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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范态度鲜明，认为《左氏春秋》不以孔子为师，又不是先帝提倡的，没有理由进入官学。
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不干了，立即上来跟他辩难。
一切都在按照刘秀的思路走，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旁边的同志也不光是看热闹，瞅准机会就上来嚷嚷几句。
其实，学术问题，特别是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基本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个话题之所以争辩了几千年，就是因为话题本身就是辨证的。
大家吵了一上午，到中午下班时间了，仍然没有个所以然，刘秀宣布散会。
会后，老范唯恐刘秀不经研究就把古文经给立了，干脆又呈上去一个书面报告，向刘秀系统而又详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老范的理论功底和学术造诣极为深厚，这个报告简直就是一篇专业论文。
与此同时，一批主张立古文经的干部和专家则通过各种方式，来证明《左氏春秋》和其他古文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一看对方不肯善罢甘休，老范也急了，再次向刘秀打报告，一口气指出和重申坚决不能立古文经的三十一个理由。
为了慎重起见，刘秀专门召集一批博士开会，认真讨论老范的报告。
一看刘秀屡屡重视老范的意见，长期研究古文经的郎官陈元终于坐不住了。
他跟老范一样，也向刘秀呈送了一份长篇报告，全面地、系统地、慷慨激昂地批驳了老范的观点，痛陈把古文经立为官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鉴于老范过去跟人家争论时，常常要跟人家比试考试，这一次，陈元也在报告里说，自己愿意在朝廷跟任何人公开辩论，来阐释孔氏之道，辨析左氏宿冤，如果自己对经学钻研不精，或者理不服众，甘愿伏法就死，虽死而无憾！
这是一个为了坚守理想奋不顾身的人！
为了表明自己也心怀对学术的尊敬和尊重，刘秀把陈元的报告也交给博士们研讨，并且提供机会让老范和老陈辩论。
史载，范、陈这哥俩儿棋逢对手，先后展开辩论十多场。
这哥俩儿有不少共同点：学富五车，品行高洁，把做学问看得远比做官重要，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这期间，许多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也纷纷上书，向刘秀表明自己的主张。
难能可贵的是，刘秀在极端的忙碌之中，在夜以继日地处理公务的同时，也要挤出时间来听取大家的见解，批阅大家的报告，经常搞到夜深人静才能休息。
面对面的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刘秀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决定把这种表面看是大学教材问题，实质是帝国思想文化导向问题的大争论引向一个新的阶段。
不久，经过认真的政治考虑和复杂的人事平衡，刘秀做出安排，把《左氏春秋》列为官学教材，同时要求朝廷有关方面（太常）在太学为之设立四个博士职位，并且抓紧物色人选。
按照刘秀的旨意，朝廷首先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古文经《左氏春秋》博士一名。
陈元当然是积极报名了。
经过一番考试甄选，老陈的综合成绩名列第一。
鉴于老陈在前一阶段的大辩论中表现过于抢眼，锋芒太露，刘秀决定晾一晾他，就钦点综合成绩排名第二的司隶从事李封入选。
不过，由于刘秀对这场争论的态度很暧昧，或者说，不少聪明人看出了刘秀其实是鼓励争论的，当朝廷对李封的任命文件下达时，一批钻研今文经的高级干部和学者立即强烈反对，多次在朝廷开会时展开争吵。
很不凑巧，没有多久，李封病逝了。
于是，刘秀不再对《左氏春秋》博士做出新的人事安排。
这样，古文经登堂入室、进入官学的努力暂告失败，它跟今文经的这一轮争论不了了之。
但是，经过这一番折腾，古文经的影响还是很快扩大了，全国干部群众欣赏和相信古文经的人越来越多了。
虽然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刘秀和他的子孙们掌控的整个东汉王朝都没有把古文经立为官学教材，但从刘秀时起，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研究它的读书人越来越多地步入国家高级干部行列，今文经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了。
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刘秀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太学建设上，而且体现在他对文化人的敬重上，一大批文人学者走上了高级领导岗位。即使研习古文经的学者，也有不少步入政坛。
爱好学习、学有所成的人才能得到国家重用。同时，国家用人也把人文素质当做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
把刘秀时期的干部任免名单翻开看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这样的导向指引下，不学习文化就没有出路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苦读经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当然，这种社会风尚和社会共识后面巨大的推手，还是刘秀经学治国的战略思想和文以化人的政策导向。
还是来看几个文人吧，他们作为社会人生大戏的演员，有幸跟刘秀同台竞技，也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难得的人文风景。
桓荣，是沛郡龙亢（今安徽蒙城东南）人，小时候家境贫寒，但仍然酷爱学习，讲颂不已。
当时，有人讥笑他读书太过于认真，说在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世道里，书就是读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他也不辩解，只是一个劲儿苦读不已。
长大以后，他到当时的京城长安求学，师从九江人朱普学习《欧阳尚书》。
由于家里实在太穷，根本出不起学费，他完全靠打工来支撑学业和生活。但是，在学习上，他多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史称他以至于“十五年不窥家园”。
朱老师去世后，桓荣也已经学有所成，就以授徒为生，很受学生欢迎和敬仰。这些都是西汉末年、新莽时期的事儿了。
刘秀不仅重视太学建设，重视文化人，作为“经学治国，文以化人”战略思路的一个必要的链条环节，他还非常重视并且强力推进帝国整个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完善。
西汉开国直到武帝，经过刘汉几代一哥的努力，以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建立太学为标志，帝国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
当时，不要说贵族和官宦子弟可以在条件较好的官学接受系统教育，就是乡下普通农民的孩子也能够在私学识字，接受启蒙。
这看起来简单，其实仅从教育覆盖面上来看，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至西汉末年，老百姓的受教育程度和人文素质应该算是历史上最高的。
但是，到了新莽时期，由于政治黑暗，经济衰退，社会混浊，战事频仍，特别是王莽利益集团非常反感、歧视和压制文化人以及其他有真才实学的人，国民教育低迷。
社会价值观的颠倒，催生了大量的“劣币驱逐良币”“贤愚错位”现象。
刘秀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徒弟、粉丝们也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也是他能够雄主天下的重要原因。
登基以后，大规模讨伐群雄的战争还在紧张地进行，刘秀就开始着手恢复和完善教育制度。刚才说的建立（或称重建）太学，只是他其中一个举措。
这样的太学，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办学模式，但是，刘秀在它的软、硬件建设上比之以前更加重视，特别是在学生的出路上给予了保障，使太学成为帝国研究经学、传播文化、培养干部的最重要基地。
不仅如此，刘秀还同时高度重视地方郡县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无论是中原腹地，还是在边远地区，地方郡县政府大力兴办学校、广泛传播文化已经蔚为风尚，这种尊文重教之风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而这也正是刘秀考核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这样，一些政绩卓著的地方高级干部，往往同时也是知识渊博的饱学之士和综合管理社会各项事业的行家里手。
刘秀定鼎之初，委任寇恂为大将军兼河内郡太守。
河内是当时刘秀所能够控制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寇恂上任后，在保境安民、输送军需的同时，大力兴办郡县学校，亲自为官学挑选教师，核定教材，安排招生。
在公务极端繁忙之中，寇恂还放下架子，抽出时间，到官学随堂听课。这不仅是他作为好学儒士的一种习惯，而且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寇太守此举并非个例。桂阳郡的卫飒太守则是以学者型干部的姿态治理一方，多年如一日，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卫太守是河内郡修武（今河南修武）人，遗憾的是，老卫长期以来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工作，从来没有宣传过自己，史家无法掩盖他在老百姓中的口碑，但却没能记下他的生卒年月。
老卫小时候家境贫寒，经常吃了上顿不接下顿，但他生性喜欢学习，天资十分聪明，靠自己一边打工，一边追随师傅学习，成为饱读诗书的文化人。
成年之后，他在州郡机关上班，虽然没有多么亨通的官运，但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经常为老百姓办事，口碑极佳。
刘秀登基之初，老卫一度在邓禹手下工作，邓禹对他很是赏识，唯恐埋没了他，就举荐他出来担任要职。
拥有艰苦的经历、渊博的知识和过硬的作风，老卫是个放在哪儿都能够发光发热的人，无论在朝廷担任侍御史，还是在襄城（今河南襄城）主持县政，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政绩，被刘秀纳入应该提拔重用的干部之列。
不久，刘秀委任老卫为桂阳（今湖南郴州）郡太守。
当时的桂阳，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水平很低，社会发展滞后，加上贪官污吏为祸，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史称为当时南国的蛮荒之地。
老卫一到任，就开始一手抓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脚踏实地发展地方经济，一手抓兴办学校，传播文化，改善民俗，打造文明和谐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
他按照朝廷嘱托，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促进桂阳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十几年坚持不懈，使桂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卫在桂阳这十几年间，始终牢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风极其亲民务实。
他深入老百姓，走遍了桂阳每一个县镇、每一个村落，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符合当地实际和老百姓利益的政策措施。
在处理公务时，他既像对待自己的家务那样尽心尽力，又公道正派，做到一碗水端平。
正在刘秀打算提拔他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拟任太府）的时候，他已经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刘秀万分痛惜，经常关心和亲自安排他的治疗和待遇。
史家公认，卫飒是不可多得的学者型干部的楷模。
任延，南阳宛城人，也是一位典型的重视文化教育的学者型干部。
任延自幼好学，十二岁时已能熟读诗书，又聪明伶俐，沉静端庄，被称为“任圣童”。
十几岁时，割据陇西的隗嚣就派专人拜见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辅助，“共襄大业”，被他婉言拒绝。
十九岁那年，任延投奔在时任更始王朝代理大司马的刘秀手下，深受刘秀赏识，被举荐为会稽（治今江苏苏州）都尉，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
这样的优秀干部，自然会得到刘秀的关注和重用。刘秀一登基，在委任的第一批封疆大吏中就有小任：任职九真郡太守。
这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