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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年10月，年已27岁的刘秀跟李通几个约好，打算利用秋季举行都试阅兵的机会，劫持南阳太守甄阜和郡尉梁丘赐，控制南阳地方部队，发动反抗王莽的武装起义。只是，事情提前暴露了，他们没有忽悠成。
因为这个流产的计划，老李家惨遭灭门，刘秀痛彻心扉。
在中央和地方多处设立部队，多层次管理，让很多人手里拿着刀，是很难控制的，是非常危险的！
刘秀对此既有理论上的高度认识，也有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刘秀登基不久，就开始收缴别人的刀，保留着自己手中的这把，并且把它磨快。
他悄悄地，却是狠狠地对地方部队下手：彻底取消。
公元30年8月，正在刚刚平定山东、江淮，朝廷部署讨伐公孙述，而隗嚣公开反叛的关键时机刻，刘秀借政府机构改革之机，宣布撤除各郡国主管军事的武官——都尉，废除各郡国定期训练选拔军士的“都试”制度。
次年3月，他又撤除各郡国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军兵种，让他们回归为民。
在这同时，他还撤除了一些主要负责地方防务的武官，如射声校尉等。
这样，刘秀从体制上、实体上把地方部队完全给废了。
即使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哪个郡国还保有少量的士兵，但由于没有体制上、管理上、训练上支撑，其战斗力就极其微弱了。该郡国要用这点士兵搞小动作，是根本不堪一击的；而郡国因为工作需要用兵，也只能依靠朝廷。
与此同时，出于强干弱枝、以内御外的战略考虑，刘秀下了大力气加强中央部队的建设。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采取了多种措施，把中央部队建设得规模庞大，兵种完善，装备精良，作风过硬，同时也是编制繁复，隶属复杂，互相牵制，听命一哥。
简要地说吧，在首先确保帝国一哥和朝廷安全，同时保证整个国家安全的思路指导下，中央部队的战斗力达到了空前强大的程度，主要有四支，其中两支拱卫京城，两支驻扎在地方。
拱卫京城的这两支中，一支是北军，负责京畿地区的警卫，又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执金吾率领，由缇骑骑兵和执戟步兵组成，专门担任京城内、皇宫外的巡防警戒和皇帝出巡时的护卫仪仗；另一部分是北军的主力，分别由五校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统帅，负责整个京畿地区的警戒和皇帝出远门时的扈从，有时候也奉命出征打仗。一支是南军，也称宫廷宿卫军，主要负责皇宫安全警卫和皇帝侍从，也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光禄勋率领，其中的少数文官就是皇帝的侍从文官，其中的七支禁军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另一部分由卫尉管辖，负责守卫各个宫门和宫内重要部位。
这说起来太饶舌，听起来要头晕了！但有意思的是，刘秀是故意这么做的。
上述两支中央部队之间，及其逐层细分的战斗单位之间不仅互不隶属，互不管辖，而且还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共同对皇帝负责。
驻扎在地方的两支中央军，一支由原来幽州、冀州、并州的步兵和骑兵改组而成，总部设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主要负责黄河北岸的防务，构建首都洛阳的北部屏障。一支把总部设在雍（今陕西凤翔），负责守备三辅地区包括西汉皇陵，构建洛阳的西部屏障。
除此之外，重要的边郡部队和关隘等重要军事目标的守军，也归朝廷直管。
这样以来，日益强大的中央部队这把大刀由刘秀亲自掌管，整天磨得雪亮，其他人手里，就基本上没谁还有刀了，更谈不上可以动刀，即使刘秀身边帮他看管这刀、擦磨这刀的人要拿刀过来玩玩，也是根本没有机会的。
这样，刘秀始终把军事工作置于政治目标的引导控制之下，他本人通过一系列精彩的武打动作树立了顶尖高手的绝对威信，无数将士甘心为之驱使，其他人手里的刀剑也基本上被没收了，帝国的军权被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第四十二章 刘秀皇帝道
始终坚持法家的原则和策略，运用法家思想治国理政，而为了掩盖法家的严刑峻法和杀伐角逐，又以儒家或者其他思想理论来宣传发动，教化社会，这是西汉武帝刘彻以后历代一哥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业务。
这种现象在复杂的政治运作和缭乱的表面功夫的背后，是坚定的集权目的和残酷的权力博弈，称之为“内法外儒”或者“阴法阳儒”。
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秦始皇嬴政的法家治国，西汉初期的清静无为，到刘彻开启的“内法外儒”，大体上就是刘秀面临的主流政治文化的遗产。
这种“内法外儒”主流政治文化遗产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然传承有序，生机勃勃。
刘秀的政治文化思想或曰雄主之道，其基本特征是“目的至上，儒法兼济”，若进一步探究大致有三个路子，或者可以从三个方面切入：经学治国，文以化人；柔道为政，慈严相济；君王气度，驭国有术。
这其实也就是刘秀雄主之道的一个特征，三个要点。
一切形成制度才能消除隐患
改革政治体制这个问题太专业，也太沉重，但是，刘秀在这方面下的工夫很多。
他通过一系列技术含量很高的组合动作，极大地改革了政治体制的基本结构和面貌，从法理上，也从根本上把帝国政治的主导权牢牢抓在手里。
登基前后，由于太忙，力量也有限，刘秀每打下来一个地方，他就干脆宣布恢复西汉的行政体制，凡是表示效忠的地方官员一律留用，只是在原地方官员被杀或者逃跑或者不愿跟自己干的时候，他才委派自己的徒弟、粉丝前去任职。
在搭建中央工作架构的时候，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是老瓶装新酒：按照西汉时期的中央政权架构建立朝廷，委派自己的徒弟、粉丝充任高级干部。
比如，首任三个核心职位的是：邓禹为大司徒，王梁为大司空，吴汉为大司马。
有意思的是，为了便于打仗，包括邓、王、吴哥仨儿在内的这些同志，基本上同时还肩负各种名目的大将军、将军职责，所以，刘秀最初建立的朝廷领导班子简直就是个战时内阁。
对于从秦和西汉继承下来的地方和中央的这种体制，刘秀是从内心不满意的。
这种地方政治体制，有这么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地方行政机构郡国并行，以郡县制为主。
这固然可以基本上维护中央集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割据。因为郡国首长虽然是朝廷任命册封的，可他们权力太大，又掌握着庞大的公共资源，加之交通通讯条件匮乏，要想搞什么猫腻，朝廷还真的不容易发现。
二是地方行政机构是行政、司法、军事和财政的高度统一，行政首长集辖区内所有公共权力于一身。
这有点像帝国的所有权力集中在一哥手里一样，是最典型高度集权。地方行政首长就是辖区内绝对的权力中心，俨然一个比帝国一哥小了一号的“皇帝”。
这样，往好的方面说，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就看这位小一哥了，他的思想、品格、素质、能力、作风，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地方的祸福；如果往坏的方面说，一旦这位小一哥翅膀硬了想跟朝廷翻脸，这个地方立马就成为割据自立的政治军事实体。
三是地方行政机构的运行主要靠国家较为稀少的法律和朝廷陆续发布的诏书、敇令等，中央对地方的监管约束存在巨大的隐患。
朝廷对地方的指挥和约束是单向的，也就是说，朝廷通过上述渠道调控地方，地方主要通过一年一度的向上汇报工作。
但是，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政治环境下，在自给自足而硬件匮乏的经济环境下，朝廷获得的地方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单一的、陈旧的，而地方首长往往报喜不报忧，拒绝报告，乃至于大力打压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这样，朝廷不光很难及时得到来自郡县的真实信息，郡县想忽悠朝廷也不是没有机会。
比如，当年秦二世当政不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可他还被人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待他了解了真相，农民起义军的棍棒已经打到京城了。
王莽时期，他非常讨厌说真话、干实事的干部，当绿林、赤眉、铜马、五校等农民起义军搅起遍地狼烟的时候，地方首长都故意对他隐瞒真相，只向他报告官军节节胜利的假消息。
他倒落得消停，自欺欺人，从容淡定，继续放心地弄权捞钱玩女人。
当他知道各地都发生了农民起义的时候，他已是人人喊打、满眼都是对他要杀要剐的人了。
刘秀看准了地方行政机构的弊端，一旦天下基本坐稳即着手改革。
对刘秀来说，地方上的行政机构改革好办，只要看准了，下手狠点也没关系。
在这儿，刘秀看准了，并且把握住了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就是：一个中心，即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两个基本点，即理顺关系，保证政令畅通；精兵简政，提高行政效率。
这些都是敏感问题。
先看看这“一个中心”。
虽然所有的帝国一哥都希望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是他个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也根本管不了那么多，而且，中央与地方必须保持合理的权责划分，帝国才能正常运行，不出问题。
如果中央统得过死，地方上过于疲弱，一旦帝国有个风吹草动，地方上很难有所作为，所有的矛盾直接对着中央，是很麻烦的。
如果中央放得太开，地方上就会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形成割据自重的局面，尾大不掉，同样是很麻烦的。
秦至西汉以来，帝国一哥都是力推中央集权的：在朝廷不断强化以一哥为中心的皇权至高无上，在朝廷跟地方的关系上不断强化中央集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极少有哪位一哥能够把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得当很顺畅。
分寸不好把握啊！
秦始皇威加海内，号令一统，把地方的权力最大程度地集于朝廷，把朝廷的权力最大程度地集于自己，结果搞得内重外轻，地方上权力越来越小，自己也累得要命。
各地农民起义爆发时，地方郡县纷纷望风披靡，他苦心经营的朝廷很快就直接暴露在了起义军的刀枪棍棒之下，步步滑向覆亡。
有鉴于此，刘邦建国时推行地方上的郡国并行，适当扩大地方王侯和郡县首长的权力，让他们平时管理地方，战时拱卫朝廷。
但是，刘邦有点矫枉过正，加之地方王侯和郡县首长权欲急剧膨胀，很快形成了朝廷内轻外重、弱干强支的局面。
这也是十分危险的！
刘邦还健在时，王侯反叛和地方拥兵自重的现象就没有绝迹过。
刘邦的儿孙、西汉的一哥们痛感人心不古，不断加强中央的权威，打压地方势力。
经过刘邦之后三代一哥的不懈努力，到了武帝时候，终于解决了地方割据威胁中央权威的问题。
汉武帝时期，是有史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时期，帝国因而达到空前的强盛。
但是，好景不长，武帝之后，刘家的一哥们没有处理好这种要命的关系，帝国渐渐出现内轻外重、地方叫板中央的状况。
到了王莽窃国的时候，朝廷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干部素质和人文面貌，基本上全烂掉了！
对于这些，刘秀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