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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平等的原则在1789年已经被法国的“公民们”接受，然而事实上，包括卢梭本人在内，没有哪位启蒙思想家赞同一人一票。显然，此时的权利更多是面向经济意义上的有产者，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专事普选史研究的法国着名学者罗桑瓦龙在《公民的加冕礼》里写到：此时的社会更像个大企业，积极公民就是社会大企业的股东，他们具有投票权，而消极公民则是那些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的人。
大革命前后占法国人口1/12的家仆是没有选举权的。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没有主见，而且，既然主人已经去投票了，他们的投票就只能是重复票，仿佛他们是不知权利与思想为何物的“鹦鹉公民”。当然，有一点似乎是“公平”的，既然没有选举权，他们也不必纳税。梭罗因为抗税而引起的那些麻烦事倒也免了。
此外，“流放家中”的妇女同样没有选举权。甚至像卢梭这样自称被人类抛弃了的平等派，依旧认为妇女不过是“有缺陷的男人”，解放妇女只会使妇女堕落。
如罗桑瓦龙所指出，此时“就妇女的地位本身而言，在人类学上没有完成；就家庭的认识而言，在社会学上没有完成”。在这个“情欲放纵悖论也放纵”的世界，一方面男人们热烈地追求女人的爱戴，并自称是爱女人的，另一方面却又让她们手无寸权。直到1801年，法国甚至还出现了禁止妇女读书的法案。“理性希望每种性别各在其位……理性希望妇女保持礼仪方面的优势，不要向往政治方面的优势。”
英国也不例外。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平等派”战士为了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甘愿牢底坐穿，然而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平等逻辑仍只是对少数人才有效。一则来自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资料表明，平等派运动结束近两百年后的1831年，英国20岁以上投票人数的比例仍只占到了总人口数的4。4％，直到1931年，这个比例才扩大到了97％。从平等派起义到97％的投票率，英国足足花了三百年时间。
眼镜蛇与鸽子为什么实行民主？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经历无数历史的磨难之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许多理由。比如，民主可以避免暴政，可以保障国民基本权利、普遍自由、独立思想，可以让人性在宽阔舒展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可以让社会在政治平等的条件下走向和平与繁荣等等。不民主的恶果同样显而易见。在极端的年代，“意识形态屠杀”和“种族屠杀”一起将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极致，使人类文明濒临破产。
从1789年美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到今天全世界60％以上的国家实现民主化，民主的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世界上不乏民主国家，同样不乏“冒牌民主”国家。
遥想萨达姆先生当年手握枪杆、威风凛凛，甚至要为美国穷人捐款时，伊拉克是何等的民主与团结！伊拉克民众不但可以参加选举，而且还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万众一心地投独裁者的赞成票。全票当选？！真可谓“给民主一个机会，还领袖一个奇迹”！然而，谁都知道，此时的投票不过是枪杆子指挥笔杆子交朝廷作业。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军压境时，这位全民拥护的总统先生，竟无人救驾，甚至忠心耿耿的共和国卫队也都用脚投票——跑光了。
对于这种冒牌民主国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这样评价：“一只眼镜蛇不会因为它的主人说它是鸽子它就成了鸽子。无论一个国家的领袖们和宣传家们说得多么动听，只有当它具备了民主所必需的全部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才有资格被称为民主国家。”
【宪政，一场“蝴蝶梦”？】
没有民主的推动，就不会有真正的宪政；没有宪政的坚守，也不会有可持续的民主。今天我们不难理解民主与宪政之间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宪政约束但不反对民主，它巩固和加强民主体制。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卢梭、潘恩和杰斐逊在内的时代风云人物都认为民主与宪政水火不容——因为宪政强调现在对过去的某个静止状态的遵循，而民主则更多是着眼于未来，关系到变化与进步，具有一个动态的视角。
反对宪政的民主主义者认为宪政是死人设计出来的，而民主却是活人参与的。如果人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却要服从宪政的条条框框，那么就无异于做了一场“蝴蝶梦”，让活人接受死人的管束，让死人折磨活人。正因为此，宪政被视为死人统治活人的工具。主张“每一代人都要来一场新的革命”的杰斐逊相信宪政是反民主的——“地球是活人的天下，不是死人的天下。”言下之意，接受宪政就意味着今人坐古人的牢。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反民主的宪政主义者则相信民主是一种“暴民的统治”，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无政府主义。由此出发，宪政主义者的理想是打造一个公正有序的政府。
然而，这种对立并非不可救药。历史的风云际会使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识：民主将受到宪政保护并使后者有尊严地运转。显而易见，有的转型国家之所以像微软推出Windows新版本一样马不停蹄地修宪，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在宪法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吸纳民意，并获得一个实用的、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文本。
在民主与宪政的理论融合方面，佛罗伦萨政治学家布隆代尔曾有深刻挖掘。在他看来，宪政与民主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对人类两种天性的防范与弘扬。宪政所面对的是人性悲观的一面、恶的一面，宪政的目的就是通过制度建设约束人类。相反，民主所面对的则是人性乐观的一面、善的一面，民主主义者相信通过民主参与人类将拥有美好未来。他们相信，这个美好未来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今天，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最大的悲哀或许就是，我们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结果少数人成为暴君。
简而言之，民主与宪政并非一对天然矛盾，它们为人性的善恶而设，其目的就在于“阻恶扬善”。前者，人们通常以为，宪政的目的在于限制公权、保障民权。理解这一点并不难。但是宪政的作用并不止于此，因为它不仅要限制公权，同时也要为民主设一个底线，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殊途同归的是，无论是限制“唯一政府”还是限制“多数民众”，无论是立足宪政还是民主，一切目的莫不都是为了保卫具体的个人，使其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免受来自政府与社会的侵害。
【民主社会主义】
今天的中国，如何重新评价民主社会主义？推崇者认为中国过去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唯我独革”“唯我独社”“唯我独马”的僵化思维，不能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吸纳世界，其结果是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窄。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撰文指出，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中国制度不能够阻止把50万人打成“右派”，不能阻止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疯狂，当“文化大革命”废止中国宪法，停止议会活动时，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在哪？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有条共同的民主底线，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比较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中国曾经取经的“新加坡模式”也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新加坡前副总理拉贾拉南总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新加坡本土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更像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即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方法来分配财富。
反对派则将民主社会主义的矛头直接指向前苏联的“破产”。他们认为短短六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争论归争论，不能忽略的是，无论实行怎样一种制度，国家必须捍卫民主与自由等价值。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不会因为左派和右派的互相攻击和拆台而分崩离析，便是因为有一个共同底线。以人类进步与幸福的名义，应该说，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都有一个共同底线。如秦晖先生所说，共同底线是个不可妥协的领域，简言之就是“权界要划清”“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权责要对应”。显而易见，在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泛滥时是没有这种“共同底线”的，因为它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自由。
在此，不必去纠缠什么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共同底线的坚守保证已经获得的幸福不再流失。
【好东西？坏东西？】
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相关争论由来已久。从民主在雅典生根发芽，到罗马共和国的建立，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民主历程不可不谓艰难困苦。有史料记载，斯巴达的民主其实比雅典还要早一百年，只不过中途夭折，从此以专制的面目跳上历史的擂台。
二十世纪，民主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被专制政权取代的例子不下70起。直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伴随着苏联解体与柏林墙的倒掉，这一局面方有所改观。在民主浪潮“第三波”（亨廷顿语）的席卷之下，某些地区非民主国家变成了被民主国家包围的“飞地”。
如罗伯特·达尔所说：“所有对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烟消云散，蜕变成稀奇古怪的残存物；要么退出原来的领域，龟缩进它们最后的堡垒中去。”二十世纪，不仅让建立在排他性参政权之上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世袭的贵族制、寡头制在人们眼里丧失其合法性，同样让那些披着进步马甲的反民主体制消失在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废墟里。
民主是人类创造的、用于改善自己命运的工具，所以并非全能。如有学者指出，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自由市场及“意识形态的终结”，更不可能导致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然而，民主政权有着良好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考虑产油国，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几乎所有最贫穷的国家，除了印度及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是非民主国家。民主不是万能药，但却是其他灵丹妙药的先决条件。
无论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首先是个为人所用的“东西”。今天，历史翻过极权的一页，从价值理性上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从工具理性上说，认识到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坏东西”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毕竟希特勒是通过竞选握住了第三帝国的权柄。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人们不惜冒险犯难，坚守民主的价值；同样，认识到民主可能衍生出“坏东西”，民主才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
民主进步史，就像飞机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