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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容不下女人说一不二到这般地步，男人们总是按照自大的、利己主义的方式塑造女性，女人不是妖姬，就是外表贤良、内心放浪的荡妇，双手叉腰，嘴巴里叼着一朵野玫瑰，唱着《给我一个吻》。从明清世情小说到张资平到白灵、卫慧，女人表现得比男人还想要，即便不想，也是假的，是个男人，就理应在她们渴慕的范围里。他们大概从没打算分清“不”和“嗯，不嘛”的区别。男权社会里，这两者是一个意思，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想也是想，不想也是想。
所以，强暴路易丝的男人会脱罪，而赛尔玛后来也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弄痛了我。若不是你站出来，他会严重伤害我。而他会没事的——大家都看见我们跳舞，他们会说成是我自找的，我的一生会比现在来得不堪。”抵抗是个体力的、技术的问题，即便放弃抵抗，也不等于证明前面的挣扎是另一种迎合，“不”和“嗯，不嘛”是两回事。看来，文明社会的男性生活指南里，在“不穿过紧的裤子”、“不要挤青春痘”、“多从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之外，还应该加上这样一条：“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末路狂花》一九九一年
过期的阿修罗
李仁港导演的《三国之见龙卸甲》中，赵子龙两次冲入曹营，结果完全不同。
第一次，他尚年轻，在凤鸣山，率二十个常山人，雨夜冲入万人驻扎的曹营，大获全胜。第二次，是三十二年零四个月后，同样在凤鸣山，他白发苍苍，单枪匹马冲向曹军，想来必是“只见君去不见君还”。所以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担任故事讲述人的罗平安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子龙。”王怡先生这样解说同样地点两次征战的不同下场：“为什么赵云第一次冲入曹营，可以七进七出；第二次就必死无疑呢？必然得连影片都不再给一个画蛇添足的镜头。经验主义的回答是，年老体迈；逻辑主义的回答是，身中剧毒；儒家世界观的最玄妙的回答，则是气数已尽。”
亦舒小说《阿修罗》有相近的寓意。主人公吴珉珉年轻时，几乎像是一个身怀异能的魔女，令她嫉恨的，必然遭遇劫难含恨而去，为并不以为意的她腾出一个清净的小世界；不如她意的，必然平地生变被命运打懵，让她的视野里再无一丝瑕疵；与她碰撞的，则必然遭受重创，遭她诅咒的，更是绝无善终。她刚烈，她嗜战，她气息凌厉，她所向披靡，在命运的沙场上，→文¤人·¤·书·¤·屋←从来不战而胜。然而，多年后，她晋升为主妇，新一代的少女长成了，上门来找她丈夫，傲然挑衅地说：“我叫阿修罗。”她脸上变色，脚步踉跄，修罗战场仍在，但她的气数是否还没用尽？
青春是一种异能。拥有这种异能，如同变身阿修罗，这异能使人特别地震慑他人，使人总能翻身——因为有的是时间，也总能得到帮助，赢得期待，获得原谅与纵容。这异能甚至有累积和叠加效应，已经有了，还会引来更多，渐渐制造出一个强大的磁场，所到之处，死伤无数。破坏这个磁场，令这种异能消失，只有一个办法，静待时间流过。时间过去了，青春没了，磁场弱了，异能不见了。阿修罗的黄金圣衣，不过是年轻，熠熠生辉的小宇宙，不过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映在玻璃窗上的光（《走近科学》有一期，山村小屋窗户上的神秘光晕，原来不过是远处光芒的映射）。所谓异能，所谓气数，都能得到《走近科学》式平易近人的解释——不过是青春。
这解答了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伊能静在“牵手门”后为何不能获得原谅，因为阿修罗也有期限，她已过任期，却依旧手执阿修罗的权杖行事——青春也是一种权重。我也明白了我的朋友包子为何一蹶不振，从前他开店就能迅速成为大户，跑广告就能拉来巨额业务，中秋节在商场下摆摊卖月饼也能赚上三千块，而现在他是努力戒酒的中年人，喃喃地说：“钱真的很难赚，房子真是很贵。”最近他总算得到一笔投资，供他拍摄一部小电影，我很想告诉重新开始酗酒并无休止推迟拍摄日期的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冲下凤鸣山的机会。
谁不曾是一个唇红齿白、剑眉星目、所向披靡的阿修罗？但紧跟阿修罗的气场总会散去，异能总会消失，一切不动如山的也都会动摇。
阿修罗卸甲于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与谁同笑
纪伯伦说：“你可能会忘记和你一起笑的人，但却不会忘记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但我的感受是，要找到能够一同哭的人，倒也不太难，而想要找到能够一同笑的人，却十分艰难。因为，笑有时候是稍高的智慧反应，特别是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起笑，是对身边人的智慧和朋友间默契度非常严格的考验。所以，和我一同为电影电视笑过的人，我反而都记着。
笑比哭要难。和菜头就曾说过，在看《那一晚，谁来说相声》DVD的时候，“台湾观众的素质之高给我很严重的冲击。相声里有一段说到父亲要打包行李回大陆，这时候滚落出了两个橘子，父亲急忙去捡起来。演员在台上说：‘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台下立即笑成一片，因为这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里的句子。演员这么说不恐怖，导演那么编不恐怖，而从演员念白到观众大笑之间时间间隔之短，让人感觉非常恐怖。我们除了讲黄色笑话的时候，很难有那么高领悟力的观众。”
用这样的领悟力标准要求家人就更行不通了。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六口人，只有我喜欢看《武林外传》。我霸占了电视，逐台转换追看的时候，别人看不懂，都陆续走掉，只有我父亲默默地陪着我看，不出声，也不笑。我忽然想到，他是老了，才对我有这样的容忍，又怕我难堪，宁肯忍着陪我看，我一下子就非常难过起来。我倒宁愿他还像我少年时候一样，气势汹汹地把台换掉，然而他没有，所以我也笑不出来了，赶紧换个有《狼毒花》的频道。《我爱我家》要比《武林外传》通俗些，生活气息也更浓郁，是不是好点呢？也不一定，我大姨提起《我爱我家》就非常愤怒：“这家人闲话咋那么多！还吃得那么好，每顿饭都好几个菜！”她多年前就从纺织厂下岗，又生了重病，她大概永远都笑不出来了。笑比哭需要更多的生活情境支撑。
用这样的领悟力水准要求朋友，也非常苛刻，笑与不笑间，为谁笑之间，一下就分出两个世界。同样是为小女孩舞蹈的场面发笑，看《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娜塔莉·波特曼唱《Happy Birthday to you》时懂得发笑的和看《阳光小美人》最后那段小女孩模仿艳舞时发笑的，就不是同一群人，因为前者用典而后者没有。同样是在看动画片时发笑，看《功夫熊猫》能笑的，和看《机器人瓦力》时会笑的，因梦工厂作品而笑的和看皮克斯作品而笑的，都不是一群人。在全场观众都没笑的时候先笑的，和0。01秒后才懂得笑的，也不是一路人。看似不过相差0。01秒，其智力、生活阅历、读书观影层次的差别，距离至少有0。01……光年。
更考验人的是在中国式大片里找到笑点，因为中式大片的初衷并非搞笑，其笑点需要培育和挖掘，其难度不亚于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在中式大片放映现场，能和你一起笑的人，真可以引为开辟鸿蒙天地苍茫间的第一个知己。
阉人的起义
常有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有时候是熟人，有时候是偶然结识的陌生人。我很是得意，认为原因在于我温厚善良、乐于倾听，并能保守秘密。而且，我兴奋地揣测，他们一定认为，以我的经历和修为，也一定能懂他们的秘密——秘密也要讲给能够听懂的人。直到我看到电影《丑闻笔记》。
电影由朱迪·丹奇和凯特·布兰切特主演。女主人公之一，希芭，四十岁，在中学任教，和十五岁的男学生康纳利产生不伦之恋。她放心地把自己的故事——包括每次亲热的细节，讲给她的朋友，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芭芭拉。后者不但仔细倾听，而且详细地记在日记里，最后还把这丑闻扩散了出去，令希芭身败名裂，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随后我找到卓伊·海勒的原著来读（《丑闻笔记》的小说曾在2003年入围英国小说的最高奖——布克奖决选名单），其中有一段，阐述芭芭拉对于“秘密的聆听者”这一身份的认识。她认为，一个人经常性地成为别人倾诉秘密的对象，其实是因为被当做无害的和无能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阉人”，缺乏作恶的能力，行动缺乏影响力。而芭芭拉之所以公开希芭的秘密，一部分出于她对希芭非同寻常的情谊，另一部分，大概就出于这种被当做“阉人”的恼怒吧。她务必要希芭瞧瞧她的厉害，要对方看清楚，她也并非是被生活彻底去了势的。
被人当做无害的，大概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无害常常是无能的同义词。《色，戒》中的王佳芝，大概就是这么恼了的，被同伴当做清白素净、可以随意摆弄的小白兔，被放心地放置在秘密的最核心。她大概开始并不以为耻，渐渐才悟出这里面的一种恶毒。还有社会新闻里看到的故事，匪徒绑架了人质进行勒索，因为态度较为和蔼，有问有答，被机敏的人质当做了策反的对象，彻夜长谈，循循善诱，但就在最紧要的关头，在匪首的提醒下，他突然翻脸了，甚至成为最终撕票最积极的那个人。因为，人质的认定和选择，等于是在扇他的耳光，分明在控诉他的不专业。在必须要作恶的时刻，被认为是较为善良的、无害的或者危害较轻的，大概也是一种侮辱。钱钟书也曾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被当做忠厚老实人的，偶然也会厌倦这种认知上的惯性，务必要小小地破坏一下这惯性的节奏，于不期然之间刺人一下，算是“心理上的阉人”的一种起义。
由此我也突然明白了我新结识的朋友的作为。从前他是街巷里的流氓，终于成了富豪，洗白了身家的同时，也洗白了脾性。但他照旧刻意地、定期地做些坏事，间或召集人马露个面扬个威，随后又费劲地挨个为手下善后。因为，无害常被和无能联系在一起，必须要以作恶的方式，宣布一下自己的存在。
《丑闻笔记》二零零六年
和你在一起
美国电影《客栈》里，出现了日本导演三池崇史，他戴着墨镜，客串一个付费杀人者，前后露面不到一分钟，英语非常蹩脚。
三池崇史怎么会出现在伊莱·罗斯的电影里呢？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伊莱·罗斯从小就立志拍电影，很小就开始拍摄短片，然后他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电影公司打零工。2002年，他三十岁的时候，拍出了《尸骨无存》，由此得到昆汀·塔伦蒂诺的赏识，他构思出《客栈》的故事后，得到了昆汀·塔伦蒂诺的支持，昆汀还热心地担任了制片人。《客栈》开拍后，因为伊莱·罗斯很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