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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太学扩招，使刘秀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到国家最高学府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让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太学扩招同时也使不少太学生不能像武帝时期那样学得好即可做官。在这种政治生态龌龊、潜规则盛行的条件下，他们出身寒微，没有背景，学了几年后不能及时就业，不得不回家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最早觉醒者，成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力量。
早在公元4年，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拼命拉拢读书人，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太学扩招。
他扩建学生宿舍，增设经学学科，增加教师编制，把每个教师所带学生的名额扩大到360人，使太学生的员额迅速扩大到万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科技发达、教学条件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一个教师要带好几十个学生也是个重活儿。
在那个没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的时代，一个教师要带数百名学生，必须经常地忽悠大家。
王莽还命令各地把擅长各种学问，甚至方技的人，公费送到京城太学。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待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背景差别很大，管理是很灵活的。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以及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他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刘秀其实不简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
甚至，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说他不务正业。
其实，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而且有与之相符的“学力”：他能够学以致用！
我国的经学在两汉时期，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版本的区别与争论，在太学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今文经学，而私学的主要教材，则是古文经学。
那么，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为了让全国人民用一个脑袋想问题，大搞“焚书坑儒”。这段历史公案大家都清楚，其实是一场文化浩劫，儒家经典几乎全被灭了。
到了西汉初年，流行的儒家经典几乎没有旧典文本，主要靠幸存的经师口授，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同学们记录时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于当时的“今文”，所以，这类经书被称为“今文经书”。
而当年秦始皇烧书时，有几个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些儒家书籍藏起来。这些书到了汉朝陆续被发现整理出来。由于这些书是用先秦时通行的小篆字体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经书”。
这两种经学虽然传播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但精神内涵和治学方法却差别很大。
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
这类教材毕竟是大师们口授记录下来的，谁也记不了那么准，那么全，同学们只要“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同时，今文经学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引入时下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宣传君权神授，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很得大汉王朝君臣的欢心，所以被列为官学教材。
古文经学则讲究名物训诂，要求按字义讲经，注重考证，经书上没有的东西不能乱扯。同时，古文经学也反对谶纬灵异。
大汉君臣对古文经学不太感冒，又不便说得太直白，就不让它进官学课堂，只让它作为私学的教材让大家学着玩。
啰唆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刘秀同学入太学，老师是今文经师、中大夫许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书》；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书》的精神实质！
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不是枯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那种，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不妨再说几句。
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写的，又没有钢笔、铅笔，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写字是很费劲儿的。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学生记录，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学生了。
所以，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
有的从小学到老，还弄不懂一经；有的甚至日夜埋头、死记苦读，最后累死在孤灯下。
对于很多人来说，朝中无人，又想做官，只有苦读。虽说书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但毕竟有希望。还有，少数高干子弟为了附庸风雅，也想方设法到太学里读一回。
虽然朝廷多次说要加强素质教育，并且安排删减经书的章句，但收效不大。
可见素质教育的问题最迟在前汉末期就提出了，但两千多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值得深思。
我认为关键是政策导向问题，即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社会评价体系太重要了，它是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料分配的基础和依据。
但是，这种包括人才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评价体系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甚至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乱。
前者是人们认识水平问题，后者则是阴谋家要浑水摸鱼。
比如太学生，武帝时只要考试通过就能做官，通过经学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职就越高。刘秀上太学时虽然大家毕业后不一定都有官做，但要做官必须考得好。
这样，当考得怎么样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时，哪个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
无独有偶，做官也是这样：主要凭关系，大家就都去削尖脑袋找关系；主要凭学历，大家就一窝蜂去搞学历；主要看政绩，大家就想方设法搞看得见的政绩。
总之，人才评价体系一头牵着素质教育，一头牵着用人机制，重要得很。
学习赚钱两不误
前汉后期的太学生并不都是埋头书卷的人。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为了一个做官的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政界特别是朝廷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很关心。
老师们都是今文经师，又身兼重要职务，在阐述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时，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
当然，朝廷也十分重视太学，舍得投入，迅速扩建校舍；重视师资配备，皇帝亲自制定标准选择老师，不断提高工资待遇，发给服装，还经常赏赐酒肉；朝廷还注意按照自己的需要选用教材，甚至皇帝（宣帝）亲自出面召集会议审定全国统一的教科书。
完全可以说，由一国最高当局正式审定全国统一的教科书的做法，出现在前汉宣帝时期，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和极为罕见的。
这样一来，太学的现实政治气氛与学术气氛一样浓郁。
太学生们一面读书学习，一面睁大眼睛盯住官场的动静。
早在十几年前的一天，哀帝的丞相孔光与司隶校尉鲍宣发生点小矛盾。
大家知道，孔光不仅位极人臣，他还是王莽的心腹。
鲍宣的职责是监察中直机关的中层以下干部、京师地区干部，及所有干部在京师违法乱纪的行为，级别比孔差了好多级，但他是当时的名儒，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敢于实话实说。
比如他与孔发生冲突前不久，就公开揭露外戚把握朝政，大搞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一些无能无耻的家伙爬上重要岗位，且步步高升，充塞朝廷，而一些德才兼备的人报国无门，没有出路。
这当然很不对王莽的胃口。
对于鲍宣这样德才兼备，说真话做实事，但不善于溜须拍马的好干部，王莽早就想找机会扁他了。
有一次，鲍宣阻止孔光违反交通规则，这其实是鲍宣在正常履行职责。但很快，鲍宣被指侮辱丞相，下狱治成死罪。
王莽和孔光打算趁此机会把他灭掉。王莽要灭谁，无论朝廷重臣，还是骨肉至亲，都难逃一劫。
但这次，太学生们不干了，因为鲍宣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也是他们的代言人。于是大家集体上访请愿，营救老鲍。
一千多名太学生在王咸同学的带领下，一直上访到皇帝那儿。反正都在京城，从太学到皇帝办公的地方，抬脚就到。
哀帝对王氏外戚不太感冒，而王莽正韬光养晦，毁人也不想老是弄在表面上，更不想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结果，老鲍被免予死罪，改为髡钳，就是用铁圈束着脖子，给头剃个秃瓢。这种刑罚不要命，重在侮辱人。
太学生们获得小胜。这是我国历史上大学生干预政治的最早记录。
积极问政，是前汉末期太学生的传统。刘秀出身于太学，得益于此，以后登基了他也非常重视太学建设。
此时，刘秀同学就表现出他的聪颖、勤奋和过人的政治见识。在这儿学习期间，他广泛结识了在京城工作的南阳籍人士，同时，对南阳一带来京城办事的老乡他也经常接触。当然，作为皇室后裔，他同样重视亲戚交往。
在此期间，跟他走得近的一些亲戚、朋友、同学，渐渐成了他的铁哥们儿。后来，他们在刘秀君临天下之途上发挥了极其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与刘秀几乎同时在太学求学的他的堂兄刘嘉、表兄来歙，还有小老乡邓禹等等。每当有重要的官场变故、重大政策出台，刘秀总是最先知道，回到宿舍讲解给同学们听。
大家知道，在大学宿舍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