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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尤其是昨天！当他们参观凯旋门的时候，他笑着对俄国人说：“无论来过多少次，巴黎总是教人不可思议，不是吗？”
作为巴黎人，他深信这句话完全正确，完全得体，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他无疑会对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中国人、埃及人、婆罗洲人也这么说。可是只有几个俄国人露出了礼节性的微笑，一个特别高大的胖子轻轻冷笑了一声：“的确不可思议。莫斯科可没有这样的凯旋门，不过希特勒也没能把坦克大摇大摆开进红场。”（注：1940年巴黎被占领时，德军曾经从凯旋门穿过）。雅克后来才知道这人是个作家，曾经在战壕里写了好几大部头的多卷本小说。
在所有的苏联代表中，最为沉默寡言的就是现在车上这位著名的作曲家。他四十多岁，消瘦，虽然没有病容，脸色却比一般人苍白，举止里有一种略带羞涩的紧张，有时甚至显得笨拙。他似乎没有任何正式头衔，但是无论在同行者还是接待方看来，安德烈•；科萨柯夫无疑是代表团最有分量的名字。
名震世界的《第六交响乐》发表之时，雅克还是个6、7岁的孩子。他记得深夜母亲抱着他，从美国电台的自由法国之声里，这段音乐有段时间里老是反复播送——“宝贝儿，他们撒谎的日子快到头儿了，他们在俄国吃败仗了！”——于是雅克对战争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那些模糊而兴奋的旋律片段。
雅克本来很想和科萨柯夫提提这些往事，说不定可以打破作曲家的沉默，不过，昨天碰过作家的钉子以后，他决定小心为上，何况，今天他们的目的地又那样不同寻常。文化协会伟大的先知，一向和蔼的马尔罗特别关照了这件事，要保证一路上科萨柯夫受到最安全周到的照顾。
早归的知更鸟在林荫公路上单调而快乐地歌唱着。混杂着各种花香的风，自言自语爬过树梢，向巴黎的方向匆匆赶去。阳光在教堂闪亮的尖顶上跳跃，远远地，雅克高兴地认出了旅途终点的标志，他回过头，想提醒科萨柯夫注意。
“您看……”
音乐家并没有被法国乡野的美丽风景吸引，他有点儿僵直地靠在椅背上，扶着额角，如果不是眼镜后的目光突然一闪，雅克几乎以为对方快睡着了。科萨柯夫把手从前额上放下来，顺着雅克指的方向看去。一瞬间里，雅克似乎看到音乐家手心攥着一团亮晶晶的链子样的东西，“他一路在端详什么呢？”他想。
* * * * * * * * *
安德烈•；科萨柯夫站在大落地窗边，落地窗后面有一片小花园，科隆贝著名的双教堂钟塔正在把尖尖的影子从草坪转移到修剪过的玫瑰丛上。
“春天有过一场很晚的霜冻。”他望着稀疏的花苞想。科萨柯夫曾在基辅住宅的门前空地上汗流浃背地种过玫瑰，他和儿子马克西姆都很喜爱那几株适应了小亚细亚干燥气候的品种，花期很长，早晨散发出奇特的、带有沙棘气味的甜香。搬到莫斯科以后，他不再种任何植物，虽然分配给他的别墅有一个带漂亮铁篱笆的院子。
花园拥有一位严格的园丁，那些修理得如同士兵的常绿灌木，为攀爬植物竖立的高低错落的铁丝架子，四周不太起眼但是作用重大的排水管，都无声宣告着他的存在。科萨柯夫没有任何理由地认为，这是一个满头白发的瘦削的人。
屋里也有一种相似的气味，但是由于布置简朴而显得更隐晦些，科萨柯夫发现书架最上格和底格的书脊上，灰尘的清洁程度几乎完全一样，这让他突然想起沃洛佐夫。但米沙不是这样的，他回忆着博拉列夫斯基的私人办公室，当然，同样很注意保持整洁，但那不是他的天性。
当主人走进来的时候，科萨柯夫刚刚从花园的思绪里回过神来。照进屋里的阳光在地板上暖洋洋地踱着步，时间不慌不忙地跟在将军高大的影子后面，科萨柯夫本来准备见到一个老者，但是他很吃惊，这是一个异常魁梧、腰身笔挺的人，头发漆黑，向外下垂的眉毛和过大的鼻子，本来使他看上去显得愁眉苦脸，但是配上那双坚定的，甚至有点专横的褐色眼睛就完全不同了。
主人和客人简单地表达了欢迎与荣幸，雅克站在深居简出的战争英雄身边，由于激眼睛闪闪发光，翻译的腔调也有点可笑地尖细起来，。
将军在落地窗前坐下，正好背对着小花园。科萨柯夫想象中那个满头白发的瘦小的园丁烟消云散了，象钢笔插进笔帽，整齐的灌木、玫瑰、矮墙和没有小路的正方形草坪立刻找到了灵魂，将军的花园是他精神的严谨复制品。
“真是个好天气，希望旅途没让您太疲劳。您喜欢巴黎吗？”将军安静地说，他坐下去仍然很高大，与一口柔和轻快的法语很不般配。
“不，这不是一个隐居者，”科萨柯夫有点忧郁地想，“只有权力才能使人保持如此年轻。”
“巴黎，”科萨柯夫说。他看到了雅克紧张的眼睛，微微一笑，“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谁会不喜欢巴黎。许多城市值得为她们去死，而巴黎却值得为她而活。”
雅克松了口气，立刻试图用一个迷人的法国谚语翻译这个漂亮句子，然而将军打断了他，“听到您这么说很高兴。听说您是列宁格勒人？了不起的城市，没让德国人占到任何便宜。”
科萨柯夫淡淡地说，“用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俄罗斯的牺牲来责备巴黎是不公正的，仅仅因为希特勒没有毁了她。”
将军打量他片刻，突然孩子似地笑了，“您真坦率。冒昧地说，我这个老头子开始喜欢您啦。”
目瞪口呆的雅克没有插上嘴，因为他听到了将军在说俄语，虽然缓慢，并且带有含糊不清的口音。俄语！一个众所周知的传说是，战争中这位将军担任流亡政府领袖时，曾由于和盟国的冲突，发誓这辈子永远只讲法语。
科萨柯夫笑了笑，“谢谢”。他侧过脸去，也许由于角度的原因，他突然发现在将军背后，玫瑰花丛里有一支蓓蕾伸展了出来，他愣住了，四月有时会有玫瑰的早花，但是他看到的却是一支黑色花蕾。
黑玫瑰。
将军顺着科萨柯夫的目光扭头看去，不出声地笑起来。“怎么，您在巴黎没有听说今年最轰动的科隆贝黑玫瑰？难以置信，我们好客的马尔罗居然没邀请您去花卉博览会？”
雅克正想解释点什么，可是这次是科萨柯夫在他之前开口了，“我听说过中世纪威尼斯的两个家族——”
“16世纪，”将军纠正道，“萨乌里奥和卡瓦乔内，意大利最古老的两个花匠世家，为培育纯黑色玫瑰品种竞赛了四百年，作家赫拉东为此写过一个流行的蹩脚罗曼司。”
他回头转向雅克：“亲爱的孩子，谢谢你。不过请让我们单独交谈几分钟不介意吧？”
雅克沮丧地想我早就知道了，但是将军和蔼地拍拍他的肩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递给他，“我想你会喜欢的。”
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主人和客人似乎都不太健谈。一只灰背杜鹃从松树上飞下来，蹦蹦跳跳落到窗外台阶上，歪过小脑袋好奇地盯着玫瑰花丛。将军用宽大的指节重重敲了下玻璃，杜鹃悻悻地看了他一眼飞走了。
“您知道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吗？”将军不知为什么又说起了法语，不过慢而清晰，“卡瓦乔内家族的末代后裔，一个天才的园丁，花了毕生精力终于培植出历史上颜色最深的花蕾。当时这个人已经年迈体衰，积蓄用光了，还借了债，但是这笔四百年来没人能领走的奖金看来一定属于他了……”
连绵不绝的洪亮钟声打断了将军，教堂的弥撒结束了，戴白色便帽的女人们领着孩子走到街上，喧闹地彼此告别。一个穿海军衫的男孩向花园的方向快乐地大叫着什么。
“这孩子的麻疹好了，”将军向窗外看了一眼，从桌子上拿起电话：“佛朗索瓦，请把上次那支钢笔派人送给小皮埃尔，对，费尔迪特拉家那个——不，今天我不见政府里的任何人，明天也不见——阿尔及尔？法国政府在巴黎，他们纠缠我这个老头子干什么——不需要谁来看望，难道我在生孩子吗？”
科萨柯夫把头转开再去寻找那朵黑玫瑰花蕾，可没有成功。阳光有些强烈，他的视线中浮现出一些跳跃的白色光点。
“我的老朋友沃洛佐夫元帅身体好吗？”毫无预兆地，将军突然在他身后问。
科萨柯夫转过头来，静静地凝视着他。“还好，谢谢您。”他停顿了片刻，“元帅问候您，并且托我把这个转交给您。”
将军从抽屉里取出一只老式单片眼镜戴上，以老年人的慢吞吞的姿态打量着这个细巧的银色小十字架，“我已经40年没见到它了。您相信吗，我母亲的祖父曾经带着它，在拿破仑战争中去过莫斯科呢。”他抬起头来，水晶镜片上光芒一闪，仿佛随意问到一个老朋友似的。“听说去年你们给他恢复了名誉？”
科萨柯夫看不清楚将军在眼镜后面的目光，他踌躇了一下，忽然觉得茫然，怎样才叫恢复一个人名誉？仅仅因为《真理报》上又出现了死者的名字，而且以一种古怪含糊、不能细究的腔调？
他迟缓而干涩地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将军冷笑了一声，“哪种意义？在苏联，人们是用这种对待娼妇的态度对待玷污过的回忆吗？昨天在学校里告诉孩子们——“该死的叛徒”，今天呢——“搞错啦，敌人陷害了这个不走运的家伙”，象从黑板上抹去粉笔字一样轻巧。”
一瞬间——只是很短的一瞬间而已，科萨柯夫感觉到，漫长的生活中逐渐附丽在对方身上的层层外壳，英勇的将军、精明的领袖、严肃的园丁和他有点刻意表现出来的简朴隐士，奇妙地爆裂开了。裂缝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最初那个人——一个暴躁而诚挚的、有点傲慢的多血质高卢青年。
这个青年，和米沙在寒冷的巴伐利亚军官战俘营里一起排队领稀薄而热乎乎的菜汤，喝偷偷藏起来的德国烧酒，用法语、俄语和德语热烈辩论装甲作战的发展前途，为政治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也许他们还打过几架，又在拥抱中和好……他帮他逃跑，以年轻人的天真自信，预言彼此的远大前程。正是眼前这双筋骨纠结，打赢了战争，又种了很多年玫瑰的花匠的手，把这枚小小的、孩子气十足的纪念品挂到朋友的脖子上。
科萨柯夫知道，30年代米沙来过法国，他不知道他们是否见过面，但他希望没有。在青春里分手的朋友，只适合在垂暮相逢，只有这两个阶段的人们才感受得到不受损伤的生活真谛，前者用心灵，后者用经验。他一直没有机会知道这个答案。十年前将军访问莫斯科时，他也曾作为艺术名流列入官方招待会的名单，在最后一刻斯大林亲自划掉了他的名字。
将军摘下眼镜，在抽屉里寻找了片刻，最后找到一只漂亮的小丝绒盒子，把里面的亮晶晶的东西（科萨柯夫觉得那大概是不知哪个国家颁发的勋章）掏出来随手扔到一边，将小十字架放进盒子里，仔细地整理好链子。他抬起头，将盒子递给安德烈。
“我认为它还是放在俄国更好些，既然已经呆了那么些年。请转告沃洛佐夫，欧洲胜利日存下的葡萄酒