施慧的时机、注重施慧的姿态。
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下，官职即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沉浮在宦海之中的臣属来说，追逐官职无疑是效忠君主的最主要动力。所以，中国古代的君主们通常选择官职作为施慧的主要内容。但是，臣属升迁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而官职的晋升却不能没有限制。在这个难题面前，狡诈的君主奉行“分割”恩惠的原则，就是把官职分割得越来越细，种类尽可能地繁，等级尽可能地多。只有让臣属们在众多的仕途台阶上一步一步地逐级攀登，就等于增添了他们不断升迁的希望和心理满足的次数。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中国古代官职制度的发展呈现出种类越来越繁多细密的趋势。
二是防范惩罚之术。防范惩罚与笼络赏赐一样，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基本的驭臣手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防臣、制臣。古代君主防范惩罚臣属的基本手段有罚重而必、刑于将过、心理震慑等原则。对于君主来说，需要防范的重点，当然是那些重臣、功臣、能臣。专制君主无法容忍权势声威超过或者才干能力超过自己的臣属。当重臣的权势足以与君主相抗衡时，他们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那些持才自傲、锋芒毕露的能臣，则是君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三是树威立尊之术。威严是有效行使权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君主只有保持一种威严的形象，才能够服臣和威臣。为了树立自己的威势和尊严，促使臣属产生尊敬、信赖、服从、畏（更多精彩小说百度搜索：）惧之感，中国古代的君主们经常使用这些手段。
显示才能和政绩、刻意制造神秘感、利用法律维护尊严、运用权力增加威严等。权力与威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威严有助于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的诡诈运用同样有助于增加威严。
四是平衡牵制之术。平衡牵制之术是中国古代君主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的基本原则是：在君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形成便于君主所操纵的权力结构；利用臣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臣制臣”，以便于君主处于超然的位置。
主要手段有抑制相权、以微臣制重臣、以近臣制权臣、以酷吏制重臣、利用臣属之间的矛盾等。臣属中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集团和派系，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君主经常玩弄的政治平衡术之一。只要不影响到君主的利益，君主不仅不会努力去消除臣属之间的矛盾，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制造和保持臣属对立的状况。群臣互斗，只会造成君主居上操纵、分而制之的有利态势。
所谓驭臣之术，实际上就是处理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斗争手段，应该说它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结构中，官僚集团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君主的绝对专制，必须通过官僚阶层的中介才能得以实现。因而，对于君主来说，驾驭和控制官僚比直接统治民众更显得重要。中国古代的所谓“政治之术”，实际上主要内容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驭臣之术。“君主治吏比治民更重要，术的作用则在于治吏。”君主和官僚虽然同属统治集团，但在具体利益方面则难免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之处。
驭臣之术的高度发达，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产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在政治制度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最为明显。驭臣之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现形式的制度化。制定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仅仅建筑在如何便于君主驾驭控制臣属的基础上，这种状况势必会造成既定制度的不合理，并会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种种弊端。
在政治道德方面，一切权术都是重“术”不重“德”，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君主驭臣之术尽管常常披着“制度化”、“道德化”的外衣，但却无法完全掩饰阴险毒辣、狡猾诡诈的本质。
在政治关系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更为直接。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之一。这种关系处理得妥善与否，常常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兴亡和某个特定政权的生死存亡。实际运作中的驭臣之术，或者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调节斡旋君臣之间的关系，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或者可以起到“腐蚀剂”的作用，激化君臣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安。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在官际关系中同样可以看到驭臣之术的影响。在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下，上司对下级无异于一个个小“君主”，君主驭臣之术难免上行下效、推而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以“上”取“下”的手段。
驭臣之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对立面，即臣属的弄君之术的产生。其具体手法有：抗君之术、欺君之术、避君之术、谀君之术等。
关于愚民之术
历代统治者为了欺骗和愚弄人民，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些神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关于君权的神话。
一是君主人种神异化；
二是君主人身神秘化；
三是君主人格神圣化；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政治权术的万宝囊中，愚民之术大概是最具分量的。其他或者权术，大多在统治集团内部使用，主要用于调节和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矛盾。愚民之术的用武之地主要是在统治者对付人民大众的场合。所以，愚民之术的特殊用途使它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格外青睐。
关于谄媚之术
谄媚是人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经常应用的权术之一。谄媚者为了的一定的目的，采用不正当的手法，奉承巴结，吹捧讨好，博取被谄媚者的好感和欢心。谄媚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一定意义上讲，谄媚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谄媚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主要运用在统治集团内部。谄媚是以“下”事“上”的手段。谄媚的对象必然在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等方面高于谄媚者，否则也就失去了谄媚的意义。中国古代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形成了多种层次的上下关系，从而为谄媚之术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和广阔的表演舞台。
谄媚之术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实用性、无耻性和技巧性。
所谓实用性，是就谄媚之术的目的而言。谄媚不是在做无谓的表演，也不是甜言蜜语的浪费，谄媚者之所以卑身曲意，是出于实用的功利性目的。运用谄媚之术，有时不是为了一时一事的具体目的，而是着眼于潜在的、长远的利益，即所谓“放长线、钓大鱼”。谄媚作为一种早期的预付投资，期待着未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政治斗争中，谄媚之术还是臣属自我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