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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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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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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被破坏的遗存。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被盗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日益盛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至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之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于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也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盗墓高峰。第一次是在西汉，当时官方允许民间私人铸钱，而春秋战国和秦代的墓葬中陪葬品最多的也是铜器和兵器，这成为铸币者盗墓的直接动力。第二次是在清代，是历史和文物研究者为了考据历史的研究性盗墓，这一次盗墓高峰对古墓的破坏性不大，也的确给后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后来时间持续最长的盗墓高峰出现在现代，文物走私的暴利成为更纯粹的诱因。
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不是商品。目前，我国只允许一部分文物进入流通领域，主要是传世文物。我国法律规定，地下出土文物均归国有。盗墓者的行为，极大地破坏了文物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也破坏了人类对古文明研究的进程。
盗墓这种极不光彩的行为，除了对文物的破坏之外，有时却可以导致古代秘器重见天日，促进文化艺术的传递和发展。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两座陵墓。西晋时，汲郡人盗掘战国时魏王墓，从中得到有文字的简牍数十车。后来经过学者整理，计有简牍图书75篇，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文献。
此类有典型意义的史例还有一些，比如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曾经通过盗墓而得到传播；宋代以来的古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等等。
然而，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它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至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使关心和爱护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
当决定打开一座古墓时，考古工作者会使用专业工具，比如小竹签、细毛刷等细细地探寻，对每一件物品的摆放、位置、大小、色泽等等都会画图、拍照、作详细的记录，而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的粗暴，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通常情况下，盗墓者一般只看重轻便易携而又价值昂贵的金属器，对于陶器有时会因无法从狭窄的盗洞中搬出而恶意毁坏，另外，他们对墓葬的风俗、宗教文明等毫不在意，往往将现场破坏得无法复制，令珍贵遗迹失去价值。
不过英国学者克利·马顿和凯瑞·刘易斯·托马斯所说的话又给我们以希望：
“我们还有机会，现在还不太晚，我们必须立即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们要用这种力量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不把物质置于精神之上的世界，一个人类与宇宙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但愿我们能为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人都负起反盗护宝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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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丧厚葬：中国殡葬传统最显著的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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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盗墓，不得不提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国古代盗墓的发展与丧葬习俗的演变紧密相连。丧葬习俗是以丧葬为基础，在民间长期相沿、积淀而成的丧葬风尚和习俗。
殷代以前，人们已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愈加丰富和强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分不开，魂来自于天，魄来自于地，二者离散之后，魂入天转化为神，魄入地腐化成水归入土壤，魂会庇护后人。因此，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在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坟丘的直接原因。坟丘的出现，是丧葬制度演变到殷代的第一个显著的变化。
丧葬制度演绎至殷代的第二个显著变化是贫富的分化。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墓室大小不同。贵族墓室小则几十平方米，大则超过10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室一般仅有1—2个平方米。
二、棺椁档次不同。贵族的装殓尸体用棺外还套以木椁，棺椁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并涂以多层漆，甚至还附贴麻布和绢以装饰保护棺椁。而平民的墓葬则有棺无椁，甚至连棺也没有，仅将尸体埋于墓坑中。
三、贵族墓葬有人陪葬，少则一二人，多则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平民墓葬绝对不会用人陪葬。
四、贵族墓葬陪葬品数量多且豪华，不仅有玉器、陶器，还有青铜器爵和鼎之类，而平民的陪葬品仅为陶器或者是一些日常劳作工具，如石铲、蚌镰，青铜器陪葬者甚为少见。至于奴隶的葬仪，在殷商时代仍沿用旧制，“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他们辛勤地为他人劳作了一辈子，死后被拎着抛弃在沟壑之中，其尸肉任野兽撕啃，尸骨任风雨吹打。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殷人尚鬼风习的影响，加之历史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财富的极大丰厚，所以在殷商时期，社会文化心理十分崇尚厚葬，不仅陪葬物品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精致豪华，品种日益增多。从一般的劳动工具到简单的装饰，从生活用品到贵重的礼器和乐器，应有尽有。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一座商代王室贵族墓。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殷墟5号墓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2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二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奢华。
春秋战国时期，王侯争霸，厚葬之风兴起，盗墓行为开始出现。为了让生前的荣华富贵永远陪伴自己，从而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决定陪葬物的有无和数量的多寡。因此，王国君主的陵墓规模都十分惊人。据考察，当时一座陵墓的面积相当于现在6个足球场，深达30米。从地下往上看，国王的陵墓就像一个地下金字塔。在墓的中央，有木造的椁室，国王的尸体就放在里面。在椁室里，国王的尸体放置在中央，陪葬者的尸体放在两侧，周围还放了大量的陪葬品。
此外，在下葬的期限上，春秋时期亦有明确的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此制成为后人遵循之模式。
虽然春秋时厚葬之风盛行，但是在当时，还是有些有远见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礼记·檀弓上》记孔子“死欲速朽”的名言，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反对厚葬的言论。在同篇又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无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子游就葬具请教孔子。孔子说，应当与家庭实际经济状况相符合。子游问，家庭状况各有贫富，有没有统一的礼的规范呢？孔子说，经济条件许可的，不应厚葬过礼；经济条件不足的，只要衣衾可以遮掩尸体，殓后即下葬，又怎么会有人责备他失礼呢？所谓“人岂有非之者哉？”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孔子反对当时社会上的厚葬习气，但是也从别一个侧面说明社会厚葬追求之狂热，以致对于薄葬往往“非之”的倾向。
《论语·先进》说，颜渊早逝，孔子哀痛之至，“子哭之恸。”“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然而颜渊的父亲“请子之车以为之椁”，请求用孔子的乘车制作葬具，却遭到孔子的拒绝。关于颜渊丧葬的规格，门人请示厚葬，也为孔子所反对，然而据说仍然得以厚葬：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孔子即使对于自己最看重的学生，也反对厚葬。但是，最终仍然未能阻止厚葬的实行，事后也只能发表无可奈何的感叹。
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化史专家李山教授指出：“盗宝现象的猖獗与中国传统的厚葬习俗密不可分。在阶级社会中，厚葬蔚然成风。中国古人讲尊君、讲孝道，又很要面子，厚葬就可满足这种种心态。”《吕氏春秋·节丧》记载，当时人们往往用一些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及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珍奇完好之物随葬，其后人也以此为荣。正所谓“欲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
到了秦朝，秦国苦心经营，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国的空前强大，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排山倒海、气吞山河的气势。雄伟的布局，高大的墙垣，华丽的寝殿，坚固的坟丘，丰富的陪葬，成为后来王者陵墓的样板。
上有所爱，下必甚之。由于秦王朝崇尚厚葬，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