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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离开洛新光的办公室，唐小舟就想，信访办恐怕也得主动去拜会一下。
《人》信访部门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省委，叫信访办，在政府，叫信访局。局本部既不在省委也不在省政府，而是另找了一个地方。同时，又在省委和省政府设有办公地点，以便随时应对这两个重要机构出现的群访事件。这个部门的工作难做，还因为有两个婆婆，省委办公厅管着他们，省政府办公厅也管着他们。
《书》下午，唐小舟先给信访办主任孙志华打了个电话，然后驱车去信访办。
《屋》孙志华已经五十六岁，副厅级。在这个年纪，升上正厅的可能还有，想再往上升，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孙志华在副主任职位上干了十年，又在主任职位上干了八年。在信访工作这个领域，没有出大事，就是最大的政绩。无论哪一任哪一位首长，对孙志华的工作，都予以高度肯定，可他的职位，就是提不起来。提不起来，有个非常大的原因，难以找到替换他的人。一个人当官，当到无法替换的程度，也是一个大悲剧。据说，省里为了肯定孙志华的政绩，正准备解决他的巡视员待遇。
孙志华自然清廷，自己这一辈子，大概是要在这一职位上干到退休了。一般做到厅级干部的，都有些年龄，头发大多已经花白，为了显示自己还年轻，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会染发。孙志华的头发没染，已经全白了，看上去，就一干瘦的老头。
唐小舟到达孙志华的办公室，孙志华主动过来和他握手，算不上热情，但也并不冷漠。唐小舟能够理解，孙志华当副厅级干部的时候，唐小舟还什么都不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副厅级干部，唐小舟还要分管他，这种尴尬，用语言是很表述的。
孙志华自然会称他唐主任，唐小舟又得一番解释，希望称呼自己名字。他很诚恳地说，自己只是小字辈，什么都不熟，还希望孙主任以后多多指点。说话的同时，往他的桌上扔了一条烟。孙志华倒也没有假意推脱，只是看了一眼，说，我都已经老朽了，未来是你们这些后生晚辈的，应该我向你多学习才是。
唐小舟明显从他的话里听到了情绪，却又无可奈何。洛新光和孙志华，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打子，如果能够将这两大打子拔掉，他未来的路，才有走稳的可能。若是拔不掉这两大打子，他的麻烦就大了。但怎么拔这两颗钉子？实际上，他的面前，仅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搞统一阵线，让这两个人成为自己的同盟。这两件事，确实是太有难度了，可除此之外，他再无路可走。时间过得很快，唐小舟还没把这两件事理出头绪，赵德良出访的时间到了。
近年来，公费旅游，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非议。另一方面，不仅国家层面需要外交，省级层面，同样需要。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省级外交越来越频繁。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借着考察学习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唐小舟跟在赵德良身边三年多时间，随同赵德良出访的机会还挺多的，分别去过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唐小舟发现，赵德良每次出访，虽然带有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任务，同时，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人事务，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国的公务员制度。
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
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新中国成立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干部。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官和执行官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
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谈，没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
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
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层警员，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绩等，也可以升上较高警阶。部队也是如此，技术兵种可以单列于军街之外。但这种改革，显然还不彻底，警街制中，警街实际成了官街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技术派警员，即使你能干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监。政府机关公务员就更是如此了，你就算干一辈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级，你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科员，薪酬待遇，跟不上来。后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一种补充制度，也就是科员制，在科级干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在处级干部中，有副调研员和调研员。在厅级干部中，有副巡视员和巡视员。表面上看，这种设置，是为了解决某些非政务员的升职通道，但实际上，这个升职通道，是行政职务通道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种非政务员体系的每一种级别，都是相对独立的，根本不可能从一个级别升上另一个级别。除非你借助行政级别完成这种升迁。比如你升上副主任科员，几乎没有可能由副主任科员升上主任科员，一定得由副主任科员，升上副科长，再由副科长，到达主任科员。如此一来，这一套体系，便不再是事务员体系，而是政务员体系的辅助体系。
中国人早已经了解权力结构的本质，是由决策者和执行者组织。在古时候，所有的决策者，都是行政主官，称为官，隶属于行政主官的，自然就是执行者，则称为吏。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而吏，则是行政主官聘任或者任命。过去的行政机构比较简捷，一个县令，下属只不过几个部门，选择吏员，相对不那么复杂，一个府台，稍稍复杂一点，但属下几个关键部门，也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台所能控制的，也就是政府本部的吏员。所以，由官选吏，操作起来，比较容易，但也有弱点，很容易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新官上任，所有一切行政人员，全部换新，两届政府之间，便出现了断裂。
很多西方国家，也有官和吏的区别。比如日本，就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政务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官，也就是决策者。事务官，相当于吏，是执行者。日本的事务官，可以担任的最高级别是行政副职，只有政务官，才能担任正职。香港也有政务官和事务员的区别，但香港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和日本还有不同。香港的这种区别，来源于英国。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政务官和事务官定义的国家。英国的定义，理论上和中国的官吏制是一致的，政务官，是决策制定者，事务官，是决策执行者。因此，政务官往往是议员等。事务官则是政府官员和雇员。这样区分，在英关国家，行得通。但在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的人大，是决策机构，类似于国外的国会，如果将人大划入政务官，似乎说得通。但中国还存在一个党委，党委的主要职能，是决策，两种决策之间，怎样处分？如果说，党口的官员属于政务员，那么，党口还有些执行部门，是否就应该把这些部门划归政口？即使是政口，恐怕也不完全是执行，在怎么做方面，同样需要决策。这样分法，显然不如日本科学。
此前，赵德良已经考察过英国和日本的公务员制度，这次去关国，他很希望深入地考察一下关国的公务员制度。
关国公务员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高级公务员，一种是普通公务员。高级公务员，基本相当于政务官，普通公务员，则相当于事务官。
关国的各级政府首脑，均由竞选产生，这部分人员，并不在高级公务员序列，任何人，只要够竞选条件，均可以参选某一级行政首脑。某个部长的级别待遇，远远高于一个县长或者市长。他如果不想当部长而想当县长，任何人都无权任命，必须参加竞选。但在行政主官之外，一些部门首长，比如国务卿，各部的部长等，则由政府首脑任命。他们，就属于高级公务员。关国的高级公务员，分为五个级别，如果用中国的级别套用的话，高I级相当于省部级，高日级相当于地厅级，高III级相当于处级，高IV级相当于科级，高V级就只能相当于股级了。美国的这五级官员，并不属于终身制，官员并不带着级别走，而是级别和职位配套。也就是说，关国总统任命你为国务卿，或者某部的部长，你就是高I级。如果你先当某部的部长，后来又被总统任命为驻某国的大使。外交机构属于国务院的二级机构，隶属于国务卿，国务卿也只是高I级，大使就只能是高II级，你原来的部长级带不走，只能就任高II级。在中国，这无疑属于降级使用，但在关国，都属于高级公务员，不存在降不降级的问题，仅仅只是工作岗位的不同。
除此之外，美国各级政府部门，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属于普通公务员，也就相当于日本的事务官。普通公务员分为十五个等级，每级又分十档。关国的普通公务员，有一百五十个升职平台。这些升职平台，最直接的体现，是工资，当然，也包括相应的吏级职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关国的公务员序列中，铁打的营盘是这些普通公务员，无论政府首脑怎么换，这些人，还是在为政府部门工作。除非发生极其特殊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