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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刘縯、刘秀事业心强，有能力，整天忙于工作——调兵遣将，行军打仗；而王匡等人私心重，工作能力不够，老吃败仗，就躲在后面玩弄权力，琢磨别人。
可以这么简单地说吧，王匡等人舍刘縯选刘玄，不是因为刘縯无能而刘玄优秀，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刘縯太优秀，刘玄太无能。
首先，刘縯胸怀复兴汉室、建功立业的英雄之志，能力强，威望高，而且治军严谨，疾恶如仇，他要是当了老大，王匡等人要想再放纵享乐，肆无忌惮地抢东西，抢女人，将很不方便。
其次，刘縯豪气干云，性情刚烈，不甘居人之下，他要是当了老大谁也驾驭不了，王匡等人将难以左右形势。
再次，在王匡等人看来，刘玄是替代刘縯的最佳人选，他前几年为了逃避官府追捕只身投靠平林兵，能力差，官职小，为人窝囊，没有圈子，容易控制，非常适合当木偶和傀儡。如果让他上台，不过是个摆设，大权还在哥几个手里。
旁观者看来，如果联军择贤能而立，选择刘縯或者刘秀，是符合大多数联军将士愿望的，事实已经证明、也必将不断证明这是联军的最佳选项。
但是，有一个历史法则这时发挥了作用，导致联军因为这次关键的抉择而步入歧途。
这个历史法则叫做“贤愚错位法则”，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缺少健康的选人用人机制，导致有德有才的贤能之士受排挤，没舞台，而愚钝、顽劣之徒把持权力，控制局面，最后事情变坏。
也可以叫做“逆淘汰”。
这有点像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
公元23年2月，正当刘縯忙着干活、在前方紧张地指挥攻打宛城的时候，王匡等人正躲在后方育水之畔的大营里算计他。王匡、王凤、陈牧、张卬等人经过密谋，为了便于自己控制和把玩傀儡，下定决心立刘玄为皇帝，同时挖个坑让刘縯往里跳。
他们认为自己较量不是对手，就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计议已定，他们派快马把刘縯从前线请来，立即召开众首领会议，要求他在立刘玄为帝问题上马上表态。
必须说明的是，这次联军首领会议有点像简装版的“鸿门宴”，与会人员多是王匡等人安排的，而刘縯、刘秀用着顺手的将士都正在前方干重活儿：围攻宛城。
这让刘縯措手不及，十分为难。
他很清楚这些人摊牌，实际上就是要来个冷不防，硬压他同意既定方案。
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果同意，那就意味着不仅自己要放弃做皇帝的机会，而且联军的领导权将完全落入这些人手里，联军能走多远都成问题，复兴汉室大业前景堪忧。
如果不同意，就等于公开与这些人对着干，联军贵如生命的团结将出现巨大的裂缝，也等于公开说，我带领大家出来拼命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当皇帝。
刘縯毕竟是智勇双全的帝王之才，他客观分析了眼前的复杂形势，说大家起兵的目的就是消灭新莽政权，目前王莽未除，群雄割据，不少地方都要拥立刘氏宗室，将来势必自相残杀，反而失去民心。因此，他建议暂缓确定皇帝候选人。
他说：“各位将军想尊立宗室，对刘氏后裔来说，实在是大恩大德。但从我愚笨的想法看，不敢赞同。现在我们的朋友赤眉军活跃在青州、徐州一带，已有数十万（应为十数万）人，听说我们拥立宗室，他们恐怕也要立一个刘姓皇族，那样的话，必然引起我们内斗。王莽还没有消灭，自己人先打起来，这只能让天下人起疑心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权威。这不是灭莽之计。况且凡是刚用兵就打出帝王旗号，很少有如愿的，比如陈胜、项籍就是这样。我们从舂陵打到宛城，也不过三百里的地盘，根本不能算什么了不起的功业。条件不成熟就仓促称帝，必然会成为天下各路豪杰集中攻击的目标，给人可乘之机，并不是上策。现在不如暂且称王用来号令大家，如果赤眉军所尊立的领袖贤明，我们就相率而往服从他的领导；如果他们不立，我们消灭王莽、收降赤眉，然后再举尊号也并不算晚。请各位仔细想想。”
平心而论，刘縯的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也是很有道理的。
他完全站在联军顺应社会潮流、更好地建功立业的高度，既分析了形势，阐述了社会发展规律，又结合实际说明了暂缓称帝的理由。
我们无法详细推测刘縯当时的内心世界。如果这番话是他的真实想法，那就充分表现了他的非凡谋略和坦荡襟怀。
当然，如果这番话是他为了自己将来当皇帝采取的缓兵之计，那也无可厚非。
大家想想看，刘縯起事之初就自称“柱天都部”，几天前包围宛城时又自称“柱天大将军”，他的“复兴汉室”大业，难道不包括自己要当皇帝的内容吗？
问题是，他就是想当皇帝，也不为过分。
在这样的形势下，很多人都想灭王（莽）称王，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条件，刘縯就是公开站出来竞争皇帝职位，也是冠冕堂皇的。
所以，听了刘縯的一番话，不少将领都认为有道理，当时就表示赞同。
正在这时候，狂徒张卬出场了。
他本来是追随王常的下江兵首领之一，联军合兵时就被王匡、王凤拉拢过去了，向来恃勇好强、桀骜不驯，在这场立帝的阴谋中，唱的是白脸。眼看阴谋耍不下去了，张卬站出来，拔剑击地，声色倶厉地大声说：
“三心二意，不能成大事！今天说好的立刘玄为帝，就这么定了！”
面对会场上人众我寡的局面，刘縯十分冷静：大业刚举，不能毁于自相残杀。再说，现在联军来之不易的团结，是很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他选择了顾全大局和沉默。
在场的大多数都不是政治家，也不见得有多么强的议事决策能力。对他们而言，立一个姓刘的当皇帝只是一个号召，一个旗子，立谁都无所谓，反正合适就跟他干，不合适就散伙。
一见张卬气势汹汹的样子，刘縯没有爆发，大家谁也没敢再提出疑义。
联军拥立刘玄为皇帝的事儿，就这么一“剑”定音了。
王匡等人迅速筹办刘玄的登基大典。
其实这个登基仪式也没有什么可以筹办的，一来物资条件差，正在行军打仗，联军需要什么东西都要靠去抢；二来没有个像样的窝儿，从舂陵一路打杀过来，遇到的小县城小集镇都被打烂了，再说也不能为了举办个活动拉着队伍走回头路，宛城还没有打下来，那就只好在育水之畔的沙滩上找个地方，扒扒土，平平地凑合一下了；三也是最重要的，王匡等人怕刘縯反悔，夜长梦多，要赶时间。
大家只要看看登基典礼所选的日子就会明白，筹办这个活动比普通农家筹办红白喜事儿还要仓促：当年（公元23年）2月1日，也就是联军取得育阳大捷、包围宛城后没有几天。
在两汉之间的农民起义联军中，刘縯被刘玄取代这一历史现象，成为“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贤愚错位效应”最好的例子。
这个“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最初是由16世纪英国造币局长（有称财政大臣）格雷欣提出的，所以也叫做“格雷欣效应”。
据说当年，老格用专业的眼光发现，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活动中，消费者往往保留成色好（贵金属含量高）的货币，而把成色差（贵金属含量低）的货币投入流通，导致实际价值高的“良币”退出市场，而实际价值低的“劣币”则充斥市场。
这种现象不仅在铸币流通时代存在，在纸币流通时代也普遍存在。
比如，人们总喜欢把污染、破损或者不便存放的纸币花出去，需要存放现金也是存放整洁的。这样导致市场上有脏污的纸币像击鼓传花一样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而很整洁的纸币人们则较少看到。结果，用手摸钱成了一件很不卫生的事儿。
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大量存在，所以，“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理论有着普遍意义。
再比如，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时候，那些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排队的人往往要等很长时间，过来了几趟车也挤上不去。而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则扒开众人，捷足先登，能够抢得时间，抢得座位。
后来，遵守秩序排队上车的人越来越少，每有车来，人们蜂拥而上，搞得乘车就像打仗，让人苦不堪言。
包括官场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社会环境中，在干部人事问题上，这种良劣错位、贤愚错位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
比如，在缺少健康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地方和“吃大锅饭”的单位，人的升迁、待遇与个人的德才、业绩无关，一些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人要么另谋高就，要么没有舞台，说不定还饱受排挤，而一些平庸之辈乃至不良之徒则把持权力，左右局面。
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前者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提高自己、干好工作上，不愿意也没有时间搞歪门邪道；而后者为了升迁和待遇，加之也不会干工作，必然用主要精力来琢磨人、搞阴谋诡计。
结果，这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一塌糊涂，局部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由此酝酿。
现在，“良币”刘縯被“劣币”刘玄驱逐，这绝不仅仅是刘縯的个人悲剧。
刘秀也是“良币”。为了避免被“驱逐”，至少从现在开始，刘秀提高了对“劣币”们的警惕。
沐猴而冠——搞笑的更始皇帝登基大典
公元23年2月1日，春天还没有到来。
在育水边的一处沙滩上，新土筑起的坛台被装点得花花绿绿，联军召开大会，举行刘玄登基典礼。
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儿搞笑的新皇帝登基大典。
在这以前和以后，当然是谁坐一哥大位都要搞个仪式。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当一哥的这几百个人中，除了武媚娘，大伙儿都是爷们儿。虽然大家年龄有大有小，水平能力有高有低，条件有好有差，混到这一步的原因各不相同，搞个仪式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这些仪式多是奢华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室内活动或者广场活动。
像刘玄这样在河边上堆个土堆就宣布当皇帝的比较少，实在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当。不过我们也要说清楚，愿意不愿意、能不能、什么时候来当皇帝，这连刘玄本人也做不了主。
因为，他不过是个玩偶。
“劣币”刘玄在土堆上面南而立，战战兢兢地接受面前一群赳赳武夫的朝拜。
他向来懦弱无能，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明知道这些人并不是真心拥护自己，而且为了争权还差点儿动刀子，心里不由得直打鼓。他也知道自己的斤两，知道自己虽然有时候能耍个小聪明，但要是单挑，下面的人自己谁也斗不过。
只是，不知道他心里是否清楚，王匡等人看中的就是他上面的这些斤两。
这时，大家山呼万岁，跪拜叩首。
刘玄这时候的表现不仅不像个皇帝，甚至不像个普通爷们儿。
他知道自己无功受禄，又不知道自己能干多久，心中有愧，也有鬼，连吓带憋，汗流满面，举起双手，又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史书都是这样记载他的窘相的：“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
根据事先拟定的主持词，刘玄宣布大赦天下，建元“更始”。
由于刘玄原来在联军中的职务是更始将军，所以设年号为“更始”，人们称他为“更始皇帝”。
他宣布大赦天下当然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