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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可遇不可求。情势却能够由自己来创造，只要造得出来，英雄不怕出身低，照样可以大声说话，展示威力。
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治水的方式，以疏导为主，防堵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中国人因而明白威武不能屈的道理，越防堵越要设法加以突破。和中国人相处，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顺性而为，顺着中国民族性和中国人打交道，自然省力而有效。
水流不断，象征生生不已。中国人对传宗接代，延续生命，大多十分在意。子随父姓，成为父子血脉相连的外在标记，而有子继承父业，则是人生价值的指标。
水似柔却刚，中国人喜欢内刚外柔，内方外圆，心中有原则，而且十分坚定，表现出来的，却是相当随和，好像怎么样都可以。中华民族看似软弱，有时还带点懦弱怕事的味道，但是几经外侮，却能够显现坚强无比的不可征服性。我们敬天、事天、顺天，有时候也会大骂老天爷不长眼睛。
黄河性情暴虐，却也有平静的时候。由于泥沙淤积，水流缓慢，呈现凝重细腻的本色，祥和宽大的气氛。中国人爱好平静的黄河，害怕它暴虐的一面，因此特别重视和平的可贵，一切以和为贵。平时温柔敦厚，能忍则忍，同时择善固执，以和平为不易的理想。只有在忍无可忍的特殊时期，才会雄健刚烈，勇不可敌。
众多支流的黄河，看起来各有不同的特性。但是最后一起流入渤海，形成合于一的局面。分争合流，也是中国人的习性之一。大圈圈之内有小圈，小圈圈之中，还有小圈圈。组织内部，派系之争不断，一旦遭遇外敌，却能够摒弃派系的利益和争论，一致对外，既斗争又联合，一点儿也不矛盾。
中国人彼此骂来骂去，但是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打听中国人聚集在哪里，大家又凑在一起。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黄河的流动和盈缩，可以看出端倪。山性使人塞，山区人的向心力是闭塞的，排外的。水性使人通，明白水性的人，向心力是通达的、开放的。人在曹营，照样可以心在汉，从这一种观点来看中国人，就不致误解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归属感了。
我们有依附感而缺乏归属感，说起来对世界大同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中国人这么多、疆域这么大、资源这么丰富、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高明，加上归属感这么坚实，请问其他的民族，怎么和中国人竞争呢？
中国式管理，讲起来就是水的管理。和美国式管理偏向火的管理颇为不同。我们主张以柔克刚，先礼后兵，继旧开新，生生不息，无一不和水有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孕育出中华民族，也形成了中国式管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中国式管理是否有效，要看我们如何合理运用。用得合理，自然效果良好。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二节 跳出二分法的陷阱（1）
现代人的思维法则，受到西方的影响，喜欢采用“二分法”。把一件事物加以分析，“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再从中选择其一，作为答案。看起来清楚、明确，好像是非十分明白，而且简单明了。例如唯心、唯物的争论，便是将本体分析再分析，结果产生“唯心”和“唯物”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哲学家如果从二中选一，那么不是唯心论者，便成为唯物论者。西方的管理，沿用这种思维法则，把人“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将管理的气氛划“分”为人治和法治。
中国人的思维法则，本来不应该如此。由于太极的启示，中国人擅长在“一分为二”的分析之后，“把二看成三”，在相对的两端，找出中间的灰色带，也就是二“合”为一地把两个极端的概念统合起来，形成第三个概念。
例如唯心、唯物是两个极端的概念，中国人看出两个之外的第三个概念，叫做“心物合一”，因而统合了唯心和唯物，成为心物合一论。
中国式管理，承袭太极思维法则，把人看成三种。老板是管理者，员工是被管理者，而介乎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干部，则一方面是管理者，一方面也是被管理者。至于管理的气氛，中国式管理不主张在人治和法治之中选择一种，却十分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说起来实施法治，运作时却有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
二分法是必要的罪恶，长久以来，成为西方学术界常用的借口。西方人重“分”，喜欢用分析法，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样一直分析下去，弄得支离破碎。专业化的结果，很难找到整体化的解决方案，正应着庄子当年所说：“天下的人多各执一察以自耀。”一察就是一端，看到一个部位，便要以偏概全。好像耳、目、鼻、口一般，各具相当功能，却无法互相通用。
中国人原本的想法，既然二分法是一种罪恶，为什么不设法避免？一分为二之后，当然可以二合为一。中国人不反对分析法，只是在分析以后，必须加以综合。中国人重“合”，以综合法来统合经过分析的东西，称为“全方位的观点”。
中国式管理，同样讲求全方位。庄子说：“万事有所分，必有所成；有所成之后，也就必有所毁。一切事物，若是从通体来看，既没有完成，也没有毁坏，都复归于一个整体。”
把二看成三，便是分析成为二之后，不要二中选一，因为“二选一”的结果，往往趋于极端。梁漱溟指出：“把一个道理认成天经地义，像孔子那无可无不可的话不敢出口。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他认为“事实像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主张，即是把“可”与“不可”这两个极端的概念，看成三个。把二看成三，才看出一个“无可无不可”。
依西方二分法的标准，无可无不可根本就是是非不明，不敢负责，不愿意明说的表现。受其影响，现代中国人不了解“无可无不可”，竟然也跟着鄙视起来。
中国式管理依据无可无不可的原则，凡是两个概念，都能够看出三个，无形中又多了一种选择，所以弹性更大，包容性更强，其实就是“合”的效果。
例如西方劳资对立，员工是劳方，资本家是资方，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很难达成协议，更不容易建立共识。各说各话，划“分”出不同的立场，然后讨价还价，才勉强和解，但是其中的问题，仍然存在。
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在劳资之外，看出一种“介”方，也就是媒介的意思。平时老板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尽量采取间接方式，透过干部的承转，养成习惯之后，一旦劳资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也会透过干部，让老板拥有回旋的余地，比较容易化解问题。不像现在这样西方化，劳方遇有问题，都要与老板面对面直接沟通，弄得老板不像老板，失去应有的尊严，干脆一气之下，关门不当老板，结果还是员工更加倒霉。
有问题必须解决，乃是西方式的管理心态。西方一分为二，问题只有“解决”和“不解决”两种选择。于是解决的视为负责、尽职、有担当；而不解决的即视为不负责、不尽职、缺乏担当。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知道不解决不行，问题一直持续下去，终究
有一天会恶化，以至无法解决，或者更加花费成本。但是解决也不行，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势必引起其他的问题，甚至爆发更多、更麻烦的问题，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岂不悔恨已晚？
在解决和不解决之道中，有一条“合”的途径，称为“化解”。中国人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是在无形中既“解决问题”，又避免后遗症，或者把它减到最少的地步。“化”的功夫了得，是中国人的太极功法，看起来没有什么动作，实际上把所有问题都化解掉，化到好像没有问题要解决，这才是把二看成三的实力。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二节 跳出二分法的陷阱（2）
二分法与三分法之争
西方人一直拿“二分法”没有办法，摆脱不掉二分法的陷阱，不得已把它称为“必要的罪恶”。
中国人讲阴阳，很简单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轻易地破除了二分法的思考障碍。阴阳并不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的不同变化。阴可以变阳，阳也能够变阴，一切无非是阴阳消长的结果。由于阴阳消长的动态表现，使得宇宙万象，时刻都在变易，也助长了中国人脑海中“不一定”的观点。“不一定”如果和“一定”相对待，那就是二分法的思考，因此中国人的“不一定”，实际上包含了“一定”在内，而一定的时候，也会有不一定的可能性，可见中国人的不一定，其性质也相当不一定。
有一位老板，很热心地自己开车送笔者回新竹。那一天我们在车上谈了很多问题，快到新竹的时候，他问：“究竟是运气重要，还是努力要紧？”
笔者回答：“当然运气要紧。”
他非常高兴，接着说：“果然如此，运气好的时候，好像挡都挡不住；运气不好时，再努力也没有用。”
笔者又说：“但是，不努力怎么证明运气好不好？所以还是努力比较重要。”
他刚开始愣了一下，很快就笑了起来：“对！对！努力和运气两样都重要，不努力不知道运气好不好，运气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中国人的易经素养，毕竟随时可以突破二分法的困惑。
当前社会上的万般乱象，说穿了不过是“二分法”同易经的“三分法”之争。
“二分法”的主张，是非必须明确，一切都要透明化，大家把话说清楚，并且把这些作风，
当做是现代化的指标，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谈现代化。
“三分法”则认为“真理往往不在二者之一”，是非当然要明确，但是人不是神仙，怎么能够分辨得十分正确，一切是非，不过是自圆其说，常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阵子的是，很快就会变成非，怎么可以草率地论定呢？何况“真理在二者之中”，是非中间有一大片灰色地带，既非是也非非，
既有是，也有非，难道可以轻易地忽略掉吗？
是非难明，并不表示是非不明。在是非尚未明确化之前，又怎么能够不顾一切地透明化呢？大家就算有心把话说清楚，也得顾及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言语的局限性，根本就说不清楚，又该怎么办？
其实，现代化的西方，也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他们正努力地提倡后现代主义，希望以三分法来代替僵化的二分法。可惜许多人不知道后现代主义接近易经的三分法，否则也就不会花费那么多心力，来做无谓的抗争了。
二分法毕竟比较简单易学，而且条理分明、结果十分明确，符合大多数不喜欢动脑筋或者不会动脑筋的人，所以拥护者不在少数。
三分法不但复杂难懂，而且采取圆周式思考法，结果又不明确，怪很多人大伤脑筋。不是不喜欢它，便是错用了它，无论过与不及，都会导致不正确的结果。
过去大家比较客气，不敢自我膨胀，也不敢过分武断，虽然也是二分法和三分法明争暗斗的局面，却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无事。现代自由民主，大家有话就要大声说出来，不但自我膨胀，而且十分武断，二分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