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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堡式的嘉定、吴淞两城束手无策，不得不撤军之后，在十二十旬，高旭下令同盟军发起了反击攻势。
太仓、昆山以及常熟三地再次光复。
自此，在江南最富膏的苏、松、常三府，清兵只是龟缩在运河沿线上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城之内，其它苏、常两府的江阴、常熟、昆山、太仓诸县，以及松江府全境，都在同盟军的控制之下。
在隆武元年年未，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高旭终于实现了他的以崇明岛为基地，以沿海、沿海为动脉，以小城小县为支点，大兴堡垒，步步为营，一步步向内陆蚕食推进的战略目标。
松江府全境光复之后，高旭大力修缮黄浦江畔上海县的城墙，加强城防，把府治中心从原先的松江县移到上海城，又在嘉善、金山、青浦、华亭、浦东等地增修堡垒，倾力把上海府打造成同盟军的第一块陆上根据地。
其实有了李元胤这个内应，高旭可以一鼓作气地攻下苏州城，而且挟着大胜之威，持续收复无锡、常州两城，一口气光复苏常两府，但高旭暂时强压住这个诱惑。有时候，军事上的胜利不难取得，难的是如何稳定地治政当地，稳固统治。摊子越大，责任越大，暂时来说，光是收复了松江府，足够让高旭好好地消化了。
接下云高旭迫切要做的是，在安全上，扩修堡垒，把松江府打造得固若金汤，在治政上，他要把同盟会的诸多新式措施试点推行，为将来同盟军的会社统治设定一个标本模板。
在发展模式上，高旭的战略与当年历史上的郑成功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两者都以海起家，一个凭着沿海的金、厦两岛为基地，一个以长江口的崇明岛为基地，都是凭着相对于满清有着绝对优势的水师作为立足之本，都是凭着海上贸易挣取生存空间。但与郑家军不擅陆战不同的是，同盟军有着无比的陆战优势。
这得益于高旭抓住江南反抗剃发令的良机，集中了以江阴为骨干的大批忠义之士，再加上高旭身为后来者的前瞻能力，大力发展火器，不光在吴淞城下的野战中凭着新型战术击破满清铁骑，而且又凭着要塞城防的棱堡化，让清军的攻城无能为力。高旭这种攻守结合的发展模式，让同盟军能在陆上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苏松财赋半天下，占领了这两个天下最繁华的地方，同盟军没有粮食之忧，不像福建那样缺粮，历史上郑成功为了征集粮草，每光复一地，就迫不及待地大肆抢掠，行事如同倭寇，民怨极大，使得民心倒悬。
同盟军的崛起让天下人瞩目，同盟会的浪潮也以江南为中心，一波波地几大江南北扩散。然而，同盟军军事上的胜利让大明遗老们欢欣鼓舞，但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却让福建的南明朝廷隆武政权越来越心惊肉跳。
同盟会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天下，但在有心人的眼里，这句纲领中蕴含着的注释却耐人寻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匹夫有责？以同盟会的解释，因为这个天下是匹夫们的，也就是所有天下人的。
在以顾炎武为主编的同盟会会报《中华报》上，顾炎武一直在呼吁：“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
同时，在中华报上，顾炎武又大力宣传孟子的民本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顾炎武本来就是明末思想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本来说是他提出的。所以，他具有最权威的解释权。他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反对“独治”，主张“众冶”，他在中华报中倡言“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又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
同盟会的会报《中华报》成为顾炎武宣传民本思想的主要阵地。对于顾炎武的激进思想，高旭一直抱着欣赏与支持态度。对于高旭来说，顾炎武的这种思想正是他所期望的。
而事实上，江南民众反抗满清剃发令，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是为了日落西山的朱明王朝，他们只是纯粹地为了护卫汉人的发冠而已。在满清没有颁布剃发令之前，江南各地望风而降，对于人们来说，王朝更替不过是潮起潮落罢了。但是剃发令一下，全民性的反抗顿时此起彼落。
自大明开国之初，江南就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在平江之战费时十个月才攻下苏州城。其后在大明朝的三百多年里，苏州的赋税极重，几为全国之冠。所以，要说苏松两地，当年就对张士诚死心踏地，几百年来又身负重税，暗地里对朱氏不无怨言，再加上南明第一个弘光政权中弘光帝的醉生梦死，糟蹋了大明朱室最后的一丝民望，如今隆武帝也只是偏福建一隅，被时人戏为“闭户天子”，在这种情势下，也难怪朱氏难得人心。
发冠无存，则天下亡，存之，但天下在。
任何的事业都需要一个核心。随着高旭的民望日增一日，在隆武元年最后的一期中华报上，身为主编的顾炎武又刊载了陈子龙在吴淞大捷后的感叹：“大明中兴之路，当由高氏始！”
身在浙江的鲁王朱以海，以及福建的隆武帝看到这样的言辞之后，气愤之余，又想到高旭在江南的威势，又无奈得浑身发冷。在江南观察使李中藻给隆武的密信中，也是苦道：“江南之民只知会盟高氏，而无知朱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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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章 大时代（）
第215章 大时代
在明末经济繁荣的江南，正是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时期，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无序而又混乱的，但大量的民间资本使得商人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比如以崇明高氏为首的大海商，以及以江阴商人程璧为代表的徽商，这种资本力量在经济发展上需要引导，在政治上需要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明末重农抑商、视经商为贱业、动辄海禁扼杀商贸的国策。
高旭的同盟会，正是吸引了这股商业资本，他才筹措到大量的钱粮用于同盟军的扩张。而且，高旭自己身为崇明高氏的少主，也是大海商的代言人。
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为高旭既定的重商主义方针，提供客观的前提条件。唯有奉行重商主义，才能打破闭关锁国，才能有逐利的驱动力来进入大航海时代，与西方的殖民者争夺世界性的诸如南海、澳洲、美洲的全球资源，而不是大家关起门来窝里斗，好不容易大一统了，便以天朝上国自居，又进入固步自封的循环。
除了经济上已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环境之外，而在政治上，摄政王多尔兖一道剃发令，又为朴素的民族主义的萌芽提供了条件。自秦代以来，无数的王朝更替，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乏有异族入主中原，但都没有要求百姓剃发的昏招。但历史上证明，摄政王多尔兖这一招并不昏，在这个时代，发冠犹如一道***，一旦捅破之后，就让这些满清鞑子奴役了华夏二百七十多年。并且这种奴性阴魂不散地持续到高旭所处的那个时代。
既然来到这个时代，身为后世人的高旭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民族的沉沦从眼前开始？！
这是一个大厦已倾的时代，也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时代。
如果高旭没有亲身经历过江南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反抗剃发令运动，还真的难以置信这些大明百姓视发冠比性命还要重。因为这种民族性骨子里的特质，在他的时代早已遗弃了。
他身临其境时，他才感同身受。
他感受到一个民族久违的血性与坚持！
这种观念曾经使当时来华的葡萄牙商人惊诧万分。他们无法理解，女真鞑靼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忍了，霸占他们的江山，他们也忍了，只是要剃他们的头发时，他们终于不忍了。他们为了发冠而誓死抗争，血战至死也在所不惜。
这些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不知道在这发冠之中，有着一个民族的传承，有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而满清鞑子却是要阉割这份传承，这份尊严！
当江阴首倡的“头可断，发不可剃也！”时，正是一个民族为尊严而奋斗的先声！
正因为在这样的先声之中，高旭才能顺应时势，以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把朴素的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把这些捍卫尊严的反抗力量聚沙成塔，才把钱谦益口中所谓的“三吴之地，民风柔弱，不须大兵征讨，传檄而定”的江南，成为成千上万的满清铁骑的葬身之所。
所以，高旭以重商主义调动这个民族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把江南百姓在反抗剃发令中所形成的朴素民族主义，升华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源动力。
但是，在这个留发不留头、活人不及死人香的时代里，如果将来有朝一日，牺牲无数的英烈，终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难道又要把这个民族禁锢在极端的皇权下，在破与立之间不断轮回的怪圈当中么？
高旭当然不愿意。
但幸好这个时代有他需要的一切东西。
除了明末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让高旭有了实行重商主义的土壤，以及反抗剃发令让高旭能够倡导近代朴素民族主义之外，还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产生的反对封建***的思想。比如明末诞生了三大思想家，除了让高旭寄以重任的顾炎武之外，还有黄宗羲、王夫之俩人。
除了顾炎武以“众治”代“独治”之外；还有王夫之也有“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而黄宗羲更激进，在他的专著《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启蒙，高旭起草的体现民本思想的《同盟宪章》首先得到了顾炎武的支持和认同。顾炎武甚至在同盟会的内部文书中，以宪历元年来改称隆武元年。
身为后来者，高旭知道十七世纪中约，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东西方拉开距离地源头。这个时期，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君主制，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东方，则是更原始、更野蛮的建洲女真入主中原，一个寄生虫式的少数族群，侵蚀着中华民族的长达二个多世纪的活力，到了最后，便是“量中华之物力，结诸国之欢心”的结局。
一直以来，高旭在深思着如何构建同盟会的治政体系。身为穿越者，有太多的政体可供他选择，考虑良久之后，他把当初同盟五司缩减为三司，即行政司、军政司和宪政司。这种三司分立的体系能否行得通，也需要实践去证明。
行政司下设吏政、民政、工商诸部；军政司下设后勤、陆军、水师诸部；宪政司下设检察、律法、宣政诸部。由于高旭起草了《同盟宪章》，宪政司承担了同盟会宪法解释的任务。每个司设司理长，及副司理数名。行政司司理长由沈廷扬担任，军政司司理长由高旭担任，宪政司司理长由顾炎武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