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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为功令所缚束乎？今学部之条例仿之科举而更甚矣，为教育前途计，实不可不大加减削者也。类此事实，势不能一一枚举。今者新官制将颁行，新内阁将成立，减政之方针，当于此时握定。立法于简，其后可繁，立法于繁，后虽减之，而款已糜，弊已甚矣。
今更持减政主义以论将来之官制。旧日之六部，今增为十二部矣。就行政之统系观之，则吏部可裁，归其一部分之事务于内阁；礼部可裁，归其一部分之事务于内务府，已为世论所公认。其他各部，以他国之繁复政治之形式比较之，似乎不可减少；然国家政治，在精神而不在形式，况宪政初行之日，形式何必求备乎？日本之持减政主义者，主张废止文部省，农商务省，警视厅及枢密院（参考日本《中央公论》二十二卷一号增田氏论文），我中国今日，亦可酌采其说。凡属内务行政，殆可合为一部；或将交通行政，分设一部，而其余之教育行政、农工商行政，不必另设专部。盖教育实业等事，全赖社会之自谋，国家仅任提倡检查之责，其直接自办之事本少也。如是，则国家行政，但分外交为一部，分军事为一部或二部，分财政为一部，分司法为一部，分内务为一部或二部，至藩属事务，今尚不得不设专部。以是计之，则设六部或八部足矣。其他中央官厅，除审计院、行政裁判所、大理院以外（内务府不在政治范围以内故不列入），一切皆可裁撤。至地方管制，各省设一行政官厅，置长官一人，分设数科，其下设厅。州县一级，置行政官一人，书记二人，足矣（除司法官外），一切司道府及同通佐杂，皆可裁撤。兵在精而不在多，官吏亦然。今日之政治所以纷烦纠杂者，就因官吏太多，彼此以文牍往还，以消日力，所谓“纸张天下”是也。此等事务，皆在官与官之间，与吾民无与。吾民之所须于国家者，除对外而求其扞卫国境，对内而求其缉除暴乱，此外则讼狱之事，不可不仰官厅裁判，赋税之款，不可不向官厅输纳而已，所谓刑名钱榖而已矣。吾望吾政府编订官制之时，勿仅存官多治事之见，而当虑及官多生事之害也。
总之减政主义者，各国社会上之新倾向也，我国政治上之旧经验也，实行宪政之前提也，救济财政之良法也。我邦人君子，勿以此反对新政者之常谈，则幸甚矣。
（《东方杂志》8卷1号，1911年3月）
后记 有理想的人海阔天空
2009年5月，应朋友之邀，我在台湾有一段短暂的旅行，沿途所见所闻，感慨良多。台湾东海岸的海阔天空，随处可见的出售土地的招牌，因政治宽松而呈现的“诙谐社会”，各地候选人为竞选打出的信心满满的政治广告，民间社会的蓬勃发展，以及未被狂热革命人为割裂的文化传统等等都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访台期间，我特意去台北胡适纪念馆与胡适公园走了走，算是了却了平生一桩夙愿。
回到家里，桌上堆着出版社刚寄到的厚厚一摞书稿，等着我校对打磨。这是我归国几年间写的一些长文，经过几个月的重新梳理，渐渐有了本书的雏形。许是由于自己的懒惰或者其他原因，从整理完初稿到找到合适出版社出版，近两年时间过去。这难免让人有点沮丧。好在书稿的主人并不视此为挫折。书稿和人世间许多东西一样，放一放、沉一沉未必全是坏事。重要的是，在计划搁置期间你能继续自己的思考，而等待出版的这段日子也是你不断丰富自己的机会与过程。
几年前，在写《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一文时，我便试图顺着自己的思路写一本书。回想新中国六十年沉浮、两个三十年的消长，其成败得失莫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最初配套的英文书名本想用“Chinese Society since 1978”（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思考再三，最后还是决定起用“China's New Revolution”。在我看来，“中国的新革命”似乎更紧贴当下中国的变迁与发展。而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社会一点一滴收复本当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与个人的边界，也是中国当下最真实、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积、历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与拓展……恰恰是这场“新革命”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几乎陷于绝地的新中国在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中开始脱胎换骨，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由此应运而生。
论及“revolution”，讳多人立即想到以及所能想到的只有以武力推翻原有政权的行为。这种印象或者观念多少有些狭隘。《易经》里早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它表明古代中国人似乎更侧重从天命之变革来看“改朝换代”，而非暴力手段之运用。商务版《现代汉语词典》里的“革命”一词，并非只有被压迫阶级以暴力夺取政权的第一义，它同样有关乎“根本改革”的第三义，如“思想革命”“技术革命”等等。而在《牛津英语字典：历史原则新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f History Principles）里，关于“revolution”的解释则不下十种，其开宗明义第一义即为天体运行；第二义则是人心中对某一考虑或者反应的大转变；至于“武力推翻原政府”则位居第七义，而且从历史上看，那也是发生在十七世纪以后的事情。
“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这是我关于这个时代的判断。事实上，在上世纪初，中国人是在努力争取收获一个“流汗的世纪”的。这方面，尤其体现于二三十年代各地掀起的“救活农村”、拯救农民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与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农村的衰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语）的精神，不畏艰苦投身于这场“先知先觉”的运动。诸如阎锡山的“用民政治”（启民德、长民智、立民财）以及改革村制的设想：晏阳初以“第五大自由”（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为旗，推动平民教育；梁漱溟重建“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儒家理想以及着眼“中国有阶级斗争之力量，而无阶级斗争之目标”的乡村建设，等等，无一不是“流汗之革命”。梁漱溟亦坦承：“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只可惜造化弄人，这一切蓬蓬勃勃的景象，因为日寇入侵带来的血流成河无情中断，而梁漱溟在邹平建起的乡学村学，也被本地暴民焚为灰烬。一切又恢复到过去的模样，仿佛什么也未发生过。
虽然中国社会的自发成长屡遭挫折，但是历史并不会就此滞步不前。毫无疑问，就社会的自我演进而言，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根本性的改变。而且，从整体上说每个人都受益于这场由封闭而开放的大转变。2005年第二届“超女”大赛的决赛当晚，我以“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为题给《南方都市报》与《新京报》撰写社论，同样是基于这一考虑。在我看来，“超女”之热闹非凡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应有的千姿百态，而张靓颖等一夜成名的歌手亦不过是通过自己努力终获成功的邻家女孩。
回想自己近些年来的成长，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西洋，终于又回到中国，行行走走，冷暖自知，不也是无数邻家男孩中的一个？如果取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不也是得益于这场转变？因为可以参与式见证这个时代的变革，生于七十年代的人是尤其幸运的。在我五六岁开始有记忆时，作为“中国的新革命”的重新发现社会之旅则刚刚开始。
发现社会之旅同时是发现个人之旅，从墨子到胡适，从杜亚泉到董时进，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美好的人与物值得追忆，不可胜数。本书所谓“重新发现社会”，归根到底是发现个体的价值、创造的价值。
在一次留学高峰论坛上，有媒体问我在巴黎最浪漫的事是什么，我说最浪漫莫过于我住在十六区，距塞纳河只有五米之遥，每天清晨坐RER从艾菲尔铁塔下穿过，赶到索邦大学图书馆看书，倦了就到院内广场的雨果像下静坐，喂鸽子，聊天，看人来人往，看漫天流云舒卷……此地此时，感觉平生所有的苦都烟消云散了。
据说，维克多·雨果在很小的时候十分崇拜夏多布里昂。他曾经用自己的一生发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若干年后，雨果的成就只在夏多布里昂之上。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也有许多引以为荣的榜样，从雨果、罗兰到胡适，从波普尔、茨威格到弗里德曼……然而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对历史、对人生有了些见识，我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要么成为熊培云，要么一无所成。”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最有希望的事情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部史诗，区别只在于有的人坚持写完，有的人过早放弃。
有理想的人海阔天空。读书、写作、旅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心有所想并身体力行，做点力所能及且自认为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这样的人生是无比美好的。
在本书付梓之际，培云要特别感谢挚友L多年来的鼓励与欣赏，正是其热情的支持使本书柳暗花明，得以出版；感谢瓦当兄与梁毅兄为编辑本书所做的细致工作，精益求精；感谢南开大学尤其文学院诸位师友及学生们的无私帮助与宽容；感谢南方报业、新京报社及中央电视台、阳光卫视等媒体朋友一如既往的提点与支持；此外，作为时代同路人，尤其要感谢为本书作者带来思想与行动启迪的茅于轼、秦晖、王学泰、陈志武、丁学良、李炜光、吴思、陈婉莹、钱钢、熊聚明、邱立本、程抱一、陈彦、于硕、Pierre Musso、Gil Delannoi、许医农、梁晓燕、信力建等优秀学人与社会贤达。因篇幅所限，恕难一一列举。
此外，尤为感谢刚刚逝去的唐德刚先生，他关于转型期中国穿越“历史三峡”的预言为我打开视界。感谢粱文道兄为本书作点睛之序，他的文字为本书增色不少。每次相聚虽然短暂，但在这个常识依旧匮乏的年代，梁兄之文与道、之演讲让培云望尘莫及。
“世间风物论自由，喜一生我有，共四海丰收。”这是我的邮箱签名。我的一生料定与四海有缘，等完成手边正在进行的另一部关于中国乡村的书稿，则开始下一次漫长的旅行。无论在纸上，还是在路上，培云总是满心期待与有缘的朋友又一次相逢。
200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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