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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遂进行“盐改”，“笼天下盐铁”——改回到管仲食盐官营的老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孔仅、东郭咸阳等官员巡行地方郡国，在各地设盐铁官署，选拔“故盐铁家富者”为盐官，负责具体盐务。据《汉书·食货志下》，汉武帝的“盐改”政策极为严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同时，出台盐业生产扶持政策。《史记·平准书》记载：“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由官府提供煮盐器具、雇工煮盐给予费用补贴。
但汉武帝的盐改起初是失败的，由于配套制度不全，检查不力，导致盐价大涨，官盐滞销，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相反私贩乘机牟利，发了“盐改财”。后来，财政大臣桑弘羊派官员空降地方，情况才得到改变，盐价回落。
汉武帝的“盐改”加重了民间负担，晚年他曾下诏自责，并对盐政进行调整。刘弗陵继位后，盐改呼声大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在京城长安举行了由全国各地代表参加的“盐铁会议”，就食盐、铁器专营制度进行大辩论，文学代表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制度，“与民休息”，但桑弘羊强烈反对。
此事记载于《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这是中国盐业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盐铁经营专题大讨论。最后形成的会议纪要《盐铁论》，成为中国盐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资料。但因为事关国家财政，朝廷最后并未取消食盐专营，只作了微调。
从历史上看，每朝在开国之初，盐政大都是开放的，产销自由，让利于民。如隋文帝曾提倡“与民共之”的政策，承认老百姓与朝廷“共有”盐利，放松对食盐开采权、经营权的管控。
第二一六章 高深莫测
唐朝继承了隋的盐业开放政策，但在“安史之乱”后，也开始关注盐利在战时对国家和财政的重要性。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河北平叛时，借鉴魏晋战时“食盐军管”制，曾收购景城郡（今沧州）产盐，然后统一加价出售，解决了军费不足的问题。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进行的“盐改”，对唐朝盐政影响最大。当时，唐肃宗任命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第五琦为“盐铁使”，主持全国盐政改革，推出“榷盐法”。《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由此，唐朝建立了以监院为基础的食盐专卖体系，形成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售食盐专卖方式。第五琦的榷盐法也叫“就场专卖制度”，是中国古代盐业史上的一个创造。
在此基础上，主持东南财政的盐铁使刘晏进一步深化唐朝“盐改”，控制“批发”环节，将统购上来的食盐，以低于市场价批发给商人，鼓励商人运销，确立了民产、官收、商运、商售的食盐专卖新模式。
唐朝发挥商人在食盐流通中的作用，调动了盐商的热情，他们批发到盐后，“自负担斗石，往与百姓博易”，为能多挣钱，常常翻山越岭，深入穷乡僻壤，服务百姓。政治家韩愈曾撰《论变盐法事宜状》，充分肯定市场和盐商的作用，反对户部侍郎张平叔提出的恢复官营、全面禁榷的盐法十八条。
唐代后期，朝廷干脆不行盐禁，统一收榷税。同时，朝廷建立“常平盐制度”，盐荒时如果商人囤积居奇，盐价“暴贵”，官盐则“减价鬻之”，以控制盐价。
宋代产盐分为官制与民制两类，成品盐由官府统购，严禁私卖，但官府经常不能按时付清盐本。据《宋史·食货志》：“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另一方面，“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
为此，宋朝推出了多轮“盐改”。如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朝廷推行“盐钞法”。盐钞是一种支盐贩盐的凭证票据，此法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不再以粮换盐，而以钞代粮，令商买钞，盐商自己运销，经营成本降低，盐价稳定。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朝廷又将过去的盐税法全都改为盐钞法，允许私人贩卖食盐。《宋史·食货志》称：“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
盐钞，不仅在盐改史上意义重大，在金融史上也有积极贡献，它与同样由盐商率先使用的“交子”一起，促成了纸币的诞生。
但“盐钞法”执行时弊病多多，就此，宋朝不少政治家要求“深化盐改”，其中《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提出的“盐改”方案最受重视。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沈括向朝廷上交《盐蠹四说》论奏，其中有一点是，建议扩大商人销盐范围，减少官卖。沈括的“盐改”实施后很快见效，“盐人常价，钞有定数”。从宋真宗末年至宋神宗初年，许多产盐区一度全部放开，让盐商进入。后又创立“盐引制”，“引”即一种用来向商人出售食盐专卖权的有价贩售凭证。
此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有相应的“盐改”方案，但基本上都是在宋朝“钞引制”基础上进行。其中，以清朝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的“盐改”最为成功，改明朝即实施的“纲盐制”为“票盐制”。据《清史稿·食货志》，票盐可以跨区经营，打破专营垄断，盐价立马“暴跌”。
在国家垄断还是自由贸易这个问题上，杨柯清楚的知道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在古代，粮、盐、布、铁、畜是五大贸易主体，盐排在第二位，这个第二位不是排名不分先后的那种排名，而是交易规模、国家税收来源比重、影响范围和群体的排名。发展到后来的明清时期，盐税的收入几乎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官盐专卖这一套到了明朝，越玩越大，开头时只能流通一年的盐引，逐渐有流通三十年的。会流通那么久，是因为市场需要货币。明朝中期后，市场繁荣，可大宗交易，使用铜钱太重，白银倒合适，可中国是个产银很少的国家，年产银不过十万两，南美白银大量流入前，盐引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货币量的不足，帮助了交易繁荣。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盐引发得太多，本身纳税凭证的作用成了问题，几十年发的盐引要是真一起领盐发卖，要齁死人啊？领了盐，卖不掉，盐船排成了长队，还要排两条队，一条队卖今年的新盐引，一条队卖历年的陈盐引。
那怎么办呢？改革嘛，这就发明出了窝的概念：你交出一半盐引，或者三分之二吧，政府规定某个口岸让你食盐专卖………………………………永久！吸引人吧？你还需要辛辛苦苦运粮草去边关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辛苦贩盐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盐引吗？不需要了！你占住了窝，接下来就收收那些拿了盐引急着贩盐的孝敬就行了，你还有什么可干的？你的子孙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了，坐着收钱就行了。一个中等盐商，凭着窝，年入十万两，相当于十个亲王的年俸，二十个郡王的年俸，五千个大学士的年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年产量。康乾时，天下窝引百分之六十在扬州盐商手里，整个盐商集团凭着窝引，年入逾千万两，很多盐商家族百年经营，家资几百万两，而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多万两，所以那时的扬州，可谓富甲天下。
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因窝商腐败，欠课累累，遂奏准仿照明制，在淮北废引行票。其原则是，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不久淮南、福建相继仿行。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有大小之别，淮北一带小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四百斤，合银六钱四分，也有的小票每张可运盐一百二十引；大票每张五百引，行之于湖广、江西。
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因当时江淮户口萧条，富商绝少，为招徕盐商，规定但有投名领票者，概准认运。其后又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之数，凡捐银者称为旧商，从此每年准其循环转运，新商不准加入。于是旧商有票，成为专利，无票者无从运盐，只好向旧商买票。票价昂贵，至光绪初，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暂租亦一千余两。并且成为子孙世业，票法又成纲法，票商已与以前之窝商无异，至清亡而始终未改。
一直到杨柯穿越而来的前生，盐的国家专卖制度始终未曾改变过，在他的心目中，官盐这个制度的形成由来已久，他的岁数已经超过了万里长城了。
群臣争论的群情激昂的时候，杨柯却如同神游天外一般，老僧入定似的稳如泰山，唐仲的眉毛不禁拧成了疙瘩，都说帝王心术，深不可测，他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杨柯的想法难以捉摸了，众说纷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出来做个定论、哪怕是个意见的汇总也行啊，要不然这个朝会开到明天早上也结束不了啊？他不断的用眼神去探询杨柯的意思，杨柯倒好，至始至终视若不见，当他和满朝文武是透明一般的存在。
第二一七章 一锤定音
当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午时过后，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激情亢奋渐渐变得有所倦怠，最难受的还是腹中饥饿，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从天还没亮就赶来上朝开始，有的人甚至没有来得及吃早饭，三四个时辰熬下来，可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
杨柯却仿佛全然忘记了吃饭这回事，往日的早朝最晚也不过到这个时候就该结束了，杨柯却半点没有终止朝会的意思，依然淡淡的看着满朝文武，也不说话。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小，争论的人也越来越少，有些官员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端倪，杨柯今天这样做似乎是有意为之，当朝中百官对于盐引制度的不同声音几乎都说了个遍的时候，杨柯却云山雾罩似的一点立场和观点都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稳稳的坐在后面看戏，唐仲看着场中的形势，突然有点明白过来了，盐的买卖在民间可不是一般升斗小民能轻易涉足的生意，尤其是盐的生产和批发，那可都是一些富商巨贾的禁脔，而这些个富商巨贾背后的同伙、靠山，不就是今天在朝上争论的官员中的一部分吗？杨柯今天冷眼旁观的目的显然是想让这些人全部都跳出来，至于他始终不表态，也不散朝，显然是想逼着文武百官在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站队，得出一个结论来，否则，大有一直讲这场朝会进行到底的意思，这一手虽然出乎预料，不按照常理出牌，但确实十分刁钻阴狠。
唐仲心念转动之下，出了臣班，拱手对杨柯道：“启禀豫王，这官盐之制自管仲以来，时兴时废，不一而足，非一言可以道尽利弊，臣以为，空谈无益，关键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适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