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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guo）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有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以惩罚不臣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在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就留在陕北了。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luo）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性』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中山国包括今河北石家庄地区，是嵌在燕赵之内的一个小蛮夷之国，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同样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的阶段。
公元前314年，中山国曾乘燕国之危，对其讨伐，夺地“方数百里，城邑数十”，战利品无数。公元前296年，赵国、齐国、燕国联合灭掉了中山国。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三国军队按照惯例对失败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盗掘了中山国的王陵。
第三处是楚顷襄王墓。该墓位于河南淮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占领楚都，楚顷襄王率残兵败将逃往安徽寿县。这一番血与火交织的惊心动魄的周折，成为著名的历史事件。顷襄王死后，葬于今河南淮阳。经发掘得知，墓为“中”字形，北去40多米还有一座一边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其墓规模更加宏大，据推测可能是顷襄王之母怀王夫人墓。两座墓葬皆为夯土板筑的台阶一级一级内收，两墓的两边均有大型车马坑。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有不止一个盗洞从封土深入地下，直至穿透墓室。待发掘到底部时，方知墓内铜礼器等珍贵物器被盗一空，只出土一些陶器等残物。好在顷襄王墓的车马坑尚未被盗掘，发掘所得随葬车23辆，泥马20多匹。而怀王夫人墓的车马坑，则出土了随葬车8辆，泥马24匹，狗2只，另外还有一些精制的车马饰。
秦汉时期，中原大地逐渐实行大一统，国家实力不断强盛，陵墓的规模空前庞大，厚葬之风再度刮起。虽然墓主人极力奢华，大加装饰，但自古以来，凡是大型墓葬，皆难逃被盗的厄运。秦始皇陵面积之大令人咋舌，而据文献记载，其先后几次遭到盗掘，并留下了众多传说。西汉诸皇陵在赤眉军攻入长安后，悉数被掘，无一幸免，而其后，汉文帝的霸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也曾多次被盗掘。东汉皇帝的陵墓，在东汉末曾被董卓及吕布指挥的军队大规模盗掘，破坏殆尽。除皇陵外，众诸侯王及一些名人冢墓也多被盗掘，如长沙王吴芮冢、梁孝王墓、刘表墓等，甚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之母的衣冠墓也未能幸免。
曾因出土了因高超的防腐术而保存完好的女尸的马王堆汉墓让世人感到惊叹，众人皆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再一次击节叫好之时，但谁会想到，这座墓葬也曾遭到过盗掘。
马王堆汉墓在长沙市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汉墓陈列馆现设在湖南省博物馆院内。1972年至1974年先后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挖掘出土。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以活动，软结蒂组织尚有弹『性』，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它既不同于木乃伊，又不同于尸腊和泥炭鞣尸。是一具特殊类型的尸体，是防腐学上的奇迹，震惊世界，吸引不少学者、游人观光。女尸经解剖后，躯体和内脏器官均陈列在一间特殊设计的地下室内。
1972年，当考古人员在发掘马王堆一号墓，即出土女尸之墓时，曾连续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两个呈方形，一个呈圆形。三个盗洞的发现，令当时的发掘人员心灰意冷，凭以往的经验，只要盗墓贼“光顾”过，此墓几乎空空如也，就连考古大师夏鼐（nài）也萌生了退却的念头。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又说：“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当年夏鼐大师曾亲自到马王堆勘察过，并有发掘的念头，但鉴于已被盗掘的事实，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直到20年后，由于挖防空洞才又迎来了发掘的机缘。
因为墓葬遭到破坏，马王堆一号墓属于抢救『性』发掘『性』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发掘到墓底，并弄清墓内的一切情况。所以，盗洞出现后，考古人员在大骂了一通盗墓贼后，又挥动工具发掘下去。当他们挖到一米多深时，在一个方形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只胶鞋底，显然这是盗墓贼的遗留之物。为了弄清盗洞出现的年代，考古人员将这只鞋底拿到一家科研单位做了鉴定。结果被认定为1948年左右上海的产品。由此可见，盗墓的年代不远，但盗墓者究竟是谁，至今也未搞清楚。
后来的发掘证实，一号墓虽遭盗掘，但值得庆幸的是，盗墓贼并没有成功。否则，马王堆女尸——这个举世皆惊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那具神秘的女尸都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墓主人的幸运，更是当今人类和后世子孙的大幸。
继秦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不少名人陵墓在当时即被盗掘，还有一些在后世遭到不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情况未能尽知，刘备墓、孙策墓、东吴大将吕蒙墓、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墓、东晋大臣桓温墓、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墓等名人墓都被盗掘过，这是有记载的被盗掘的，没有记载的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唐朝的皇陵集中于关中。十八陵除唐高宗的乾陵之外，其余的如高祖献陵、太宗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等全部被五代后梁的静胜军节度使温韬盗发。
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被人盗掘的也为数不少，后人有记载的就有晋王李克用墓、南汉王刘䶮（yǎn）墓等。
宋朝，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所掳，囚死于漠北，其余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七座皇陵都集中于河南巩县（现河南省巩义市）。巩县东依虎牢关，南屏嵩岳少室山、太室山，北靠九曲黄河，伊洛河横贯全境，“山水风脉”俱佳。但这并不能使皇陵摆脱厄运。北宋灭亡后，诸皇陵先是被伪齐皇帝刘豫派兵大肆盗掘。金朝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山陵又遭盗贼发掘，从中盗走玉带、宝器等物。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踏进了巩县宋陵，将陵园“尽犁为墟”，只留下几尊巨石雕刻。比之北宋，南宋六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的情形更为悲惨。
盗墓贼的盗墓活动，对逝者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对生者来说，是赤『裸』『裸』的挑衅，对于中国文明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浩劫。在明清两代的王陵中，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盗掘与毁坏。
第6章 “风水宝地”选址的玄机：盗墓与风水（1）（）
墓葬风水有奇书
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较完善的风水学问起源于战国时代。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原意是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学问。
我们国家是一个讲究风水吉凶的国度。所谓“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一种依照风水、地势、气象择吉避凶的术数。相信风水的人，盖房子、选择墓地、婚丧嫁娶、出行买卖，甚至打灶、挖井，都要请风水先生算吉日，测吉凶，选择吉利的时间和地点。历代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风水学说经久不衰。
对中国影响深远的“风水”一词，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葬经》的著作中：“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说得可谓玄之又玄，但这毕竟是“风水”一词的第一次提出，它为中国的『迷』信指引了一条学术化、体系化之路。
相传，晋代郭璞为《葬经》的作者。郭璞（pu）（公元276年~公元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县人（今山西省闻喜县），西晋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东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现今的《辞海》或《辞源》上均到处可见郭璞注释。郭璞代表作是《游仙诗》十四首和《江赋》。作品虽多涉及玄理，然词采绚丽，境界扩大，坎壈（lǎn）咏怀，与当时玄言诗绝不相同。《隋书经籍志》着录有集十七卷，明人辑有《郭弘农集》。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葬经》的作者是汉代的青乌先生。青乌先生，一看便知道不是他的真名。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葬经》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但从《葬经》流传下来的部分看，它是一部关于墓地选择的专着，对各种地相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列举判断吉凶的具体方法，是中国风水学说之宗，开启了中国的风水文化。
古书《葬经》中提出的很多思想指导了后世墓址的选择，影响极其深远。比如在提到“坐向”问题时，认为坐向直接影响墓葬的吉凶，坐向决定阴阳，阴阳有失则会谬之千里。
《葬经》中最重要的思想是“选择”，即如何选择吉凶贵贱。后世很多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