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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到武汉，其主要的后路是粤汉路，通过它走香港，和外边联系。那时候国民党总有依赖心理，认为英国或者美国很可靠，日本不会打广州。结果日本军队在大鹏湾登陆，轻取广州，粤汉路就被断绝了。本来还有另一条路，从广西走睦南关到越南（1965年更名为“友谊关”），可是日本人打了广州以后就打广西，这条对外通道也断了，所以只剩下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途径——云南。云南南边通越南，那是唯一的出海口，实际上对外已经几乎完全被封锁了。
恋恋故乡情
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1937年秋天离开北京时刚满十六岁。对我来说，北京就是我的故乡，所以离开的时候非常留恋，尽管怀念的都是些很细琐的东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好极了。
我的家在北沟沿，现在改作赵登禹路，对门有个小商店，卖油盐酱醋和青菜，一个掌柜、两个学徒，总共就三个人。因为就在我家对面，所以我时常经过那个铺子，而且常到那里买东西。当时那条路还是土路，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就在小商店的门前停下来歇脚。那些是真正的下层劳动人民，你从他们的装束就能看出来。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往柜台上一放，说：“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并拿出一些花生放在他面前，客人就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喝酒，一边跟掌柜的聊天，一副很悠闲的样子。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东拉西扯地聊个十多二十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现在是不可得而再了，现代化节奏的生活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那种人情味了。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小的时候身处北京，读书条件非常优越，只需在学校领一张卡片，到北京图书馆盖章之后就可以借书了。北图以前在北海西侧，从我家到那里只需骑十分钟的自行车，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中饭后我就骑车到北图去借书。北图的房子盖得很漂亮，环境非常优美，也很幽静，刚一进去是柏油路，自行车骑在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便发出沙沙的声音，非常动人而富有诗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神往不已。因为周末放假，心情非常轻松，到了那里一次可以借五本书，非常方便，这就是一个星期的精神食粮。多年以后我去北京图书馆借书，就只许填三张借书单了，需要等很长时间还未必借得到。抗战前的那段日子因为知识初开，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读不少书，开阔了眼界，自我感觉美好极了。后来战争爆发，那种美好的生活就中断了。
当然也有非常悲苦、穷得不得了的一面，肮脏，贫穷，落后，随处可见。东城有几条比较好的大胡同，都是些很好的房子，是大宅门，可是你再看那些穷困的居住区，比如西城、北城那些破烂不堪的大杂院。本来普通一个四合院住一家，可是他们的院子连四合都谈不上，里面住着很多家，而且大部分都没有正当职业，或者是失业的，穷困极了。他们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夏天晚上凑在一起东拉西扯，也唱一些歌，比如曹禺剧本里提到的“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这就是他们的流行歌曲。每个社会的文化总有两种，一种是上层的高雅文化，一种是民间的俗文化。乾隆时候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赵翼有一首诗，说：“李杜诗篇众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北京当时有一百万人，其实真正读过李杜诗篇的，我想大概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恐怕不会超过一万人吧。我自己当时就不读李杜诗篇，要说读过的也就《唐诗三百首》里选的那几篇，到成人以后才真正翻上一翻，那算是高雅的文化。另外一种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了，比如刚才提的那两句“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那时候北京有一百万人口，我想总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会唱。可是这种流俗文化却不会流传下来，如果不是曹禺写进他的剧本，大概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比如秦朝，秦始皇、项羽、刘邦三股力量最大，最后是刘邦取得天下，建立汉朝，所以汉朝人写历史必然都是拥护刘邦的，把另两个人都贬成反面人物，这是必然的。假如我们想象秦始皇也能一统天下三五百年，那么这三五百年写的东西就都会是拥护秦始皇、美化这位太祖高皇帝的了。历史都是由当权者写的，谁当权就写谁，谁垮台就没谁的戏了。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得打折扣，打胜利者的折扣，这一点古今如出一辙。
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所以我们所看的历史都是正史，什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官方写的，只代表高雅的上层，而不代表下层。你要是真看了下层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广大人民真是太悲惨了，又穷困，又愚昧，而且地位卑贱得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丧失了，用卢梭的话来说，根本就配不上“人”这个称号。像《红楼梦》里写的，主子一骂下人，下人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完全成为一个奴才，一点做人的尊严都不存在。在这一点上应该有一点唯物论：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比如必须自己有饭吃，才可以不受外界的压迫，如果没有饭吃，就只能低三下四，但求苟全性命。再比如文革的生活我们历史所抓“五一六”，“五一六”是什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当时抓了一大串人，个别也有不承认的，比如我们同组的杨超，他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后来自杀了，留了一份遗书，说：“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只有这一个人自杀了，其余的也有两三个人是不承认的，但是好几十人都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这简直不能想象。当然现在都平反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阴谋集团”，可是那时候他们自己都承认。“人”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以致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你一骂他，他马上就承认是自己有罪，没有一个敢据理力争，这一点使人思之不免黯然。
以前北京有一种说法，叫作“东富西贵，南贱北贫”，东城有钱的人较多，你看那些胡同就能看出来。当年的东总布胡同、无量大人胡同，现在已改叫东单几条、东四几条，那些胡同比较整齐，房子好。另外，洋人来了以后大部分都住在东城东交民巷那一带，比如洋人把王府井叫作“WilliamsonStreet”，因为是英国人威廉姆斯经营的这条街，洋人带动那片的商业、文化，像平安电影院、光陆电影院都在东城。
西城王府多，所以叫“西贵”，恭王府现在还在，还有端王府，就是后来江青修的那片房子。现在教育部的那个地方原来也是个很大的王府，叫郑王府。郑王是清初时候的“铁帽子王”，世袭罔替，永远不降级的，所以原来的郑王府非常高级，大概现在只留下一间房子，其余的都拆掉变成楼了。我家以前住在西城，是个比较小的四合院，附近王侯宅第也很多，北边的胡同叫“太安侯胡同”，再北是“武定侯胡同”。我去过太安侯地府第，但那时已经破落了，变成一个大杂院，好多人家住里边，大多是贫困户。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里边，曾带我到原来那个府的后花园去玩，还挺大的，普通人家哪会有？
南城是明朝中叶以后扩充的，原来南面就到正阳门为止，后来向南推进，又筑起了一道外城。商人多在南城，包括一些大买卖，可是中国历来重农轻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等级最贱，所以旧北京的商人最和气，对你殷勤极了。记得我有个堂兄从老家来，他说：“哎呀，北京的商人可真是会做买卖，进了商店你都不好意思不买东西。”因为我们湖南商店里的态度非常凶，你要问个东西，他就说：“你买不买？！”你不买，他就不给你拿。南城是商业区，还有饮食、娱乐这些相应的行业随在一起，还有赌场、妓院，那些更是下等人了。还有戏院和“戏子”，自古以来优娼不分，所以戏子的等级跟娼妓的等级一样，也属于“贱民”。这些人都住在南城，“南贱”指的就都是这些行业。
《儒林外史》里有一段讲到两个读书人在茶馆喝茶，看到一个商人，大概挺有钱的，儒冠儒服，一副知识分子的打扮，也坐在那里喝茶，结果被那两个人发现了，一阵好打：你也敢来冒充儒生！因为“士农工商”，知识分子高人一等，别看你现在有钱了，但商人还是低一等，不能穿“士”的衣服。有一次和云南大学的李埏先生谈天，我说：“我们文革还缺一件事，我们还没有从服色来表现人的阶级。”中国古代是这样的，什么阶级穿什么衣服非常严格，我向他开玩笑说：“文革的时候阶级分得那么严格，怎么没从服色上划分？”他说云南搞过一阵，凡是“地富反坏右”都得戴个黑箍，可是效果非常不好。比如商店里的售货员里也有“黑五类”，凡是戴康墓丝筒桓艺冶鹑耍徽掖鼽箍的售货员。戴康氖刍踉碧纫蔡乇鸷茫峁切昂煳謇唷钡囊蚕不墩宜炊闪俗钍芑队娜耍饩驮斐闪艘桓鱿喾吹男Ч院罄床皇敌辛恕Ｎ母锏氖焙蛉朔秩诺龋颐潜唤盗思叮蛉胍炖啵仓荒芨患兜娜私煌Ｊ裁唇准端凳裁椿埃闶潜蛔ㄕ模筒桓液湍切┳阏娜私惶福庖坏惚硐至宋颐巧缁岱浅Ｅê竦姆饨ǖ燃吨疲焉缁岬牟黄降壬仙紊系牡燃吨啤�
关于“北贫”，因为汉人多从南方来，很多汉人居住在南城，而北城，比如钟鼓楼那一带，从前住的都是旗人。旗人不工作，吃的是皇粮，许多人不够吃的，又游手好闲，整天提笼架鸟逛茶馆，所以尽是些穷人。小时候听到很多笑话都是嘲笑那些旗人的，比如有一则说某个人家里有一块猪油，一出门就拿它来擦擦嘴，让人看着他满嘴的油，好像家里吃的多么好油水似的，那说的都是旗人。
小时候常去一些地方看热闹，那时北京有两个大市场，一个是东安市场，比较大，也比较新，有高档次的饮食、高档次的商品，还有大戏院，比如吉祥戏院，包括梅兰芳就在那里演出。另外还有一个西安市场，在西四牌楼，离我家很近，主要是供市井下层人民消费的娱乐场所。市场里面大约有二三十家说书的茶馆，说的基本上都是三国、隋唐、岳传等等历史演义的故事，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