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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爱，下必甚之。由于秦王朝崇尚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它并不因秦之灭亡而销声匿迹。它对于两汉的丧葬习俗，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秦至两汉的厚葬风，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身体力行倡导的结果，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经济上，由秦而汉，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经济上的殷实，使得生活上的奢华成为可能。“事死如生”，因而导致厚葬之风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方今之世，奢侈罔极，靡有厌足……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前汉书·成帝纪》。）“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后汉书·明帝纪》。）“或至金镂玉匣，梓，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成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奢。”（《潜夫论·浮侈》篇）。时人在事死上极尽财力，不惜倾家荡产，墓葬中埋藏之丰富，做工之豪华，令今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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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丧厚葬：中国殡葬传统最显著的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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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古代社会厚葬盛行，社会财富渐次向帝王贵族的墓葬集中。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于是，一场盗墓与反盗墓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展开，从古至今，绵延不绝。
当时埋葬死者的棺椁一般均为木制。从已发现的西汉王侯墓来看，当时棺椁的选材和工艺都非常讲究，所用木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楠梓之类。满城汉墓中的漆棺外镶26块玉壁，内镶192片玉片。
秦汉时期，达官贵人墓穴中殉葬品都很多。以汉武帝来说，国家赋税的本分之一用来兴建陵墓，这且不说，只看他的陪葬品，我们就知道那时的厚葬之风有多严重。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弯凤鱼麟之像，世谓为蛟龙玉匣。”汉武帝身高体胖，其所穿玉衣形体很大，全长1．88米，以大小玉片约2498片组成，共镶金丝重约1100克。
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弃天下，霍光专事，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钱鳖牛马虎豹生禽，凡为九十物，尽瘗藏之。”《新唐书·虞世南传》也载道：“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因为汉武帝在位年久，又处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以随葬品很多，除190多种随葬品外，活的牛马、虎豹、鱼鳖、飞禽等，也一并从葬。另据记载，康渠国国王赠送汉武帝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在一个金箱内，也一并埋人陵墓之中。
根据古书记载，权位越高，财力越大，其厚葬的程度越是惊人。后来演变到了不但陪葬品要好，就连陵墓也要修得豪华气派，如同生前所居的皇宫一样。仍以汉代为例，我们看一下厚葬之风的演变的过程。
概括而言，汉代墓葬具有如下特色：石刻技艺已有很大发展。富贵之家，在葬埋尸体之后，不仅要垒一大坟丘，而且还要在其前置上墓碑，碑上刻墓主的身份、官职及生平经历等。富豪大家在人死后，不仅要立碑以识，而且要设立墓园，内中立墓阙，立石人和动物石像，以此象征主人的富有和排场。此外，还普遍在墓地建筑坟丘祠堂，供活人奠祭。地上如此，地下墓中更是极其奢华。人死之后，活着的人为了让死者能继享幸福生活，在墓中修建陶质或石质院落，并置备成群的鸡、鸭、猪、狗等动物，呈现出一种人间气象。院落大小、陪葬物多寡，依据个人财力而定。
汉代的陪葬品除了传统的实物外，开始把金银及艺术品埋入墓中。随着民间用粘土烧制砖瓦的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砖瓦不仅用以修盖房屋，而且开始用作砌墓室，以保护棺木。富有之家，把砖墓仅作外椁，仍用木椁套棺，使得棺木更加牢固持久。史载西汉中期以前，夫妻合葬，因二人死的日期不相同，所以多采用异穴合葬的新礼俗。为了解决二人死期不同的矛盾，礼俗中出现了“厝”的概念。厝者，置也，停柩待葬之义。即将先死者停柩一侧，待后死者一同安葬。此俗历经数千年的沿袭，至今民间仍有厝的葬义。厝的实质乃为长丧久葬，是厚葬之风的重要表现。
据资料记载，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皇帝的坟墓在秦代被称为“山”，在汉代被称为“陵”，所以“山陵”便成为皇帝坟的代名词。到了魏晋隋唐，帝王们为了增加坟的高度，往往借用山体来充当自己的“陵”，如唐太宗修建昭陵，就是把九峻山当做陵体，凿山而建成的，这就需要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说，从陵墓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就可感觉到厚葬之风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延续。
据考古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在陵墓中还出现了寝的踪迹。西汉时期，把宗庙中的寝移入陵，在陵附近建立庙，开始推行陵寝制度。史上把战国中期到西汉时期定为陵寝制度的创始时期。
寝和庙相对应，最初出现在宗庙建筑中。由于原始宗教迷信的色彩，古代，特别是殷商时期，作为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宗庙的地位非常重要，类似出征这样的大事都是在宗庙中禀告祖先才能够做出决定的。前部是“庙”，安放祖先神位，按时祭祀，后部是“寝”，安放祖先的衣冠和生活用品，如同活着一样祭祀，跟宫殿的前朝后寝一样。
古代的宗庙建在都邑中，但是“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之后西汉沿用，并且把庙也移到陵旁边。据考古发掘，西汉的庙大体上在距离墓300－400米处，随地势而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改革是为了方便先帝的灵魂从陵墓赶到宗庙中接受祭祀，因为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是在寝中活动嬉戏的。
东汉明帝设立上陵礼，正式确定了陵寝制度。从此，宗庙制度衰退，陵寝制度大力发展起来。
东汉时期豪族以上墓为风气，笼络族人，上陵礼也是受此习俗影响。魏晋南北朝，依靠山麓、山腰建墓，大多不起坟。南朝诸帝的陵墓大多依照山势而建，并且开设神道，多有麒麟和辟邪。北魏永固陵开始起坟，是鲜卑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结合。唐宋继承汉制，确立了献殿、下宫制度。唐代的墓室在半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宋代多半在平地起陵，其余因袭唐制。南宋选择在绍兴浅埋，成为“攒宫”，陵园前没有石刻。明清，是陵寝制度的扩大时期。清代改动不大，只是把墓地改为前方后圆。
“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生死乃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到我国古代厚葬制度的沿革。生荣死哀，乃人之常情，古今一理。所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其中合乎科学的、合乎人之常情的内容必然会相沿成习，被人们保留下来，而那些有封建迷信的内容以及劳民伤财的不良习俗则必将被我们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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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与死人过不去：盗墓的原因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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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盗墓这种古老的活动，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在我国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盗墓者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猖獗。
是什么使这些人越来越热衷于盗墓，盗墓活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呢？也许在盗墓者中流传甚为广泛的“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说法可以拿来作为问题的答案。的确，巨大利益的引诱驱使让这些盗墓分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古老而又充满诱惑的职业。
获取墓中财物
古往今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可能就是为了劫取墓主的随葬物品。
古人宗族观念极强，对已故家长的葬礼极为重视，所谓“事死如事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比如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修建帝王坟墓。因此说，陵墓中的大量财物，是让盗墓分子蠢蠢欲动的最直接的原因。
晋人皇甫谧曾经“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日《笃终》”，其中阐述薄葬的主张：“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皇甫谧还特别说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于事？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的说法，虽然颠倒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说明了“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丰财”的欲求。至于“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诸语，则极其具体生动地指出了盗墓使死者一如遭受“焚如之刑”；但同时又从侧面说明了盗墓者所做种种伤害墓主亲族情感的事情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求财。
盗墓者对于平民墓葬的盗掘，动机也无非是求财，当然，这里的财物和那些君王相将、王侯公子是无可比拟的。可是，至少还可以得其简单的随葬品。《论衡·死伪》说：“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所说就是这样的情形。盗墓者甚至只是为了掠取死者的衣物，就掘其坟墓，可谓丧心病狂。
《晋书》曾记载了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统治者石勒、石虎盗掘前代陵墓的情形：“（石）勒及（石）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对于墓中随葬“宝货”的追求，被看作石勒、石虎们盗发古墓的动机，尽管史臣对于他们已经占有北部中国“十州之地”，而“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感到不可理解，但是这便更充分说明了盗墓者贪得无厌的心理。
发取墓材
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借取墓葬营造材料以为当时建筑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太平御览》中说：“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预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班固在《后汉书》中同样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孙权大破长沙，派人挖毁吴芮墓，取棺木用来给其父孙坚建庙，当时负责掘墓的人开棺一看，吴芮衣服容貌鲜艳如新。那个负责掘墓的后来在寿春见到南蛮校卫吴纲，令他感到不解的是，吴纲竟然与吴芮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号稍矮了一些。一问才知道吴纲竟然是吴芮的第16代子孙。这两个记录都向我们证明：孙权的父亲孙坚的庙所用的木材，来自于吴芮的陵墓。《太平御览》卷五五八引《抱朴子》：“吴景帝时，于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发掘古墓以取用“材”“板”等材料“立庙”“治城”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