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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的卢作孚，保持沉默。记不清今生第几回辞职了。可是以往，辞去的都是官方委任的官职，这一回辞去的，却是自己创办的、股东们选举的、自己心甘情愿担当的公司总经理的公职，辞去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回家后的卢作孚怎么样？战前便迫不及待画在公司天棚上的那幅要让中国船开遍五大洲四大洋的航海图、战后正踌躇满志要大展宏图，今后怎么办呢？中国的事难做。可是，就因为难做，就不做了么？要做，在此现状的中国，该怎么做？范旭东去了，卢作孚终不能像范旭东那样，也被气死。既不想被气死，又想再做事，卢作孚会不会想到该在什么状况的中国之下做事？换句话说——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针见血的一问，卢作孚的同龄人毛泽东就毫不隐讳地向全中国的国人提出过。这一问，毛泽东不止于语文笔墨，他甚至为此亲赴重庆，去问蒋介石。更敞开喉咙，向全中国人一问。可是，这一问，卢作孚想过么，怎么想的？这些，未见卢作孚的亲友故旧回忆过。对自己的事业，至今为止，说到自己的内心感受，他都只说过极俭省的一句——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关于中国的时局，他无疑投以了极大的关注，可是，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他从来不说。
辞职回家后，卢作孚无疑想了很多，却很少说。失眠害苦了卢作孚，陪都名医蒙红参立即为他诊治。完了，他疲倦已极，倒在床上，闭上眼，脑壳又像跟枕头两个有仇一样。
“姑父身体太虚，耳鸣，他说像打雷一样响……”蒙红参退到一边开方子。
“红参，你知道你姑父耳里鸣的什么声音？”守在一旁的蒙淑仪问道。
“小姑，我不知道。”
蒙淑仪正要开口，窗外传来一声汽笛。蒙淑仪望着卢作孚。蒙红参随之望去——
听得汽笛，卢作孚已经睁开眼睛，循声望去，轻轻一叹，又闭上眼睛。外间，客厅里坐着民生公司同仁，见状，也相对苦笑。唯有顾东盛趴在窗前，此时一叹：“作孚耳鸣，鸣的就这一个字。”窗外，川江上，一只轮船逆流而上，不看船号，就知一定是民字轮。众人望去，谁都知道，顾东盛说的是什么。
程股东低叹：“他这辈子，无数回被陷死地，每回都绝处逢生，不晓得这一回与死挣扎，他还能不能……”
李股东问：“你说的是他的人还是他的民生？”
程股东反问：“这是两回事么？”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顾东盛、乐大年与几个中青年民生干部似有所动，一双双眼睛却始终望着床上的卢作孚，开始商量什么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小声地说着，乐大年点头，掏出笔来，整理记下：“民生公司是一个私人企业，私人却没有什么好处，自抗战以来股东没有红利，职工分红，向为上下一律，除二三银行股份外，没有任何大股东。公司董事与监察均为代表事业，没有一个是代表自己资本的。”
1946年3月3日，卢作孚递交辞呈几天后，民生公司各处室负责人联名向国民政府呈送报告：《与死挣扎，急待救济的民生公司》。这报告辗转送到了宋子文、张群等人手头。
“自创办以迄于今的总经理，亦至今是一个穷汉，没有置得任何私产，商场没有他任何私人的生意，银行没有他私人的任何存款或往来。”读到此，张群抬眼，望一下对面的张公权，一叹：“当真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大亨。”
张公权向他手头报告一指，意思是，请接着往下读。
“他现在就是为了亏折得太厉害，没有方法可为弥补，环境的困难太大，没有方法可以克服，被迫得辞职了。如果终于无法挽留，让他离开了这个事业之后，便立刻显示出他只是一个净人。”读到此，张群将书信向桌面上一拍：“书生意气！”
张公权问：“这一句写错了？”
张群说：“大错特错——让他离开了这个事业之后，便立刻显示出他只是一个死人！民生公司是他的舞台，逼他离开这个舞台，那不是要了他的命？”
张公权又问：“怎么才救得他不死？”
“围魏救赵！救得他的民生，他就得生！”
张公权道：“岳军的意思是说——船！”
“对，为民生公司加拿大贷款买船作担保。”
“可是，行政院的印把子，眼下还握在别人手中。”
张群向天一指说：“绕道。”
张公权问：“找他？”
“对，气死一个范旭东就够他难过的！这事，他自会掂量。”
张公权怪样地看着张群。
张群问：“唔？”
张公权说：“原来岳军兄并非只图围魏救赵，还想一箭双雕！”
张群默默地望着张公权。
张公权说：“好，我便与岳军兄联名告姓宋的一个御状。”
“是活是死，民生公司面临了生机立断的最后关头！迫使他不能不最后哀鸣，不得不向政府呼号求援助了！……万望政府在他尚有最后一息的今天，给予可以起死回生的援救；再拖延片刻，只有立刻全部崩溃了。”
宋子文办公室，徐地九读完这份报告，作不屑状连连冷笑。
“有什么好笑的！”徐地九听得一声断喝，他被震得一愣。抬眼望去，办公桌对面，宋子文情动于心，久久不语，似乎连眼睛都有些湿润。
报告送出次日，顾东盛董事长，民生公司董事会用公函形式复函卢作孚，请照常任职。卢作孚此前大半生，一经辞职，从不回头。这一回众愿难违，众望所归，卢作孚重新回到总经理岗位。他这一回来，民生公司得以继续惨淡经营……
1946年这天，歌乐山青云路2号金城银行那栋青砖屋外，通山下的石阶上，坐着蒙淑仪，正在拾掇一筐青油油、还沾着晨露的蔬菜。她听得屋内传来电台广播英语新闻。她知道，是丈夫在听收音机。重新恢复民生公司总经理职务的丈夫在此借居养病，同时工作。清晨的松涛鸟语中，妻子听得丈夫的声音像学生一样逐句译出：“……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将战后重建作为本国当务之急——当务之急！”
一阵咳嗽声传来。蒙淑仪忙放下菜，站起来，转过身望去。就在她身后十来步外，青砖房的大门框下，坐着卢作孚，痴情地望着树林上的天空，还在念叨着：“当务之急，当务之急。”
妻子见丈夫这样子，也有些急了，指着屋内收音机说：“人家急，你急啥呢？”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我就知道陪着作孚，养好病，事最大。”
英语新闻仍在播出：“……苏联俄国更是将建设现代工业国家当成一切大事中的重中之重……”
卢作孚的笑脸收敛了，“若是在加拿大国的买船的那笔贷款还得不到中国政府担保……”
“别想了，我就要你好好活着！”
屋内的挂钟敲了九下。声响刚落，李果果与文静从上山石阶口冒出头来，将一份电报交到卢作孚手头。
“加急！绝密！”字样，以下电文只一句：“火速赴宁面谈”。
“谁啊？就一句话，叫作孚你火速去南京？人都病成这样！”蒙淑仪嘀咕着。
谁知卢作孚一跳起身，咳嗽也止了，身形也轻了，说话也爽了，道：“马上派民享轮，送我去朝天门。另派民风轮，在朝天门等候，专轮送我去南京。”
因为卢作孚有病在身，蒙淑仪坚持陪着他去南京。坐民享轮赶到朝天门，卢作孚一行人立即上了升火待发的空舱等候的民风轮。一上船，卢作孚也不进舱房，顾自走上船头，望着下游，蒙淑仪望着精神很爽的丈夫背影，嘀咕道：“谁啊？几个字，他就变了个人？”
她身边的李果果与文静递上那封电报，蒙淑仪看电报落款：“丘冖”。
蒙淑仪疑惑着：“丘……？他朋友多，有姓丘的，可是，丘什么名儿呢？”
她指着第二个字符问：“这个字，是中国字么？还是他学的英文？”
李果果摇头说：“给小卢先生的时候，他只瞄一眼，就说，‘我知道了’。可是，我们跟他身边十几年，怎么半点不知道？”
蒙淑仪也说：“我也跟他几十年……也没听说过这人。”
一路顺风顺水，赶到南京，下关码头下船，卢作孚在船上通过电报预先安排好的小车到码头来接，上车后，卢作孚只对司机说了一句：“国民政府行政院！”
到了行政院院长办公室门外，李果果与文静站下，望着卢作孚直奔院长办公室。
李果果说：“两艘专轮跑一趟，闹半天，还是奔这道衙门！”
院长办公室门开了，迎出的，是张群。
李果果问：“几时行政院长换了马？姓宋的换了姓张的？”
文静嗔道：“报上早登了！你啊。越来越不问国事。”
李果果憨憨地望着文静肚腹说：“我只问家事。”
文静把肚腹一捂，羞涩地冲李果果一笑。
张群说：“作孚兄，一路辛苦。”
卢作孚说：“岳军兄，我接到加急电报，就赶来了！”
文静忽然明白过来，“果果，快把那电报给我。”
文静再看电报落款：丘冖。“我懂了！”
李果果木呆呆地看着她一脸困惑。
蒙淑仪就更看不懂了。
文静说：“张群字岳军，这不就是岳军二字的上半截么？”
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张群接替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历时一年多之后，民生公司加拿大买船贷款获政府担保。
有一种说法：卢作孚命大。其人一生，总能在最需要最关键时遇上转机，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持此说法者举例论证——比如：辛亥革命后逃出成都在大足龙水湖被捕，居然在刑场前得大足士绅出手相救。又比如：上海回合川后，遭人诬陷，身陷死牢，又得合川民众联合相保。再比如：宜昌大撤退，需要四十天时间，那四十天内，近在咫尺的日本兵当真就没有直接打到宜昌而是扭头转向其他战场……
又有一种说法，说是前面这种说法不对：就说龙水湖被捕，若是面对军阀的鬼头刀，十九岁的卢作孚脸孔上露出一丝心慌恐惧心理神色，还会有大足士绅援手么？再说合川被诬，若是二十出头的卢作孚那一夜只会抓着铁窗喊天，还会有合川民众联合相救么？更不要说宜昌，若是卢作孚当断不断，不敢担当，如果卢作孚算错一个数，就是日本鬼子再“给”四十天，荒滩上的那十万吨铁，也将化作十万吨铁锈……于是这种说法认为：所谓天赐良机，就好比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这人绝不放弃生存希望，一直巴望着一个馅饼；其二，天上掉下这个馅饼时，这人一直在场，摊开双手便能接住。否则，馅饼落地，陷在泥里，也等于天上没掉。
种种说法，看人怎么说。怎么说怎么得法，要不，怎么叫“说法”？
获政府担保后不久，文静与李果果送卢作孚到机场。目送卢作孚所乘的飞机升空，文静咕哝道：“只带一块美金，出国他怎么办啊？”
李果果说：“他说，带再多也没用，出国后自有办法。”
这些日子，受到总经理情绪影响，文静也很开心，她掰着几根手指说：“能只带一块钱闯世界，回来时便拥有世界的人，这世界上能数出几个？”
李果果掰下文静竖起的一根手指，“能数出几个，我不晓得。我就晓得，我们小卢先生肯定是当中的一个。”
“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