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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个地方钻不过去，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就可以决定的。我想：一个战士用他的武器，到最熟练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武器就成为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脚一样，达到这种程度，就叫做“化”。
对于哲学的研究与应用，冯友兰先生已经达到“化”的境界了。正如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所言：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确实，冯友兰先生用他毕生的精力来了解和熟悉哲学，哲学就好像成为他的手脚一般，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已经达到了“化”的程度，故而他能将西方的哲学思维与理念信手拈来，亦能将中国古代的哲学阐述到冠绝一时。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过程，就像庖丁解牛之所以能游刃有余，也是熟练使然。世间之事，皆是如此，求知更是如此。很多时候，人们需要的就是熟能生巧而已。
日本著名的推销大师原一平在即将退休之前，在城中最大的体育馆做告别职业生涯的演说。那天，会场座无虚席，大幕徐徐拉开，舞台的正中央吊着一个巨大的铁球。为了这个铁球，台上搭起了高大的铁架。
原一平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走了出来，站在铁架的一边。人们惊奇地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这时，两位工作人员抬来一个大铁锤放在原一平的面前。主持人这时对观众讲：请两位身体强壮的人到台上来。好多年轻人站起来，转眼间已有两名动作快的跑到了台上。
原一平这时请他们用这个大铁锤，去敲打那个吊着的铁球，直到把它荡起来。一个年轻人抢先拉开架势，抡起大锤，全力向那吊着的铁球砸去，一声震耳的响声随之传来，但那铁球动也没动。他就用大铁锤接二连三地砸向吊球，很快他就气喘吁吁，可依然丝毫未动。另一个人也不示弱，接过大铁锤把吊球打得叮当响，可是铁球仍旧一动不动。
台下没了呐喊声，观众好像认定那是没用的。此时，原一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锤，然后认真地用小锤对着铁球敲了一下，然后停顿一下，再一次用小锤敲了一下。人们奇怪地看着，老人就那样敲一下，然后停顿一下，持续地做着。
二十分钟过去了，会场早已开始骚动，人们用各种声音和动作发泄着他们的不满。老人仍然在一锤一停地继续着。人们开始愤然离去，留下来的人们好像也喊累了，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大概在进行到四十分钟的时候，坐在前面的一个妇女突然尖叫一声：“球动了！”霎时间人们都抬起头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个铁球。那球以很小的幅度动了起来，不仔细看很难察觉。原一平仍旧用小锤继续敲，人们好像都听到了那小锤敲打吊球的声响。吊球在老人一锤一锤的敲打中越荡越高，它拉动着那个铁架子“哐、哐”作响，它的巨大威力强烈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终于，场上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中，老人转过身来，慢慢地把那把小锤揣进兜里。老人开口讲话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在成功的道路上，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以百倍的恒心和耐心等待着成功的到来。
求知需要的正是原一平这样的精神，或许很多时候知识看起来都像画鸡蛋一样简单，但真正的知识不在于鸡蛋画得如何，而在于不断重复画蛋过程中所训练出的得心应手。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化”，和民间谚语中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问尚专精，研摩贵纯一
敬即是上海话所谓“当心”。我们做事，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当心”去做。
——《理想人生》“存诚敬”
罗曼·罗兰曾说过：“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在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好，但却一定可以把其中的一件事做到最好。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更容易成为强者，为学尤其如此。
综观世间学有专长之人，都是由于其对某一领域有所偏好，专注于心，穷根究底，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冯友兰先生便是一个典型。就像画家专注于画板、音乐家专注于琴键、农夫专注于季节与大地一样，冯友兰先生关注的便是哲学。
冯老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无论何时，无论身处何境，都始终专注于哲学的研究。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他一个人艰难地啃完了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原著，此时的他只有16岁，对哲学的热情却已是如此炙热；面对北京大学法科备受青睐、文科出路遇冷的差别，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中意的文科，学习哲学；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语言的障碍和东西方哲学的巨大差异，令他非常不适应，他仍专注于解决心中的哲学困惑，并获得了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的评价；建国之前，他长期被纷繁芜杂的行政工作所困扰，但他心中始终坚持对哲学的那份专注；即便是在批判整天没完没了的环境下，冯老仍坚持他的学术研究。
正是凭着这份对哲学的专注，才成就了冯老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他将这种“专注”称之为“敬”，他说：敬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精神总动员”。敬即是上海话所谓“当心”……我们做事，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当心”去做。做大事如此，做小事亦须如此。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是也。
专注于心是做学问的大原则，博而不专，杂而不精，必然会成为学术研究的最大阻力。
世界上有座“人人都是语言学家的城市”，然而，就是这座每位市民至少都会三种语言的城市，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大文豪。
这个以语言见长的国家即卢森堡，它处于欧洲“十字路口”，夹在德、法、比三国当中，人口仅四十万，其中外籍人口占到26％。其首都卢森堡市，有八万人，是欧洲金融中心和钢铁基地之一，外国人占的比例更高。由于对国外经济的依赖性，在卢森堡，每人精通三种语言是未出娘胎就注定的。
当婴儿牙牙学语时，母亲首先教其说本国的卢森堡方言，这是国人日常交谈的口语；进入幼儿园后开始学德语和法语，因为二者是官方语言，而德语更是教学宣教的语言，不懂德语就不能跟着神父念圣经唱圣诗；小学同时用德、法两种语言授课；中学修第三门外语，如英语、拉丁语等，因为国内没有大学，要深造必须出国留学。
在卢森堡，约定俗成的是，报纸用德文出版，杂志用德、法文出版，学术杂志只有法文。广播用德、法语，电视用法语。招牌、菜名、各种票证、车票、单据也是法文。议会辩论语言只许用法、卢两种。法庭审讯犯人使用卢语，宣判用法语，判决书用德文打印……走进一户人家，你会看到父亲在读德文报，儿子在念法文书，女儿在唱英文歌，母亲在用卢语唠叨。
对于外国人高度赞美的语言的多样化，卢森堡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埋怨为了谋职和生存，将大半精力都消耗在三四种语言的学习与运用上。虽然他们懂得的语言多，但能够真正精通的却太少。透视卢森堡，该国之所以难以诞生一个文学巨匠，并非是其文化底蕴的匮乏，而是各种泛滥的语言阻碍其走进文学殿堂的纵深处。
斯蒂芬·茨威格曾说过：“一切艺术与伟业的奥妙就在于专注，那是一种精力的高度集中，把易于弥散的意志贯注于一件事情的本领。”一个人如果能做到除了追求完整意志之外把一切都忘掉，完全沉浸于对自我的提升之中，那他就能在求知的路上走得更远。
立学于勤，成功源自“九分汗”
无论古今中外，凡在某一方面成大功，立大名底人，都是在某一方面勤于工作底人。有人说：一个人的成功，要靠“九分汗下，一分神来”。
——《冯友兰谈哲学》“励勤俭”
所谓天才，就是努力的力量。“无讼在哪一方面成功的人，都要努力。如果非常懒惰，而想成功，正如希望苹果落在自己嘴里，一样的不可能”。有句老话叫“天道酬勤”，也就是说，天意总是厚报那些勤劳、勤奋的人。迷信天意固然是虚幻的，但只要付出了努力，一生就一定会向积极的方向转变。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真理，不投机不取巧，踏踏实实做人做事，你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天才，有的只是一种天分，而勤奋能够将天分变为天才。只有勤奋，才能让人永远追求进步，永不停息，做学问尤其如此。
冯友兰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为哲学而努力，西方因他的著作而知中国哲学，就连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都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他所著的“三史六书”是所有了解中国哲学的人都不可能绕过的。
做学问至此，冯老无疑是成功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哲学界的天才，但冯老付出的努力也远非常人所能想象。从一个中国哲学的门外汉到无法跨越的大师，其中的艰辛与汉水都是为成功而付出的代价。冯老正是秉持着这份勤奋，才收获了如此之高的学术成就。
从来就没有无需勤奋努力便能成功的天才。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一句话道出了天才之为天才的真谛。大凡学有成者，无一不是勤奋刻苦的知识追求者。就像冯老所言：世界上，历史上，凡在某方面有大成就底人，都是在某方面特别努力底。古人说：“业精于勤。”人没有不勤而能精于某业底。
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在19岁以前还从来没有进过中学。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贫困与艰难，他曾是一个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偷盗等勾当上的问题少年。然而有一天，当他拿起《鲁滨孙漂流记》时，人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看这本书时，饥肠辘辘的他竟然舍不得中途停下来回家吃饭。第二天，他又跑到图书馆去看别的书，另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一个如同《天方夜谭》中巴格达一样奇异美妙的世界。
从这以后，一种酷爱读书的情绪便不可抑制地左右了他。一天中，他读书的时间达到了10～15小时，从荷马到莎士比亚、从赫伯特斯宾基到马克思等人的所有著作，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19岁时，他决定停止以前靠体力劳动吃饭的生涯，改成以脑力劳动谋生。
杰克·伦敦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德中学后，不分昼夜地用功，从来就没有好好地睡过一觉。他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四年的课程念完、通过考试后，他进入了加州大学。
他怀着成为一名伟大作家的梦想，一遍又一遍地读《金银岛》、《基督山伯爵》、《双城记》等书，之后就拼命地写作。他每天写5000字，也就是说，他可以用20天的时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他有时会一口气给编辑们寄出30篇小说，但它们统统被退了回来。
后来，他写了一篇名为《海岸外的飓风》的小说，这篇小说获得了《旧金山呼声》杂志所举办的征文比赛头奖，但他只得到了20美元的稿费。五年后的1903年，他有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