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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只学人家的船坚炮利，学点声光化电，用王国维的话讲，那都是些“形而下的粗迹”，不知道他们还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我们既然要开放，就不能只知道人家的机器，也应该知道人家的文化。王、梁一辈人介绍西方哲学，中国人才知道原来西方人也有西方的精神文明，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的东西是最好的，中国的仁义道德全世界第一，西方无非就是船坚炮利。一直要到他们这一辈人才逐渐了解，先进也有先进的道理，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精神文化。林琴南介绍的那些文学著作，写的都是人心和感情生活，原来西方人也有很精微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会做机器。这使中国人的世界知识更深入了一步，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
林琴南的功绩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只从翻译技术层面去评价他，实际上他不懂外文，先后找过几个人合作，其中以杭州魏易最佳，他为林讲故事，然后林就完全用自己的话来写。林琴南是桐城派，文笔不错的，虽则也闹出好多笑话。比如他在一本小说里描述，某个人生气了，就“拂袖而去”。中国古代人的衣服是宽衣博带，生气了把袖子一甩就走了，叫作“拂袖而去”。西洋人穿的是西装，袖子挺窄的，无法“拂袖”，所以就闹了笑话。不过我们不能从翻译的角度去看他，说他哪里不符合原文，哪里不符合原义，在文化转型的时期，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输入那么多东西对中国是有贡献的。再说那也不是翻译，而是别人告诉他一个故事，他用自己的笔重写。严复也是这样，不过严复比他好一点，因为严复懂英文，可是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译，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在里边，所以现在要是专门研究严复的话，得仔细对照原文，看哪些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哪些是原来的内容
另外还有两本书让我觉得开阔眼界和思路的，一本是JamesJeans（金斯）的《神秘的宇宙》。金斯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不过他写些通俗和哲学的东西，在当时是非常新的书，也被收入“开明青年丛书”。还有一本书叫作TheNatureofPhysicalWorld（《物理世界的性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译名为“物理世界真诠”，作者也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叫A。Eddington（艾丁顿）。看了这两本书，我觉得大开眼界，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懂科学，以为科学就是“铁板钉钉子”，但在他们看来，科学并没有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认识是主观形成的，物理世界不过是你思想中的构造，究竟物理世界是怎么样的，里面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们现在理解不了。书里讲了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时间，我们以为时间和空间一样，几尺几寸、几分几秒都是客观的存在，可是他说时间本身是可以伸缩的，空间也可以收缩，介绍了费氏收缩作用等等。我不懂科学，但因为作者本人是科学家，我想他们讲的或许也有道理，至少开拓了自己的思路。
可以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既受了唯物论也受了唯心论的影响，后来始终也没有排除一种杂驳的思想。我们过去对于科学认识得太朴素了，以为绝对不能动摇的，中国最早的近代科学家李善兰不就认为牛顿经典体系是“铁案如山”吗？后来我上了大学，又看到有一种观点叫作“方便的假设论”，即我们所有的科学观念都只是方便的假设，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个“方便的假设”，因为它没有证明，是个公理，你用这个最方便你就这么假设。当然别人也可以不这么假设，非欧几何就不承认两点间直线最短，也可以另外推出了一套几何学。
所以，虽然我们说科学具有客观的标准，可是这个客观的标准离不开主观，总是我们思想里所肯定的标准，而不是现成给定在那里的什么东西。就像你戴上有色眼镜看什么东西都带有那种色彩，比如戴上红眼镜，那么看什么都带点红颜色，要是戴个黑眼镜，就什么都比较暗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戴眼镜，看到的东西是否就是客观的样子呢？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有一副“眼镜”，我们就只能这么认识世界，至于别的物种是不是也认为如此，那就很难说了。比如一个蚂蚁，也许它就体会不到三维，只理解平面，把它放在篮球上，可能它对这个皮球的理解只是个平面，这就是它天生的眼镜。人也是这样，比如四维的空间我们就不会设想，当然科学家也许可以从数学上推论出四维空间，可是我们一般人只能设想是三维空间。人的思维结构就是这样给定的，我们只能这样感知，而不能是那样。所以很多大科学家的都是唯心论的，爱因斯坦相信上帝，他又补充一句说：我的这个“上帝”是斯宾诺莎式的上帝。金斯和艾丁顿的这两本书要是在解放后就得批判，可是解放前“三民主义”里边不涉及这方面问题，所以让我大开眼界，但也带来许多困惑。
当时有一本介绍唯物论思想的哲学书，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那是最流行的，很多青年都是受这本书的启发而倾向或者走向革命的。我疑心他也是从日本转手，而且看了这本书以后并不欣赏，觉得他没有讲出道理来。比如他讲事物的变化，一开头就说事物像孙悟空一样可以七十二变。事物是变的，可是能像孙悟空那样变吗？那是神话，不是哲学，比喻不能代替论证。一直到解放以后听他的讲演，我也不怎么欣赏，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武断更多于论证。
那时候的思想界也是什么都有，我记得抗战前有一本书叫《当代三大怪杰》，书皮上印着三个人的像：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就是所谓“当代三大怪杰”。因为那时候也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张学良在内，他到欧洲旅行了一次，回来以后认为中国还是要实行法西斯。我还记得我回老家入中央大学附中的那一次考试，笔试之后还有口试，口试我的是常任侠先生，后来他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工作。（当时政治部部长陈诚，那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副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黄琪翔是北伐的将领，周恩来主要依靠第三厅搞文化宣传，郭沫若是厅长，网罗了一批进步人士，所以常任侠也到第三厅工作，后来似乎曾做过周恩来的秘书。）口试的时候问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我至今都记得。
他问：“你喜欢什么？”
我说：“喜欢文学。”
“看过什么书？”
我随口说了几本文学书。
又问：“你崇拜什么人？”
崇拜其实是一种迷信，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那时候也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就说：“我不崇拜什么人。”
“崇拜墨索里尼？”
我说：“不，我不崇拜他。”
后来我觉得很奇怪，你是个进步人士，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不过这也说明，独裁政治的思想在当时确实风行一时，所以他才这样问，大概是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吧。多年以后，好友王浩和我谈起当年的口试，他说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他当时回答说：“我最崇拜我父亲。”他很得意，如此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抗战前报纸很多，在北京影响大的有《晨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后两种都是前辈报人成舍我所办。我家里订了两份报，每天放学回家都翻一翻，顶长知识的。北京图书馆里的报纸非常多，中文的、英文的、日文的，记得卢沟桥事件以后数日我看见一份日文报纸，上边印着大字的标题“华北赤化之学生非常不稳”，内容我看不懂，但至少有个印象，就是当年日本人对华北学生运动非常关心。
那时候杂志也多，像《大公报》的《国闻周报》，胡适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荟萃了周作人、丰子恺、巴金、老舍等一批当时知名大家的文章，销路很广，我几乎每期必读。其中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位叫姚颖的女作家，她的文章很俏皮，写的是“京话”，专门报道南京官场上的动向和见闻。后来有一期新年版，这些作家纷纷写新年贺词，并附有本人照片，我看到有周作人、丰子恺，丰子恺当时也就三十多岁，照片上却留着大胡子，但最让我吃惊的是姚颖——居然是一位妙龄少女！没想到她竟能如此熟悉南京的官场。后来才知道，姚颖的先生当时在南京做个不大不小的京官，是借她的名字来写官场上的事情，抗战期间在甘肃省做教育厅厅长，在一次意外中死了，姚颖自此也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还有好几种跟《论语》差不多的杂志，比如《宇宙风》，是陶亢德与林语堂合编的，邹韬奋在上海办生活书店出了很多进步的杂志，介绍左派的知识。再有就是看《世界知识》，那是左派的国际政治刊物，配有地图分析国际政治形势，在当时是我们有关世界知识的主要来源，在上海出版。另外，那时候也欣赏苏联的一切，因为苏联是一种新文化，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看后觉得美极了。当然，实际上恐怕也不就，但当时却引发我们无限的憧憬。国民党那时候也有好几个出版社，也有几家右派杂志，讲什么“伟大的领袖”之类，不过那个没有市场，销路不大。
3。天籁幻想
北京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性的一所师范大学，就在和平门，对门是师大附中、师范附小，当时就是名校，我中学上的就是师大附中。那时候中学也是全国性的，如果家庭条件较好，也是把子弟送到大城市里来上学。城市里的学生年纪比较小，个子矮，坐前面，那些从外地来的、乡间来的往往年纪比较大，坐后面。我有一个很熟的同学，从绥远（内蒙古）来的，好像比我大三岁。
其实受教育不一定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师大附中南边是琉璃厂，那是全中国书店最集中的地方，新的、旧的有几百家，中午吃了饭，几个大同学去逛书肆，我也跟在后边转，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好多中国的旧书，也有洋书、新书，新式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还有北新书局——鲁迅的书就是北新书局出的，那些书都摆在那里，琳琅满目。当然好多书我都不懂，从前听说有二十四史，没看过，到了书店，哦，那儿摆的有二十五史，还有二十六史，原来还有这么多史。元史是中国正史里边编得最差的，所以清末柯劭忞又编了一套《新元史》，凑起来是二十五史。后来清朝亡了以后就没编史了，民国初年编了一个《清史稿》，不算是正史，所以叫《清史稿》，把它算上就是二十六史。这就开阔了眼界，但让你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所以很多人接受的知识和他的思想并不单纯是在学校里上课，那些年纪大的同学每天去琉璃厂转，我也跟着在书铺里转，转来转去，知道不少东西。
有一阵我想学音乐，虽然不清楚到底学什么，但真是着迷，现在看来是太荒唐。音乐要从小学起，而且要学得很专业，我没那条件，就是看了王光祈、丰子恺的书，知道有些个名家，什么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音乐界有三“B”，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觉着这些位大音乐家了不起，就想学音乐。那时候，北京有一个中华乐社，出了一套《世界名歌选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