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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实录》卷七载：顺治元年八月初七，“摄政和硕睿亲王赏故明周后父嘉定侯周奎缎百匹、银百两”。
可见，在起义军撤出北京三个多月以后，周奎仍然活着，所谓被李岩刑辱而死的记载纯属捏造，就连李岩住在周奎家里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同时在北京被起义军俘获的杨士聪是赵士锦的座师，他就有完全不同的记载：“（刘）宗敏据田（弘遇）府：四月初九日欲移周（奎）府而未果。坊刻称伪李都督据之者非，叉称以小房数间与周者亦非。”
赵士锦提到李岩的另一处地方是说李自成亲自率领起义军到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
这同其他记载是有矛盾的：如陈济生的《再生纪略》说，牛金星同贺有威、郭之纬两将留守。
《甲申传信录》说，李过和贺锦留守（按：贺锦当时在甘肃，此系误记）。《甲申核真略》说，西李都督同牛金星留守。《平寇志》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
在李自成率师出征后留守北京的大将究竟是谁需要进一步考证。
如果仅据赵士锦的记载就断定是李岩还不足以成立。其次，关于李岩在天津地区和北京城郊作战的问题。《甲申纪事》附录的一个塘报里，谈到明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告说：
四月二十八日遏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率贼兵赶天津金总兵，至李村北首，因金总兵官兵往南回，李公子追赶十余里，将官兵杀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营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领兵回天津，天津城门俱闭了，不容李公子进城，内里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带领兵马星夜往北京。
这个材料从内容来看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的说法不仅不符合李自成的军制（大顺军是不设总兵职务的），而且在当时民间流传的李公子一般都指李白成。
“天津金总兵”的说法也有问题，据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明代最后一任天津总兵曹友义，并不姓金。
材料中所谈到的作战情况，在天津府志、县志和《天津卫志》里都无可查考。按当时情况分析，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战役失利后，二十六日返回北京，准备登极和西撤，不可能派出“制将军”一级的大将再东去追赶什么金总兵。
据《国榷》和程源的《孤臣纪哭》载，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后，明天津兵备道原毓宗立即投降，在城楼上树起“天应民顺”的黄旗，天津的老百姓也在门前贴上“民顺”的纸片。
可是，明天津总兵曹友义却顽固不化，“以牙兵五百斩关而出，毓宗以津兵邀之，友义单骑走”。很可能这个辽东生员报告的李公子追赶天津金总兵一事就是“毓宗以津兵邀之”的讹传。
有人还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岩曾在北京领兵抵敌跟踪而来的吴三桂的军队。
（甲中年四月）癸未（二十六日）闯贼奉皇太子复入京城。三桂移檄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闯贼怒，囚其父襄，驱都城百姓毁崇文、宣武门民居数万间并夷牛马墙待战。三桂兵至，贼命刘宗敏、李过、李岩连兵十八营拒敌，唐通为前锋。兵初交，参将冯有威刺通堕马，得救去。白旗兵射刘宗敏堕马，亦救去，拔贼八寨，斩首二万。群贼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贼挟吴襄乘城，呼三桂降。关兵射杀挟襄者。贼怒，杀襄并其家三十八人。
这段文字没有一句符合事实。因篇幅有限，不能逐句进行驳斥。这里只需指出，根据当时在京人的记载和清方纪录，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杀吴襄于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四月二十六日回京，二十九日称帝，三十日晨撤出北京。
这时清兵离北京还有一段距离，在得知起义军西撤的消息后，多尔衮命令阿济格和吴三桂等追击，自己在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
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的明政府御史曹溶、柳寅东等人还曾出面维持了两天“秩序”。五月上旬，清兵先后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和真定追上起义军，起义军作战失利继续西撤人山西，奉命追击的清军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由此可见，戴笠等人说，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的当天，吴三桂和清兵（即所谓“白旗兵”）已经跟踪到城下，并且在北京同起义军作战，完全是信口开河。
既然这次“北京防守战”从头至尾都是虚构的，所谓李岩参与指挥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任何依据。
再次，关于李岩在北京的其他活动。据说，李岩在北京还有两件“义举”：一是出面保户天启皇后张氏（即懿安后）自尽；二是派兵保护杞县状元刘理顺。
这种“义举”，显然是封建史家为了美化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杜撰的，同李岩毫无关系。据明内侍赵璞的口述，张后是刘宗敏命人送回娘家之后自缢的。至于刘理顺之死，杨士聪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理顺家眷俱在杞县，止一妾相随。有幼子托薛所蕴，薛后从贼，不知其子存否？坊刻称妻妾四仆俱死及贼为罗拜者谬！”
（四）关于李岩因谗被杀的问题
李岩的结局，据说是这样的：
定州之败，鹿邑、考城、拓城诸县令为丁参将所诱执，送之南都。人一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惊，与其下谋之。岩日：“诚予臣以精卒二万，驰至中州，彼郡县必不故动，即动亦可得而收也。”
金星劝从其请。既而自成以为疑，金星见其疑也，进日：“河南天下形胜地，且属李岩故乡，若以大兵与之，是假蛟龙以，必不制矣。异日者举中州之豪杰以与关中争胜负，即主上且奈之何？”
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劝我从之？”
金星日：“岩蓄叛已久，臣始劝从之以安其心耳。且岩与主上同姓，前闻宋军师谶语，在众中欣然有自负色．今河南反，彼不候军令，不荐他将，而自请兵，目中已无主矣：国兵新败，人心动摇，遂欲乘机窃柄以自王，是岂复可信乎？不如除之，无贻后患。”
自成日：“善”。
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为具，与岩帐饮、伏壮士于幕后，三爵后并其弟牟执而戮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曰：“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而席卷归秦矣。…
类似记载见于《平寇志》卷十一、《国榷》卷一百二、《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后鉴录》以及《明史》等书。在李岩被杀的时间上，毛奇龄的《后鉴录》是列在李自成放弃北京但还未进入山西的途中，按时间推算当在五月上旬。《国榷》载于崇祯十七年六月丁丑日（六月初一为丁巳，丁丑当为六月二十一日）；《爝火录》卷四载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并指出李岩被杀的地点是山西平阳（今临汾）。
就表面来看，这些记载是言之成理的。可是，一经认真考查，漏洞又很多。
第一，时间不对。据丁启睿给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报告，归德府的叛乱发生在五月十六日。
《后鉴录》把杀李岩一事排在李自成尚未进入山西的途中，这时丁启光的反革命叛乱还没有发生，因此不值一驳。
《国榷》和《爝火录》分别载于六月二十一和二十二，虽然在归德府叛乱之后，然而这时李自成已回到陕西。
据一些材料记载，李自成在五月初十向太原进发，六月初一到山西闻喜并继续西进。可见，李自成经过平阳在五月下旬，怎么会在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突然在平阳同他手下的文官武将讨论河南局势和处理李岩呢？
第二，编造和相信李岩因谗被杀的人都有一个严重的疏忽，他们于津津乐道李岩请兵之余，根本没有想到需要下工夫去查考李自成起义军当时在河南地区的分布情况。
在他们的主观想象中似乎李自成在河南只派了一批府县文官，没有什么军队，一旦某些地方发生反革命叛乱就只有从身边派军队去才能解决问题。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兵员总额已经达到一百万人。第二年年初，李自成从西安出发东征的时候，调集的军队不过二十多万人（其中包括后来留守山西、河北以及攻克北京后南征的军队），其他大部分军队都分散在湖北、河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驻防。
从现有材料来看，李自成当时在河南的军队数量是相当多的。特别是由绵侯袁宗第所统率的拥有十万以上大军的大顺军右营，当时正开抵河南中部地区。
沈颐仙《遗事琐谈》和孙之碌《二申野录》都记载了“自成右翼权将军袁宗第”在六月初一日率领所部来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平定河南西平大土匪刘洪起的叛乱。
襄城县的地主劣绅张永祺也记载袁宗第的部队在平定汝宁叛乱之后进抵许昌地区的情况，他说：“永祺扶老母于崇祯十七年四月抵许（许昌）、襄（襄城）界卢家涧内潜任）不意闯逆伪都督袁姓者于六月十三日至许，攻破卢家洞，永祺同老母妻孥俱被贼缚，行李衣服剥劫一空。”
袁宗第是大顺军的右营主将。乾隆《直隶商州志》和《商南县志》等书都记载他曾经统率十万起义军进攻陕西商州地区。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当时在河南的大顺军数量并不少，大将也不乏其人。既然拥有十万以上大军的大顺军右营在六月十三日已经抵达许昌地区，试问李自成等人为什么在六月二十日左右还要舍近求远地商量派军队去河南呢？
难道李自成和他身边的大将、文官连自己的部队大致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吗？
李岩即便实有其人也不至于自信到这种程度，以为自己带二万人人豫就比袁宗第等人的十几万军队还顶用。
至于牛金星的进谗言就更加站不住脚，因为编造这种说法的人是以河南当时没有什么大顺军为前提的。即便牛金星愚不可及地在中间播弄是非，李自成也不可能相信。
第三，按照许多书籍的说法，李岩的被杀直接导致大顺政权内部将相离心，无法抵抗清军的进攻，终于造成了最后的失败。
这种说法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相信。其实，这根本不符合事实。李自成撤到山西以后，指定张天琳守大同，陈永福守太原，刘忠守长治，自己带着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其他文武官员返回西安，准备集结力量，东山再起，并不是因为在山西站不住脚而“席卷归秦”。
至于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不仅在回西安的途中一直跟随着李自成，而且在西安期间也始终在李自成身边。这年十二月，清兵进攻潼关时，李自成还同刘宗敏亲自率领军队增援。
潼关失守后，李自成放弃西安，同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率领军队由商洛地区转入河南，再退到湖北。
牛金星在起义军撤到湖北时同他的儿子牛铨（时任大顺政权襄阳府尹）一起投降了清朝。
刘宗敏和宋献策是在这以后被清军俘虏的。刘宗敏英勇就义。宋献策屈膝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事实说明，李自成在由北京撤回西安时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军心离散的现象。所谓“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的说法，完全是海外奇谈。
以上就是我对有关李岩的材料所作的初步分析和探讨。毋庸讳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