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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交代。
盖延人高马大，豪气冲天，追随刘秀以来，也是个攻城拔寨不知疲倦，纵横疆场所向披靡的堂堂汉子，跟来歙也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目前见来歙被刺，悲痛油然而生。
一见来歙发火，盖延连忙起身收泪，恭恭敬敬地聆听来歙的安排。
来歙自然知道自己危在旦夕，这生命最后时刻短暂的光阴是极其宝贵的。他用惊人的意志强撑着，为盖延一一分析战况，仔细调兵遣将，认真做出安排。
紧接着，他又强打精神，亲笔给刘秀书写奏章。
来歙将军的这道奏章也是遗书，他说：“臣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被哪路贼人所伤，刺中臣的要害。臣不敢惜命惜力，只遗憾自己奉旨不能称职，没能完成伐蜀重任，有辱朝廷使命。治理国家应当以选贤任能为根本，太中大夫段襄为人耿直，可堪重用，希望陛下考察。再者，臣的弟兄们不才，臣老是担心他们将来总有一天会违法犯罪，希望陛下哀怜他们，经常教导，严加督察。”
写到这儿，来歙言犹未尽，但他已经耗尽了最后的体力。
至此，他把笔一扔，拔出胸前的利刃，气绝驾鹤。
来歙被刺，死于小人之手，可是案件始终未破，他死得不明不白，史家一致咬定凶手是环安主使的。
但是，史家对几年前彭宠之死记述得如此详细，而却将来歙遇刺一笔带过，直接把主犯锁定环安，似乎有点牵强。
况且，来歙纵横朝廷疆场之上，往来西州洛阳之间，是知人、毁人经验都极为丰富的将军，又处于战争状态，在自己的元帅帐里被人用短刃捅死，难免让人疑虑。
在此存疑待考。
来歙光明磊落地去世，临危而从容不迫，留下千古慷慨悲歌。
当时及后世对他评价很高，主要集中在三点：
责任心强，德才兼备，是刘秀麾下素质极高的将帅；光明磊落，有诺必践，是足为举世士大夫师表的信士；敢打硬仗，视死如归，是让人千年怀念的勇士。
得知来歙死讯，刘秀极为震惊，万分悲痛！
他看着来歙的遗书，泪如泉涌。
刘秀立即赐书，公开褒扬来歙：“中郎将来歙，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呜呼哀哉！”
随即，刘秀派出太中大夫追赠来歙中郎将、征羌侯的印绶，赐予谥号“节侯”，改汝南郡当乡县为征羌国，永志纪念。
赐予功臣高官厚禄，刘秀向来是很大方的，但为了某位同志更改某个行政区划的名称以示纪念，虽功高如邓禹、吴汉，节操如祭遵、冯异，也没有这样的恩宠和荣耀。
同时，刘秀亲自操办来歙的葬礼，安排朝廷工作人员（谒者）护丧。
当来歙的灵柩运回洛阳时，刘秀亲自为他穿孝服，为他悼念送葬。
朝廷安排，来歙的爵位由他的儿子来褒继承。
刘秀老是念念不忘来歙的节操和忠贞，两年后，又册封来歙的弟弟来由为宜西侯。
不过，刘秀的一些做法，也让史家大惑不解，至今存疑。
一是刘秀并没有采纳来歙的建议，让他临终嘱托的盖延接任北线汉军主帅，而是任命扬武将军马成代理来歙留下的中郎将一职，主持北线军务，而马成固然十分优秀且忠诚，但跟同时在北线来歙领导下的冯异、耿弇，甚至盖延相比，还是明显不及的。
二是来歙在临终时力荐的干部太中大夫段襄，也始终未被刘秀重用，乃至于名字仅见于来歙的这道遗书中，而来歙以其独特的身份地位，过去从来没有向刘秀推荐过干部。
三是来歙也没有被列入追随刘秀的东汉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后来，这个名单又补充加入了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人，仍然没有老来，而这二十八位或者三十二位同志中，固然有邓禹、吴汉、耿弇、寇恂、冯异、祭遵这样的不世之才，但不少人的基本功和表现是公认不如老来的。
但是，无论如何，来歙的德才和表现已经青史流芳，而刘秀对他的尊崇和怀念也是真诚的。
历史总是有更多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第三十五章 水陆并进
吴汉很固执，坚决要求裁军，轻装西进。
岑彭在这一带作战多年，深知水军的重要和从长江水路进攻巴蜀的重要，坚决要求保留水军。
这样一争论，眼看就要胳膊扭不过大腿，岑彭的牛劲儿上来了，他决定就是得罪领导，也要贯彻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
谁要得罪领导，最好、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向更大的领导报告，并取得支持。
当然，谁要是本来就有更大的领导做靠山，不报告也可以。
岑彭反对吴汉——与领导意见不同该怎么办？
马成领命，工作不敢怠慢，继续率军南下。
再看南线。
其实南线开打比北边还早了三个月。
公元35年3月，长江两岸正是春暖花开时节，草长树绿，莺歌燕舞。
这也本是老百姓荷锄张网，情侣们呢喃牵手，文人墨客踏青吟句的好时光，但世道混乱，时人不幸，赶上追逐权势的选手们大开杀戮，相互对砍。
大司马吴汉是骑兵出身，他率领一支水、陆、骑混编部队开拔时，感到自己的队伍太拖沓了。
自己早年在北方和中原一带打仗，往往是数千精骑兵在前面风驰电掣，开路破城，大队人马在后面收场，现在这支队伍，特别是其中的水兵，人员多，速度慢，工具累赘。
他觉得这样很不习惯，于是，在召开军事会议时，他提出来水兵人数太多，作用不大，还浪费粮食，应该裁减。
但是，征南大将军岑彭表示不同意。
岑彭自刘秀称帝以来，数次在长江沿线用兵，所战皆捷。近几年，刘秀更是把他相对固定地放在长江要塞，一直在做进攻巴蜀的准备。
吴汉来到这儿领衔西征之前，根据刘秀的部署，他曾经安排威虏将军冯骏驻守江州（今重庆嘉陵江北），都尉田鸿驻守夷陵（今湖北宜昌），领军李玄驻守夷道（今湖北宜都），自己则驻军津乡（今湖北江陵）。
岑彭的这个布局是非常厉害的。
津乡本来就是长江要塞，是控制荆州、扬州、益州的枢纽和门户，有点像围棋的天元。
岑彭亲自驻守，周边又有自己的部下作为援军，既是保护津乡这个枢纽的藩篱，也是共同抗击来犯之敌的掎角。
前年，公孙述派任满率领水军东下，打败冯骏、田鸿、李玄，占据了荆门山和虎牙山。荆门山、虎牙山在今天的宜昌东南、宜都西北，前者在江南，后者在江北，长江水从中间穿过。也就是说，占了这两座山，就等于在长江中段下了个巨大的卡子，既可以阻止刘秀的汉军溯江西上，也可以随时顺江东下。
岑彭当然不会甘心，多次发动进攻，想击退蜀军，都没有成功。
蜀军知道刘秀的将军难打，防卫极其严密。他们横江搭起浮桥、敌楼，在水中打下明暗拦桩，跨山把营垒连接在一起，将水路、陆路卡得死死的。
这么多天来，岑彭招募训练水军，打造各类船只，积蓄军需辎重，做好了大战的准备。
岑彭憋足了劲儿：一定要打退蜀军！一定要让公孙述的胜利就此打住！
所以，当吴汉要解散水军时，岑彭怎么也不能答应。
岑彭认为，蜀军目前兵力强盛，而且占据长江要津，绝不能裁撤我们自己的水军。
同时，吴汉很固执，坚决要求裁军，轻装西进。
岑彭在这一带作战多年，深知水军的重要和从长江水路进攻巴蜀的重要，坚决要求保留水军。
这样一争论，眼看就要胳膊扭不过大腿，岑彭的牛劲儿上来了，他决定就是得罪领导，也要贯彻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
谁要得罪领导，最好、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向更大的领导报告，并取得支持。
当然，谁要是本来就有更大的领导做靠山，不报告也可以。
岑彭立即向刘秀报告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以及不能遣散水兵的理由。
吴汉、岑彭都是刘秀的超级粉丝、得力弟子、可靠干将，一个是国防部长，一个是大将军，个人能力都很突出。
但面对两人在战术上的分歧，刘秀并没有和稀泥，而是就事论事，从工作出发，明确而坚定地支持岑彭，给予他充分的信任。
他正式行文，发布命令，授权岑彭：“大司马（吴汉）习惯陆上步骑兵作战，不熟悉水兵，荆门战事，由征南大将军（岑彭）负责。”
吴汉虽然性格强硬固执，但刘秀这么安排，他也只好服从并交权。
岑彭发威
得到刘秀的授权，岑彭立即着手准备新一轮对公孙述长江水防的进攻。
很明显，蜀军设在荆门山、虎牙山之间江面上的浮桥、水寨是阻碍汉军溯江西上的关键。
于是，岑彭在军中招募、选调强攻蜀军水寨的敢死队员，并且宣布激励措施：谁最先登上敌人的水寨，将会得到军中最高奖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偏将军鲁奇响应号召，要求率众打头阵。
这一天，东风狂吹，大江上掀起汹涌波涛。
鲁奇率领敢死队乘船疾速西上，直冲蜀军的浮桥、水寨。
有其帅往往必有其将，岑彭是个猛人，鲁奇动作也很强悍。
鲁将军率众直冲过去，蜀军挡也挡不住。
几乎没有费太大的力气，鲁奇等就冲到了蜀军的水寨前。
但是，江水中的桩子挡住了船只，汉军不能长驱直入。
不过不要紧，鲁奇出发前已经跟岑彭认真研究过破敌的方法。他一边与部属们对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一边用早就准备好的火把焚烧桩子。
风很急，火也急，蜀军的这些木桩、水寨都是好燃料，木桩着火了，连着烧浮桥，浮桥起火了，连着烧水寨，再连着烧敌楼，很快，蜀军江上的工事就是一片火海。
初战顺利，岑彭立即发动大军火速推进，所向无敌。
蜀军经不住岑彭、鲁奇的猛攻，将士们惊慌失措，纷纷夺路而逃，下饺子一样落水溺死的数以千计。
一片混乱中，蜀军主帅任满不知被谁砍了，将军程泛被生擒，另一个将军田戎跑得快，侥幸脱身，带着残部逃往江州（今重庆）。
这一仗，使公孙述精心打造的长江卡子彻底玩完，岑彭率领的汉军取得完胜。
但是，岑彭并没有就此罢休。作为刘縯的旧部、刘秀的高徒，他跟冯异一样，也是在追随刘秀的战斗里成长，不仅成为能征惯战的大军统帅，而且是善于理政、懂得爱民的政治家。
按照刘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和打仗要打组合拳的战略部署，他立即上书保奏诛虏将军刘隆担任南郡太守，以便更好地巩固地方，很快得到刘秀批准。
同时，他率领臧宫、刘歆等将军与大部队长驱而入，直抵江关（今重庆奉节），正式打进了蜀地。
在行军打仗途中，岑彭决心严格治军，严肃军纪，打造一支仁义之师。他一方面严厉约束部队，禁止掳掠，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一方面亲自会见地方德高望重人士和社会贤达，对他们礼遇有加，广泛宣传刘秀大汉政权的政治主张；同时，要求部队坚决谢绝地方上一切慰问和犒劳。
岑彭大军所到之处，老百姓诚心拥护，热烈欢迎，纷纷兴高采烈地劳军。
这是一支让人耳目一新的队伍！
多少年来多少代，老百姓习惯了官府的作威作福和部队的烧杀抢掠，而这么一支队伍打了胜仗既不抢点什么，也不欺负人，甚至送到眼前的犒劳也不要，稀罕！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