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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成为后来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也抹不去——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尤其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现在，弄堂附近的墙上还有一幅彩『色』壁画，少年司徒正在跟杭州的小朋友一起玩耍。）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11岁那年（1887年），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1904年冬天，在神学院毕业之后，28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回到杭州，踏上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18年，他幼年时学到的方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像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
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前往金陵神学院任教。
在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基督徒，她是曾国藩的女儿，后来她在83岁那年造访燕京大学，回到杭州，还给他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17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料想，这个当年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73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40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83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15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3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从此，没能再回来看一眼杭州、北京、南京，看看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看看他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燕园，看看临去时的南京中山陵……
司徒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他生命的颠峰状态，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60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莱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我的一位朋友说司徒雷登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很同意这个判断。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其中中国籍的2人，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起他不止10次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在美国募捐到大约250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6万元，而且从“庚子赔款”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20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占到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第49章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2）（）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固然离不开司徒雷登长袖善舞的募捐本事，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在聘请教授时，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燕京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说白了，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出燕京的传承与创新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为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燕京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宗教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等人，文学系更是名家济济，有周作人、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课，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司徒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在他心里，“中国化”并不排斥“国际化”，作为教会大学，燕京校园里弥漫的却是世界主义而不是宗教的氛围，比如与世界许多大学都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比如男女同校授课等。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各取所长，融会中西，这就是司徒平常所说的“燕大精神”。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独特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大学成了北中国一个小小的自由“孤岛”，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堡垒，在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的背后，如果没有司徒强有力的支持，燕园这个堡垒决不可能支撑4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30多个学生被捕。在身陷囚牢的3年8个月中，他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因此赢得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这一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